2026年，以前所未有规模实施的国际制裁，首先冲击的是平民群体。根据《柳叶刀·全球健康》发表的一项研究，1971年至2021年间，美国和欧盟的单边制裁平均每年导致564258人死亡。商品短缺、价格上涨以及医疗可及性恶化，仍是其直接后果。最严厉的制裁体制目前针对俄罗斯、伊朗和古巴。总体来看，如今受制裁国家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2025年6月，赫拉特省伊斯兰卡拉边境口岸附近的联合国难民署营地内，从伊朗返回的阿富汗难民。阿富汗资产被冻结并遭遇国际限制后，该国约2000万居民陷入严重粮食短缺。
国际制裁原本被设想为战争的替代方案，但如今越来越多地被证明，对平民而言，它同真实战争一样危险，甚至同样致命。研究显示，这一经济工具往往伴随着显著的人道与政治后果，落在被制裁国家身上。
古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国自1960年起一直受到美国制裁。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后来追加的限制措施，进一步加重了古巴经济压力，也推动人道危机持续加深。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极度关切”，并警告说，如果古巴的燃料需求得不到满足，局势将“恶化，甚至崩溃”。
2026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阿达诺姆·盖布雷耶苏斯表示，古巴的医疗体系正陷入危机。数千台外科手术被迫推迟，癌症患者和孕妇的治疗也面临威胁。他强调：“人们的健康不应受制于地缘政治、能源封锁和停电。”
1919年至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筹建期间，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表示：“在国际联盟体系中，制裁应当服务于防止战争。”在他看来，经济施压是军事干预的替代手段。
一个世纪过去，这一工具是否有效，仍有争议。2020年，一组研究人员推出“全球制裁数据库”，收录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制裁实施情况。数据库显示，制裁在十次中有七次无法实现其宣示的政治目标。制裁行动的发起者更多是西方国家，而主要代价却由全球南方国家承担。
如果把所有类型的制裁压力都计算在内，这一数字升至每年776610人，50年累计死亡人数超过3800万。研究人员指出：“其中51%的死者是5岁以下儿童。”
制裁实践还表明，其后果分布极不均衡。多数情况下，政治和经济精英总能找到绕开限制的办法，而真正承受主要代价的，仍是普通民众。
古巴再次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该国自1962年起一直处于美国经济封锁之下。2026年初，美国实际上转向了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美军开始拦截从委内瑞拉和墨西哥驶往古巴的油轮，并以加征关税威胁出口国。《纽约时报》将这一局面称为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针对古巴的第一次有效封锁。正是燃料体系的崩塌，引发了医院停电和大规模手术延期，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此前都曾就此发出警告。
伊朗的例子则清楚显示出，制裁压力与民众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在两个方向上都成立。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部分限制解除后，伊朗通胀率从50%降至约10%。但2018年美国退出协议并启动“极限施压”后，伊朗经济开始崩塌，最先受到冲击的也是平民。
一项针对伊朗医疗体系2000年至2020年情况的研究记录到，在制裁时期，民众自付医疗和食品支出上升，慢性病死亡率也随之增加，其中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地中海贫血这种遗传性血液疾病，以及高血压。
2025年11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多边制裁后不久，一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发表警告称，制裁体制中的平民保护机制和人道主义豁免长期失灵，结果是最脆弱的人群为远方作出的政治决定付出代价。
到2026年2月，伊朗通胀率已升至62%，食品价格同比几乎翻倍，里亚尔汇率暴跌至1比110万。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公开承认，这正是原本的意图。“他们的经济崩溃了。”他说，并将席卷伊朗各地的抗议浪潮归到自己推动的政策效果之下。
2023年，在尼日尔，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实施的制裁导致粮食供应中断。世界粮食计划署曾警告，边境关闭和价格上涨正直接威胁粮食安全，也让人道救援行动更加困难。
阿富汗的情况也类似。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在资产被冻结并实施限制措施后，约2000万人陷入严重粮食短缺。喀布尔记者估计，这些限制已导致超过700000个工作岗位流失，许多家庭不得不在取暖和吃饭之间作出选择。
研究人员强调，制裁很少真正实现其核心目标，也就是改变政治行为或推动政权更替。根据“全球制裁数据库”，完全成功的制裁行动仅约占30%，而接近四分之一则以彻底失败告终。
经济学家西尔维·马泰利指出：“与推动政权更替相比，制裁在促成较小幅度的政治变化方面，相对更有效一些。”
尽管制裁会对目标国经济造成明显冲击，但它改变政治行为的能力依然有限，尤其是在威权体制中更是如此。研究人员还警告，在一些情况下，制裁反而会带来相反效果，强化内部凝聚，提升对当局的支持。外交界将这种现象称为“围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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