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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宁年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的王安石应好友曾巩之邀， 为南昌重修的旌阳祠（即铁柱万寿宫）撰写了《重修许旌阳祠记》 。
这篇文章通过记述许逊的事迹，清晰地勾勒出了王安石心中的好官标准，同时尖锐地批判了独善其身、追名逐利的伪士人。
千年之后，我们重读这篇文章更能深刻感悟到，王安石笔下的好官，与新时代好干部亦有诸多相通之处，二者共同坚守为政之本、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实干担当、涵养修身之德。
王安石《重建许旌阳祠记》。摘自清乾隆五十九年《南昌县志》
01 文章背后的君子之交
这篇文章的书就，离不开王安石与曾巩的君子之交。 曾巩在洪州知州任上正遇洪州瘟疫流行，他迅速采取措施，下令各县衙门，储备医药，及时救助病人；同时救济贫民，减少民间疾苦，有效地控制了瘟疫。
洪州抗疫的显著成效，诠释了曾巩是一位勤政务实、一心为民、科学施策的好官。
曾巩上任不久，在看到旌阳祠破败不堪，百姓难于祭祀许逊后，决定重修祠宇。在他的主持修建下，旌阳祠很快就修好了。于是，曾巩写信给王安石，恳请他为焕然一新的旌阳祠撰写祠记文章。
明万历十六年《新修南昌府志》中的铁柱万寿宫
曾巩比王安石大两岁，都属于现在江西抚州人，还是亲戚。但两人相识，不是在江西老家，而是在京城参加国子监考试时相识。那场考试，王安石考中了，曾巩落榜。一个得意，一个失意，但这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朋友。
王安石性格执拗、怪异，很难与人相处，而跟曾巩倒和谐融洽，交往不断。王安石在写给曾巩的诗《寄曾子固》中，开篇即曰 ：“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 可见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他们惺惺相惜，彼此推崇、彼此成就。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他自己还没考上功名，却多次写信给自己的恩师，推荐已经做官的王安石。
曾巩觉得，王安石是继孟子、韩愈之后难得的儒学传人。王安石视曾巩为一生挚友，认为曾巩是当世真正让他敬重的人。
王安石自从罢相退居南京后，很少再写应酬性的祠庙记文。面对曾巩的邀约书信，他又不好回绝。他思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最终决定撰写这篇文章。
王安石像轴（左），来源江西省博物馆。曾巩像（右），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既缘于他与曾巩的深厚友谊，又有感于许逊、曾巩等人的“为官之道”。当然，他内心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来阐述自己心中好官的标准。
02 道破官场弊病，痛斥“伪士人”
《重修许旌阳祠记》全文只有 500余字，却句句戳中要害，狠狠点破了当时的官场弊病。
在文章开头，王安石对士大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尖锐地批评了士人只知独善其身、不愿济世安民的风气。王安石痛斥道： “自古名德之士，不得行其道以济斯世，则将效其智以泽当时，非所以内交要誉也，亦曰士而独善其身，不得以谓之士也。”
意思是 自古以来，但凡有名望、有德行的士大夫，就算没有办法推行治国理想去拯救天下苍生，也会尽其所能施展才干，造福世人。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拉拢人脉、博取虚名，而是因为读书人如果只顾保全自己、不问世事，就不配称作真正的士大夫。
然后，他又批判了荒废修身济世的根本学业，沉溺在雕琢字句、注解经书这种细枝末节里的“伪士人”。文章称， “后世之士，失其所业，糜烂于章句训传之末，而号为颖拔者，不过利其艺以干时射利而已。”
王安石认为这些人号称聪慧，不过是凭借浅薄学识迎合世俗、谋取私利罢了。
03 为官须怀为民之志
文章第二段就回到这篇祠记的主人公许逊的事迹，但王安石没有只谈道家“神仙方术”，而是着重谈许逊的“为官之道”。王安石认为许逊就是一个好官， “有惠及于邑之民” ，实实在在地造福了当地百姓。
2021年10月，重建后的铁柱万寿宫
许逊在旌阳县当县令的时候，瘟疫流行，他在水中栽种青竹，让感染瘟疫的人取水饮用，病患很快痊愈。王安石认为这难免带有一些方术的色彩，但更多的是许逊至诚之心感召而来的成效。
灾民因缴不上税而被监禁，许逊把黄金藏在菜地里，让这些灾民来此锄地，挖出的黄金就归他们所有，从而抵税，免于监禁。王安石认为这是许逊对百姓是广施恩德。
许逊在南昌时候，斩杀蛟龙、兴修水利、根除水患，让南昌百姓免遭洪水淹溺之苦，这些功绩，大都是依靠他济世安民的远大志向才得以完成。
从而，文章在此抛出核心名句：志之所至，智亦及焉。
意思是心志所能抵达的地方，智慧与能力也会随之抵达，为官要有为民之志，方能生出治世之才。通俗来说，就是只要你心里装着百姓，你的智慧和治理能力就一定能跟上，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这段的结尾，王安石对这位“江西福主”大加赞赏，他说，在世道衰败、风俗浅薄的年代，官场之中能有许逊这样的良吏，就如同昏暗黑夜中升起的日月，难能可贵。这既是对许逊的高度赞扬，也无情地鞭笞了变法失败后的政治环境。
04 为官须有安民之能
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解释了为什么曾巩作为一个儒生，要去修道家的祠观。
明中期铁柱万寿宫图。来源《逍遥万寿宫通志》
曾巩是一个儒生，并不推崇道家思想，文章引用了曾巩的原话 ：“能御大菑、能捍大患则祀之，礼经然也。” 能够抵御重大灾害、抵挡巨大祸患的人，就应当被后世祭祀供奉，这是古代典籍明确规定的。
能抵御灾难，能守护百姓，以救灾安民为根本，这就是古代良吏评判标准，就是王安石心中的好官。
许逊是这样的好官，能帮助老百姓抵御瘟疫，免受水旱灾害；曾巩也是这样的好官，洪州抗疫挽救了无数老百姓的生命；王安石自己同样是这样的好官，他早年在当地方官时，也是每到一地、造福一方的实干家，后来当了宰相后，主持熙宁变法，在一段时期内扭转北宋积贫积弱局面。
但是，当时社会上这样的好官太少了。退居南京的王安石逐渐认识到，变法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好的官员队伍。
他在文章的最后一句发出感慨， “士之不明其道而泽不及物者，得以议吾儒也” 。当下的士大夫不懂济世大道、无法造福万物，反而让世人非议儒家。于是，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士大夫知道自己真正应该去干什么，也让世人了解好官的标准。
05 好干部标准的古今共鸣
这篇《重修许旌阳祠记》流传至今已近千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安石心中的好官是心怀百姓的实干家，是危难时刻的担当者，更是以德行为本的大儒生。
这份古代好官标准，与新时代好干部“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的标准形成跨越时空的深度共鸣。
新时代好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是王安石倡导 的为民之志的升华，并赋予了更主动、更全面的实践内涵。
王安石认为好官必须要有安民之能。新时代好干部以实干为要，把勤政务实作为履职之基，把求真务实、笃行不怠作为干事创业的根本遵循，这延续了传统政治智慧。
新时代好干部要敢于担当，迎难而上，这与王安石提倡的临危尽责、直面灾患具有相通之处。王安石倡导的以德立身，传承儒家治世准则，对新时代好干部做到清正廉洁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为众人抱薪者，必为民所铭记！ 如今，万寿宫绵延千年，许逊治水救民、护佑一方的故事代代相传。安石路、子固路的车水马龙，寄托着南昌人对王安石、曾巩的思念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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