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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千龙网）

前几天看到一本旧书《屈原赋注》，封二有一行前人题记：“昭和十九年二月京都临川书店纳，广陵楠风生。”昭和十九年，也就是1944年，正好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这年2月，这位不知具体身份的“广陵楠风生”，不知何故跑到日本——也许他就是日本人——在京都的临川书店，买到了这本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1940年重印的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字东原）先生写的名著，并且端端正正以小楷写明购书来历，让八十多年后的我看到之后，浮想联翩。

当然，我买下这本旧书，并非为了追索还原八十年前京都书店的历史场景，也无意研究戴震治经的义理、辞章、考据之学，我只是为了在读屈原的同时，走近一个纯粹的灵魂。

骚体拓诗界

我们说屈原是个诗人，因为从他开始，中国纯粹文学尤其是诗歌，开始摆脱经史政论的附庸身份，正大光明地独立发展开来。在屈原之前有《诗经》，但是没有诗人。况且《诗经》之后，诗这种文学形式一度让位于策论载史为主题的散文，直到屈原出现，以林庚先生的话说，“才使得无声无息的诗坛重振旗鼓”。

屈原是个诗人。屈原的作品叫楚辞，与《诗经》的体裁形式不同，这是一种新鲜生动、长短不一的“骚体”。它句式自由变化，声调委婉轻灵，各种不同情绪和语气，宛如高山一泓活水，在笔端酣畅淋漓地流出来。它舍弃《诗经》的现实主义写作模式，大胆以个性化的浪漫笔法书写诗人心中的感受，无论是“令凤鸟飞腾”“令帝阍开关”，还是“帅云霓而来御”“求宓妃之所在”，都大胆突破现实思维的框缚，让文字摆脱日常表达局限而得以升华。当然，他的诗歌并非脱离现实，而是将对家国的关切、对现实的愤懑、对理想的追求，隐于奇幻的意象与浪漫的抒写之中。

宦海沉孤志

屈原是个诗人。他少年得志，年轻时任楚怀王的左徒，内“与王图议国事”，外“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掌管内政、外交，也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是一旦他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纳，甚至被放逐到汉北之后，他就变得沉沦，行吟泽畔、形容枯槁。近代文史学家刘大杰先生说屈原“是一个多疑的殉情者，缺少道家的旷达、墨家的刻苦和孔孟的行为哲学的奋斗精神”，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他长期流浪未得回归故国，心中的郁闷凝结成死亡的召唤，于是只好去投汨罗江了。

屈原是个诗人。诗的本质是什么？象征派诗歌先驱波德莱尔说：“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中，表现在对灵魂的占据之中。”因为对最高的美的向往，屈原的生活，注定和流浪有关。但是，身体的流放沉沦，并不代表精神的屈服。流浪者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炽烈的气场，既然不能在朝参政议政，那就拿起竹简和刀笔写诗，在诗歌里面，抒写自己对楚国的爱和对“误国群小”的恨吧！于是中国第一个有着主体意识的诗人出现了，《离骚》《九歌》《九章》《招魂》，漫天星辰一般，诠释着诗的本质、张扬着诗的华彩。

屈原是个诗人。他一生言语，遣怀《离骚》。“离骚”者，离忧也。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诗人开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在最后一次“飞翔”中，由于眷念故国而再次徘徊流连。这些象征性行为，显示了屈原在苦闷彷徨中的艰难选择——即使是流浪，也不知道去往何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现实的严重失望，使诗人伴随着美人和香草，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流浪长期以来是屈原的一大生活方式，他从中提取出忧郁，最后，自杀竟成了唯一可能的结局。

千古铸诗魂

屈原是个诗人。身体力行的流浪生活早已经灌输到他的灵魂，灵魂也开始离开躯体，往四方乱走乱跑了。舍弃安乐的住处，不顾莫名的凶险，这种流浪有什么意义呢？与其游走四方，不如回归故里。然而，“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何况故里在哪里，又有谁说得清楚呢？屈原在《招魂》中的华丽描写，与其说是在祭奠楚怀王，不如说是在祭奠未亡的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也要像怀王一样，就要亡命他乡了。

屈原是个诗人。新年开始，春天到来，他匆匆忙忙向南行。绿蘋长齐了片片新叶，白芷萌生又吐芳馨。道路贯通穿越庐江，左岸上是连绵的丛林。沿着泽沼水田往前走，远远眺望旷野无垠。越是满目美好的春光，越是诱发他心底里的哀痛，于是有了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千古绝唱，让后人知道，原来不只是悲秋，伤春也是诗的一大主题。

屈原是个诗人。衣饰雍容过汨罗，行吟不解渔人歌。清誉且留清江水，沉躯枉使定风波。诗人的纵身一跃，似乎在讲诗的灵魂和宿命；不过，现实叙述的结局，并不影响后人对诗本身无限意义的不竭提取。有个朋友也是诗人，他凭吊屈原，写来两句诗：“没有马蹄声声／亦无车辇华盖／依旧芰荷为衣／芙蓉为裳／高冠岌岌／长剑陆离／伴着环佩叮当／你走来了。”正是这种自由、高妙、瑰丽和雍容，诠释了诗的意向、诗的精神，以及诗句背后的无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