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5日，有着“小解放区”之称的清华园获得了解放。
应该指出的是，清华大学那时有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整个内战时期，学校的师生都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活动的。
当解放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集体都坐不住了，纷纷闹着要转系，或者是去参加革命。
不过，作为全中国最高学府，学校自然是对学生的心理状态很是关注。
图|钱三强
当时在清华大学执教的都是全国最有学问的那批人，他们认为既然全国解放在即，未来中国势必还需要具备文化学识的人来建设，学生们都跑去参加革命，那学业怎么办。
时任清华物理系主任的钱三强受学校委派去做学生的工作，要他们安心在学校学习，据当时在清华的何祚麻院士回忆，钱三强当着所有学生的面，畅谈对未来新中国建设的愿景，讲到情深处时也忍不住心潮澎湃：
“要知道，中共是人民政府。一个人民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然会发展原子能。到那个时候，不要说你们班上这些数量有限的学生，再加十倍也不够！”
事实上，这还真不是钱三强给学生们画饼，他回国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
一
钱三强回国是在1948年5月，他的老师就是约里奥-居里夫妇。
一开始我以为钱三强的老师就是居里夫人，后来发现不对，居里夫人去世于1934年，而钱三强去法国留学是1937年，两个时间对不上。
后来才知道，钱三强的老师实际上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她和丈夫结婚以后，她的丈夫也改姓为约里奥-居里，夫妻两人都是核物理学家。
年轻时候的钱三强受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影响，考虑上大学时学工科，后来才改为物理学，1937年钱三强赴法国留学，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学习核科学。
“在年轻人心目中，诱人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学科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
1947年，钱三强已经担任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那时北平的数所大学也抛来了橄榄枝，邀请钱三强回国任教。
钱三强所面临的是和钱学森等大多数科学家一样的选择。
当时，钱三强并没有犹豫，欣然接受了国内的邀请。
1948年5月，钱三强回到中国，并受聘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并担任所长。
自始至终，钱三强都记得父亲在他出国前跟他说的一句话：
“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
钱三强出国时，恰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忧愤成疾，他特意在这个时候同儿子讲这番话，用心之良苦，可想而知。
钱三强后来并未辜负这份期待，他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核科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不过，那时国内几乎没有研究核科学的条件，据钱三强后来回忆：
“全所只有五个人，除了我当时兼任所长，还有研究员何泽慧……当局每月拨给的全部经费，只够购买十几只真空管；实验室内空空荡荡，仪器设备奇缺。我们只好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跑旧货摊、废品站。我们还从天桥拍卖行买回一台旧车床，自己制作一些简单仪器。”
除了外部条件外，最关键的人才也很匮乏。
那时国内已经有了初步研究原子能科学，但力量过于分散，各家都有一定的基础，可是哪一家的实力都不足够，钱三强最初想整合这些力量，却并没有得到响应。
一直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钱三强的想法才算是实现。
二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同年4月20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
当时，中共中央也要选派一个代表团赴巴黎参会，钱三强也被定为成员之一。
钱三强听说这个消息后大喜过望，决定趁着这次难能可贵的出国，想托在巴黎的老师居里夫妇选购一批核科学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技术资料。
想到这里，钱三强立马找到了时任代表团副秘书长的丁瓒：
“这次咱们去巴黎参加和平大会，能否设法带上一些外汇？我想委托我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先生帮助购买一些核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技术资料。机会难得，因为在法国有我老师疏通，事情会好办一些，而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卖给我们这些高科技设备的。”
丁瓒一开始还对钱三强的想法十分赞同，可一听他所需要的外汇高达20万美元，立马有些犯难：
“意见我可以向上反映，但怕很难办到。”
20万美元即便是在今天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何况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国家建设各方面需要的资金都不是小数目。
钱三强也自觉自己太过书生气：
“战争还没有停息，刚解放的城市百废待举，农村要生产自救，经济状况何等困难，国家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购买科学仪器呢？”
等了三天，钱三强自己都感觉没什么希望。
就在代表团启程前，钱三强突然接了一个电话，叫他到中南海去。
在怀仁堂附近一间小房子里，钱三强见到了一个中年人，后来经过自我介绍，他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
李维汉一见钱三强，就热情的打招呼：
“钱三强教授，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了，你在法国的科研成就非常卓著，这也是我们这些留法学生的光荣啊！今天约你来，是商量一下你的建议，中央领导研究过，周恩来认为你的建议很好，表示给予支持。在代表团的款项内，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
“你是代表团成员，和代表团秘书长刘宁一又熟悉，用款时，你们商量着办就成了。”
钱三强听到中央支持他的建议，也十分动容，可真正令他感动的是他后来拿到这五万美元的时候。
据钱三强回忆：
“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中它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
这些钱之所以散发着霉味儿，是因为它是在北平解放时，由解放军从接受的一家旧银行发现的，总数大概有十多万，当时这些钱堆在潮湿的金库里，所以才有些发霉。
钱三强也下定了决心，要把这笔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不过，后来又出了个意外，导致了一些变故。
三
1949年3月29日，中国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乘火车前往巴黎赴会。然而途中，代表团却突然收到法国当局拒绝为他们发放签证的消息。
钱三强吃了一惊，还以为自己此行怕是难以实现目的。
关键时候，钱三强的老师发力了。
约里奥-居里先生是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主席，当时就在法国巴黎主持会场工作，一听说法国当局不给中国代表团发签证，当即决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设立了分会场，还用广播器把长途电话的声音扩大，使出席分会场的人也能听到主会场的声音。
不过，因为签证办不下来，钱三强也无法带着资金出国购买仪器设备，因此他将钱款分别给了在法国巴黎的约里奥-居里先生和有“二杨”之称的“法杨”的杨承宗和“英杨”的杨澄中。
通过各方面的渠道，钱三强采购了不少技术资料以及科研设备。
同年年底，毛主席赴苏联访问，并受邀观看了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
考虑到当时美国、苏联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毛主席也决心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
1950年5月19日，经过毛主席批准，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由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次年吴有训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正式出任物理研究所所长。
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在浙江大学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都是被钱三强“挖”到物理研究所的。
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之初仅有十几个人，可在钱三强不遗余力的从各处搜拢人才，短时间之内就发展到了一百多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
“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后来在在《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深情回忆：
“作为所长，钱老大度无私，知人善任。钱老想方设法为来所人员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施展才华。在经费、仪器分配上，他总是从全局出发，尽可能先支持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则要求业务骨干节省经费和器材。”
1953年，钱三强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选派赴苏联的代表团参观。
当时参观的各流程中并没有安排参观原子能机构的项目，钱三强意识到这时一个问题，于是就向当时在苏联的周总理（来吊唁斯大林）反映情况。
经过周总理与苏联方面沟通以后，苏方同意中国参观苏联的原子能机构。
也是在参观的过程中，钱三强与时任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是“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建立了友好关系，钱三强的导师约里奥曾经参观过他的实验室。这层关系让库尔恰托夫对钱三强有了亲近感。
除此之外，钱三强还偶遇了曾在居里实验室相识的斯科别理琴院士，言谈间钱三强用法语小心的询问：
“苏联是否有可能帮助中国建造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
随着后来地质勘探，中国发现数量不菲的铀矿，这位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奠定了一个基础。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钱三强受邀参加，他把口袋里揣着的铀矿石当场拿出来，盖革计数器当场就发出了嘎、嘎、嘎的响声。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做出了发展原子能的的指示，钱三强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回来后就着手成立了中子物理研究室。
1958年9月27日，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在北京房山坨里正式移交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一器”。
在苏联援建的过程中，钱三强汇聚了一大批中国顶尖的科学家参与其中，这其中就包括推荐了邓稼先参与核武器的理论设计。
1962年9月，邓稼先领衔的团队完成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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