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坤宁发布报告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周南 北京报道
在社会捐赠整体趋紧时，涌向中国高校的大额捐赠逆势创下历史新高。
日前，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咨询机构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下称“明善道”）在京发布《2024中国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高校基金会接收的大额捐赠（单笔1000万元及以上）到账总额达121.74亿元，创下自2015年有系统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约为2023年52.50亿元的2.3倍。
然而，两份“降调”数据与之形成对照：64%的新发起项目未披露承诺捐赠总额，为十年来最高；设置“留本永续”结构的项目占比从2019年的22%下降至5%。如果说前者关乎行业透明度，后者则直指大额捐赠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明善道总裁赵坤宁将这一反差形容为“窥见巍峨广厦阴影里隐秘的裂痕”。她表示：“留本永续本为大额捐赠应有之义、价值之核。如果任它萎缩，就会影响捐赠人对大额捐赠能持续发挥价值的信任，进而动摇整个领域的基础逻辑——捐赠人愿意让渡大额资产的控制权，换取可预期、可持续的公益成果。”
金融行业占比首次居首
2024年全年落地大额捐赠项目229个，其中46个“亿元级”项目以20%的数量贡献了70%的到账金额，头部集聚效应达到近十年最显著水平。非现金捐赠项目占比首破10%。
从捐赠方看，捐赠人队伍持续扩容。2024年共有188位大额捐赠人参与，其中110人为2015年以来首次入局，十年累计活跃大额捐赠人已突破1100位。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个人仍是核心力量，贡献了81%的捐赠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金融行业以14%的占比首次跃居捐赠人背景首位，信息技术服务、医药制造紧随其后，以往长期居首的房地产退至并列第四，反映了经济结构与慈善资源源流的新变化。上市公司及其负责人发起的项目占比达43%，延续了高等教育慈善稳定支柱的角色。
从接收方看，全国79家高校基金会获得大额捐赠。中央部属高校年度到账62.77亿元，占比52%，仍居主导；民办高校以51.10亿元跃升为第二大接收主体，占比42%。
2024年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到账增量主要来自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该基金会2023年年中成立，2024年共接收6笔大额捐赠，到账额43.30亿元，位居高校基金会年度大额捐赠到账首位。其中，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创办人虞仁荣及其一致行动人捐赠了价值41.82亿元的韦尔股份股票。
从用途来看，“高峰更高”。学科建设以40%的占比蝉联首要用途，学生培育以29%位列第二。值得关注的是，“科教创新”首次升至第三位，占比17%，支持方向涵盖“双碳”、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
低调捐赠成主流
就在捐赠规模屡创新高之际，信息披露却日趋收敛。
2024年新发起的151个大额捐赠项目中，仅54个披露了承诺捐赠总额，占比36%，为2015年以来最低。可统计到的新发起项目承诺捐赠总额仅26.72亿元，为2015年以来最低，仅为2023年的28%。
披露渠道也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通过学校或基金会网站披露的项目占比一年内下降25个百分点至57%，而仅通过年报披露的比例升至90%。多达98笔大额捐赠仅在年报中可查，未见诸任何网站或自媒体。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细节：2024年设有专题网页的大额捐赠项目仅8个，为历年最低；此前五年间设有专题网页的70笔捐赠中，已有25笔的网页无法访问，占比36%。大额捐赠专题网页少设、关停、从简的做法更加印证了大额捐赠信息披露越发低调、谨慎的趋势。
“低调捐赠已经成为主流。”赵坤宁表示，“捐赠人和高校基金会普遍有意淡化金额数字，更加重视捐赠的实效和影响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在点评中指出，低调捐赠可能既与捐赠人希望保留更多灵活选择性有关，也与社会对私人财富不够友善的舆论氛围有关，“现在社会对于大额资金、特别是私人财富的舆论氛围，并不一定总是友善的。越是披露，有时候反而越容易被追问。这或许是一个让捐赠人和高校选择‘不出声’的原因。”
利率下行“击穿”永续承诺
比低调捐赠更值得关注的，是留本永续形式的高校大额捐赠持续低迷。
所谓“留本永续”即捐赠一笔大额的本金，每年仅使用本金的投资收益（利息、分红、增值）支持公益活动，从而实现捐赠项目的长期存续，乃至永续。这一大额捐赠人寄予厚望的长效模式是高校基金会发展的“压舱石”。
然而，设置这一结构的项目占比已从2019年的22%下降至2024年的5%，全年仅12个项目采用。困境的根源在于利率下行与投资能力不足的双重夹击。
《报告》显示，大学基金会的投资收入表现普遍欠佳，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2019年达到3.0%的峰值后持续下滑，至2022年已降至1.8%。高校基金会收益率明显低于其他类型持续投资基金会，仅有四分之一机构能跑赢十年期国债利率均值，其余四分之三接近或低于国债利率。
“这不是某一份协议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赵坤宁在圆桌讨论中分享了实务一线的观察：2021年时，不少高校基金会向捐赠人承诺5%左右的年化收益用于支持项目，收益不足部分由基金会自行补足。随着利率持续走低，收支缺口逐年扩大，部分项目被迫反复修改协议。连续三年，都有高校基金会向捐赠人提出“我们缺口太大了，能否修改协议”。“但如果你每年都来修改协议，捐赠人就会问：我为什么还要把这笔大额资金给你？不如我自己做投资，每年把收益捐给你。”
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创始人黎颖露直言，更大难点在于理念。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对于投资安全的理解仍停留在“每个产品都不能亏损”的层面，而现行法规中关于“决策不当造成亏损需承担责任”的条款边界模糊，成为制约理事会决策的“无形紧箍咒”。“很多人不敢投、不愿投，宁愿让资金沉淀在低息产品里，结果就是留本永续成了兑现不了的承诺。”
贾西津则从更宏观的视角提出，留本永续困境在根本上涉及对私人捐赠意愿的制度保障。“我去德国访学时注意到，德国的基金会在法律上就是永续的。设立基金会就要求永续，保障的不是钱，而是捐赠人的意愿——你一旦设立，你的后人不能改，你的企业破产了也不能改。它其实是高度的私权保护。”结合她对民营企业家是捐赠主力的观察，贾西津指出，“公益本质上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延伸——因为有了产权和私权，私有财富的拥有者才会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可以导向公共目标。”在她看来，当社会拥有更多公益慈善时，反而更应重视对民营企业家自身权利的保护。当私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公益就成了无本之木，永续设计自然难以落地。
留本永续的三种探索
针对留本永续的结构性困局，今年报告的专题章节基于实务观察与案例挖掘，提出了慈善信托、赴港注册基金会、强化自身投资能力三个探索方向。
慈善信托被视作最具潜力的工具之一。与基金会直接投资相比，慈善信托可在合同中约定更灵活的投资范围和资产配置策略，并设立决策委员会，捐赠人可持续参与管理。国投泰康慈善信托业务部高级总经理助理马国新介绍，“慈善信托净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每年公益支出达3%即可合规。如果长期平均收益率超过3%，就可以实现永续的设计。”
赴港注册基金会则为接收港股捐赠、开展国际化投资提供了另一选项。
强化高校基金会自身投资与保值增值能力是根本之策。报告显示，成功的高校基金会往往充分激活校友资源——或组建校友投资顾问组，或引入校友专业力量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报告收录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投资教育基金”案例中，校友裘国根作为捐赠人除投入2亿元资金外，还无偿提供资产保值增值顾问服务。截至2021年底，该基金累计贡献达5.34亿元，本金不仅未消耗，反而实现翻倍增长，成为留本永续成功运作的典型样本。
黎颖露分析，做得较好的高校基金会有一个共同特征：较早开始多元化资产配置的布局。“当市场刚出现变化苗头时，他们就已经开始尝试。等到不得不变的时候，他们的制度、流程、团队都已经成熟，能够从容应对。”她建议高校基金会“不能只站在岸边看别人游泳”，应当从基础产品起步，在实战中构建能力，同时推动理事会对投资业绩的考核周期适度放宽——“社保基金都是五年考核，高校基金会的长钱也应该用时间来换空间。”
“尽管路径初现，但留本永续的破局仍需制度、理念与实践的合力。”赵坤宁表示，未来10年将迎来第一代创业者捐赠高潮期，同时，基金化、股票/股权与现金并行已是大额捐赠明确发展趋势。“高校基金会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加强对大额捐赠‘基业长青’这个议题的重视，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大额捐赠窗口期抓住发展机遇。”她说。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王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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