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君平时巴蜀易学代表人物，本期小编遵循“孤证不立”的多重证据原则，查阅典籍文献与方志史料，将严君平从传说与碎片化记载中，还原为一个思想深刻、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然而，研究亦存在明显局限，亟待未来探索。本文不涉迷信，重在正本清源的文化传播，欢迎读者留言探讨交流。 编者按
第一章：生平钩沉
《汉书》与《华阳国志》中的严君平
严君平，本姓庄，名遵，字君平，是西汉晚期蜀郡成都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隐逸思想家。其生平事迹的最早、最权威记载，见于东汉班固所撰《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该传以简练而庄重的笔触勾勒出严君平的核心形象：“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 这段文字不仅是严君平生平的基石，更构建了其“以卜为教”的独特人格范式。他并非以占卜为谋生之术的江湖术士，而是将“贱业”升华为“惠众”之德行的道德实践者。其每日仅售数卦，得百钱即止，非为吝啬，实为“知足常乐”之哲学外化，其“闭肆下帘”之举，标志着从市井教化者向深研哲思者的身份转换。其著作《老子指归》的诞生，正是这一精神转向的结晶，标志着他从个体的道德实践，走向了系统性的哲学建构。
严君平画像/图源四川省情网
《华阳国志》作为东晋常璩所著的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其《蜀志》部分对严君平的记载，与《汉书》形成关键性互证与深化。常璩以“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十六字，精准概括了严君平的性情与学术根基。此记载首次明确将“专精大《易》”置于其学术核心，超越了《汉书》中“依老子、严周之指”的模糊表述，确立了严君平作为易学大师的独立地位。其“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的行为模式，与《汉书》的“依蓍龟为言利害”完全一致，但“假蓍龟以教”四字，更凸显其占卜行为的工具性——蓍龟非为预测吉凶之术，实为“教化”之媒介。《华阳国志》更进一步记载：“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慈和。” 这一描述，将《汉书》中“因势导之以善”的抽象原则，具体化为可操作的伦理教化实践，揭示了严君平如何通过日常占卜，将儒家忠孝伦理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相融合，从而实现“风移俗易”的社会教化功能。其“日阅数人，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 的记载，与《汉书》的“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形成闭环，共同构建了严君平“市井卖卜—归隐著述—思想传播”的完整生命轨迹。《华阳国志》的“为道书之宗”四字，更赋予《老子指归》以超越个人著作的宗派性地位，奠定了其在道家思想史上的不朽价值。
地方志中的籍贯与遗迹
正史勾勒了严君平的精神轮廓，而四川地方志以其详实的地理与人文记载，为其生平提供了可触可感的物质空间与地方记忆。关于严君平的籍贯，历代文献众说纷纭，主要存在临邛、郫县、彭州丽春镇三种说法。《汉书》仅称“蜀郡”人，未明具体县邑。《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三明确记载：“严遵，字君平，临邛人，卖卜于成都市。” 此说为后世方志所沿袭，如《嘉靖四川通志》亦引此说。然而，更详尽的《嘉庆四川通志》卷四十五则引明代《名胜志》云：“严君平故里在（邛）州东十五里，地名万石坝。” 这一记载将籍贯具体化到临邛县（今邛崃市）的万石坝，并明确指出其墓葬亦在此地，为“临邛说”提供了有力的地理支撑。与之相对，以郫县为籍贯的说法同样源远流长。《华阳国志》虽未明言籍贯，但其记载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而其主要隐居著述地“横山”（又称平乐山）即位于今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此地自古为郫县辖境。《嘉靖四川通志》卷四十五亦有“严君平故里在郫县”之说。
成都君平街实景
《蜀中广记》虽未直接记载籍贯，但其《严遵传》中关于张骞携“支机石”问于严君平的传奇故事，其发生地被设定在成都，亦暗示其活动中心在成都平原腹地。彭州丽春镇之说，则多见于后世民间传说与部分笔记，如百度百科条目多引此说，但缺乏早期方志的直接文献支持，其可靠性相对较低。综合来看，临邛与郫县两说均有坚实文献基础，或可理解为严君平早年居于临邛，后迁居郫县横山，其生平活动覆盖了整个蜀郡核心区域。
成都“支矶石”旧照/图源四川省情网
地方志对严君平遗迹的记载，构成了其历史记忆的物质网络。成都的“君平街”是其最广为人知的纪念符号。《蜀中广记》与《太平寰宇记》均提及此街名，其命名直接源于严君平在成都“卜筮于市”的历史活动。更为具体的“支机石街”之名，则源于《蜀中广记·严遵传》所载的传奇故事：汉使张骞出使西域，得一石，归而问于严君平，君平识为天上织女支机石，此石后被置于成都，街名由此而来。此传说虽具神话色彩，但其流传之广，足以证明严君平在成都人心目中“通晓天机”的神圣形象。
第二章：著作考源
文献版本流传
严君平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于其哲学巨著《老子指归》。该书作为现存最早系统阐释《老子》的完整注本，其流传脉络与版本变迁，是考证其真伪与思想价值的首要路径。然而，这部著作的流传史，是一部充满断裂、散佚与重构的漫长过程。
《汉书·艺文志》未著录《老子指归》，此一缺漏常被后世疑古者用作质疑其为伪书的依据。然《三国志·秦宓传》中，李权与秦宓论学时明确提及：“仲尼、严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此为“《指归》”之名最早见于正史的铁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亦载：“著《指归》，为道书之宗”，进一步确立了其在汉代思想史上的权威地位。自此，《指归》之名始为后世所知。
历代史志目录对其卷帙记载纷繁，折射出文本在流传中的巨大损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一卷，新、旧《唐书·经籍志》则记为十四卷，至《宋史·艺文志》已降为十三卷。这一卷数递减的趋势，清晰地表明了该书在唐宋之际已开始大规模散佚。至元代，前六卷（即《道经》部分）已完全亡佚，仅存《德经》部分（第七至十三卷）。明代胡震亨辑刻《道藏》时，所收《道德真经指归》即为残本，仅存七卷，内容仅涵盖《老子》第38章至第81章，即后半部《德经》。今通行本《道藏》本（《道藏》第376-377册）即源于此，是现存最完整的版本，但已非原貌。
清代学者在辑佚方面有所努力，但未能恢复全本。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樊波成校勘整理的《老子指归》，以《道藏》本为底本，广泛参校《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等，并结合《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类书所引佚文进行辑佚补缺，力图复原其“章句体例”。此版本虽非全帙，但为现代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文本基础。有学者提出，今本《老子指归》实为严君平《老子章句》的残存部分，其中包含了原属《老子注》的文本。这一观点暗示，严君平的注释工作可能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后世因版本流传而将其拆分为《注》与《指归》两书，实为后人之误分。因此，对《老子指归》的考辨，必须将其置于严君平整体注老体系中进行审视，而非孤立看待。
真伪之辨
自明代以降，随着考据学的兴起和疑古思潮的蔓延，《老子指归》的真伪问题成为学术焦点。部分学者因其文风古奥、思想深邃，且与《汉书》所载“著书十余万言”之简略描述不符，加之文本在宋代后散佚严重，遂疑其为后人（或为魏晋玄学家）掇辑、伪托之作。这种怀疑在明清时期一度影响了该书在哲学史著作中的地位，使其长期被边缘化。
然而，20世纪以来，尤其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的出土，为《老子指归》的真伪问题提供了决定性的实证。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其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68年，早于严君平生活的西汉晚期。学者李学勤、严灵峰、郑良树等通过对帛书《老子》与《老子指归》文本的细致比对，发现二者在章节次序、文字异同、思想倾向上存在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例如，《老子指归》将《老子》分为“上经”（德经四十章）与“下经”（道经三十二章），其分章逻辑与帛书本的“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结构完全吻合，而与后世通行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八十一章本截然不同。这一结构差异，恰恰证明了《老子指归》所依据的《老子》文本，是汉代早期的古本系统，而非后世通行本。若《指归》为魏晋人伪作，其不可能精准地复原一个早已被遗忘的、早于其时代近四百年的古本结构。
此外，《指归》中大量使用“神明”、“太和”、“玄同”等概念，其哲学语境与汉代黄老思想、阴阳五行学说高度契合，与魏晋玄学“贵无”、“崇有”的论争语境有明显区别。其“以老释老”的诠释方法，即不依赖外在的儒家或佛家概念，而是以《老子》自身的语言和逻辑来阐释《老子》，这种纯粹的道家诠释风格，也与魏晋时期王弼、何晏等人援引《周易》、玄学概念解《老》的路径大相径庭。这些思想内核的差异，构成了强有力的“时代指纹”，证明《老子指归》的主体思想与语言风格，确系西汉晚期的产物，而非后世的仿作。现代学界主流观点已彻底摒弃了“伪书说”，转而承认《老子指归》是“汉代道家思想的活化石”，是研究汉代哲学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献。
易学与道家哲学融合
《老子指归》之所以能被《华阳国志》誉为“道书之宗”，并深刻影响扬雄、王弼乃至魏晋玄学，其核心在于它成功地将《周易》的象数思维与《老子》的形上哲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融合，构建了一个以“自然为本”的宏大宇宙论与人生论体系。
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将《周易》的阴阳、数理观念作为阐释《老子》的结构性框架。《老子指归》的“说目”部分（即全书的纲领性序言）明确提出了“上经配天，下经配地”的分章原则，并运用“阴道八，阳道九”的术数规则进行推演：“以阴行阳，故七十有二首”（八乘九得七十二），“以阳行阴，故分为上下”（九拆为五与四，五乘八得四十，四乘八得三十二）。这种将《老子》八十一章（实际为七十二章）的结构，完全建立在《周易》的阴阳数理基础之上，是汉代“天人感应”、“象数之学”盛行的典型体现。它超越了简单的文字训诂，将《老子》的“道”提升为一个可被数理模型所描述的宇宙生成与运行法则。
在此框架下，严君平对《老子》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易学化重构。他将“道”阐释为“神明”与“太和”的统一体。“神明”一词，直接源于《周易·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被严君平赋予了“道”的精神性向度，指代宇宙间无形而能生万物的灵妙力量。“太和”则取自《周易·乾卦·彖传》“保合太和，乃利贞”，被用来描述阴阳二气交感、万物和谐共生的终极状态。严君平认为，“道”通过“神明”生“太和”，“太和”生“气”，“气”结成“形”，从而完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序列。这种阐释，将《老子》的“无”与“有”、“一”与“万物”的抽象思辨，转化为一个清晰的、可被阴阳五行所解释的动态生成过程。
其“以老释老”的诠释方法，亦在易学语境中得到深化。严君平不满足于对《老子》字句的解释，而是追求其“指归”——即根本意旨。他大量援引《庄子》、《周易》的原文与思想，进行跨文本的互证与会通。例如，他将《老子》“无为”思想，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观”、“应”观念相联系，认为真正的“无为”并非消极不作为，而是如天地般“因循自然”，顺应“神明”与“太和”的内在节律，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境界。这种融合，使得《老子指归》既保持了道家的超越性，又获得了易学的系统性与实践性，为后世“贵无”、“重玄”等玄学理论的萌发，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严君平著作辑佚述略
严君平的学术贡献，远不止于《老子指归》一书。据《汉书》载其“著书十余万言”，《华阳国志》称其“专精大《易》”，其学术体系应更为宏大。后世文献中，尚有其《老子注》与《易经骨髓》两部重要著作的零星记载，虽已亡佚，但通过辑佚，仍可窥见其思想全貌的冰山一角。
《老子注》的记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有学者认为，《老子指归》与《老子注》本为一书，后因流传而被后人拆分。今本《老子指归》中，部分章节的注释体例与“说目”部分的理论框架高度统一，其文风与《指归》主体一致，这为“指归即注”之说提供了有力支持。2013年樊波成校勘本即尝试将《指归》视为包含《老子注》的完整《老子章句》。此外，《蜀中广记》引《老子指归》佚文云：“肝胆为胡越，眉目为齐楚”，“生不枉神，死不幽志”等，这些充满哲理的警句，极有可能原属《老子注》的正文，其语言风格与《指归》的“指归”体例迥异，更接近于直接的注解。这些辑佚片段，证明严君平的注释工作，既有宏观的体系建构（《指归》），也有微观的文本训释（《注》），二者相辅相成。
至于《易经骨髓》，其名仅见于《汉书》注疏及后世方志的转引，如《太平寰宇记》、《蜀中广记》等均有提及。其内容已完全散佚，无一字存世。然而，从《华阳国志》“专精大《易》”的明确记载，以及《老子指归》中对《周易》象数体系的娴熟运用，可以确信，严君平必有系统研究《周易》的专著。《易经骨髓》之名，暗示其内容并非泛泛的占卜之术，而是对《周易》核心义理、阴阳变化之“骨”与“髓”的深刻挖掘。其思想，正是《老子指归》中“以易解老”这一独特方法的理论根基。严君平的易学，是“道家易”而非“术数易”，他将《周易》视为理解宇宙运行规律的哲学工具，而非预测吉凶的占卜手册。《易经骨髓》的亡佚，是汉代易学史上的一大损失，但其思想精髓，已通过《老子指归》这一不朽著作，得以流传后世，成为巴蜀易学“尚象”、“尚变”传统的源头活水。
第三章：易学传承
扬雄与严君平渊源
严君平与扬雄的师徒关系，是汉代巴蜀思想史上最为关键的学术传承链条之一。这一关系并非后世附会的传说，而是由多重权威文献共同构建的坚实史实。其核心证据，首推东汉班固《汉书·扬雄传》中“扬雄少时从游学”的明确记载。此句虽简，却如史笔之锚，将两位思想巨匠的生命轨迹紧密相连。扬雄自幼“博览无所不见”，其学术根基的形成，必有师承之功。而严君平“闭肆下帘而授《老子》”的隐居讲学状态，正为扬雄提供了远离政治喧嚣、潜心哲思的理想环境。据《蜀中广记》及《汉唐巴蜀易学研究》等文献推断，扬雄曾于郫县平乐山（又称横山）严君平的“读书台”中苦学八年，此地遂成为巴蜀早期私学的重要发源地。
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扬雄本人的著作《法言·问明》。其中“蜀庄沉冥，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一语，是扬雄对恩师最深情、最崇高的评价。“蜀庄”即严君平（因避汉明帝刘庄讳，后世称严遵），“沉冥”二字精准概括了其深沉玄默、不求闻达的隐逸风范。扬雄将老师比作“蜀之才之珍”，其价值之高，甚至超越了传说中的随侯珠、和氏璧——这两件代表人间至宝的珍物，在严君平的人格光辉面前黯然失色。这种评价，绝非泛泛的客套，而是基于长期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后，对老师精神境界的深刻体认。扬雄在《法言》中反复强调“不作苟见，不治苟得”，这正是严君平“日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行为的哲学升华，是师徒二人共同信奉的“知足常乐”、“不慕苟得”的人生信条。这种思想的直接传递，构成了师承关系最核心的伦理纽带。
因此，扬雄的“西道孔子”之誉，其思想源头，实可追溯至郫县横山之上，那位每日仅售数卦、闭门授《老》的隐士。师徒二人，一为“市井隐者”，一为“京师鸿儒”，其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汉代巴蜀“尚隐”、“尚玄”思想传统的双子星。
第四章：巴蜀易学传统
严君平在思想史上的核心贡献，是开创性地将《周易》的象数思维与《老子》的形上哲学进行系统性融合，构建了“道家易”的理论范式，成为汉代黄老之学的集大成者，并为魏晋玄学的“贵无”“重玄”之风埋下伏笔。这一融合，不仅塑造了《老子指归》的文本结构与核心概念，更奠定了“易学在蜀”的学术基因。
严君平作为西汉晚期巴蜀地区的思想巨擘，其历史地位与文化贡献已通过多重证据链得到充分论证。他并非一个简单的隐逸卜者，而是一位以市井为道场、以卜筮为教化、以著述为立宗的哲学家。他开创性地将《周易》的象数体系与《老子》的形上哲学深度融合，构建了以“神明”“太和”为核心的“道家易”思想体系，其《老子指归》是汉代黄老道家思想的巅峰之作，直接孕育了扬雄的《太玄》，并为魏晋玄学的“贵无”“重玄”之风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作为“易学在蜀”的奠基人，其“不作苟见，不治苟得”的精神，深刻塑造了巴蜀文化“隐逸”与“创新”并存的独特气质，使蜀地成为汉代以后中国易学研究的重镇。
严君平的一生，是“隐”与“显”的辩证统一。他隐于市井，却使思想之光穿透千年；他不求闻达，却成为巴蜀文化的精神坐标。本研究的终点，亦是新探索的起点。对严君平的持续研究，不仅是对一位古代哲人的追思，更是对中华文明中“隐逸智慧”与“创新精神”这一永恒主题的深刻体认。（完）
责编：梅园居士
编辑：元慧 小冉
校审：多宝道人
出品：正源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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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老子指归》《华阳国志》《汉书》《太平寰宇记》《嘉靖四川通志》《蜀中广记》《严遵传》《蜀中广记·严遵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道藏》《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周易》《隋书·经籍志》《老子注》《汉书·扬雄传》《汉唐巴蜀易学研究》《法言·问明》《太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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