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今日起，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四川古巴蜀时期（二）
考古发现中的古巴蜀历史社会
（下）
巴人罗家坝遗址
罗家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于 1999 年首次发掘，总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包括罗家坝内、外坝和张家坝，发掘面积 500 余平方米。罗家坝遗址地处秦、楚、巴、蜀文化交界处，涵盖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汉之际的巴人文化遗址。出土铜、陶、玉、石、骨、铁器近 700 件。遗址内出土了众多巴人文物、墓葬以及众多器物，其中不乏首次发现的“稀世神品”。作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古代巴人中心文化遗址，它同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一起， 同为“古巴蜀文化的三颗璀璨明珠”，为研究和认识长江上游人类社会文明、古巴人文化、巴蜀文化历史根系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
罗家坝遗址航拍（罗家坝遗址博物馆供图）
城坝遗址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渠县土溪镇城坝村， 又名“宕渠城遗址 ”。2005 年 3月至 6 月， 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发掘。城坝遗址在商周时期是巴人分支人的都城，是达川地区目前尚存的唯一历史最早、历时最长的古城遗址。据《华阳国志》记载 ，秦灭巴蜀后就于此建宕渠县，东汉车骑将军冯绲增修，俗名“车骑城 ”。其城兴废长达 700 余年，其间屡为州、郡、县治（见《太平寰宇记》）。城坝遗址已发现有木椁墓、土坑竖穴墓、灰沟、井、灰坑等；出土了大量的具有巴蜀符号的、典型的各类巴蜀式铜戈、铜斧等青铜器及汉代文物，为研究巴人特别是人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据。1991 年5 月，城坝遗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 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16 年 11 月， 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三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
大石文化遗址
1. 巴蜀细石器文化遗存
原始社会时期的古人类，其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根据石器的制作技术，可将其分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大类。在考古学上，把以打制石器为主的时代，称为“ 旧石器时代 ”；把以磨制石器为主的时代， 称为“新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 —— 中石器时代。在这个阶段，人类以一种特殊的技术“压剥方法”制作细小的石器（如刮削器、石镞、尖状器等），故又称为“细石器时代”。
中国细石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比如，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和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西沁水下川遗址，都出土有典型的细石器。四川省著名的细石器遗址， 主要以富林遗址和中子铺遗址为代表。富林遗址发现于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镇，位于大渡河和流沙河汇合处的第二阶地上。富林遗址于 1960 年被发现,1972 年被发掘。由于富林遗址的文化面貌独特，现已被命名为“富林文化”。富林文化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约 2 万年。
富林遗址发现有大量的细小石制品和用火遗迹，并伴生有少量的哺乳动物和植物的化石， 获得遗物共计 5000 多件。石制品以石核、石片居多，石器较少（仅占 2.6%）。石制品多以燧石为原料，但燧石质地较差。除燧石外， 尚有石英、水晶、砂岩、花岗岩、角页岩、安山岩等。石核有多台面的，也有单台面的；石片的台面小而不规则， 以打击台面居多。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而刮削器的数量最多。石片形状不规则，打片主要用锤击法，间或用砸击法。
富林文化石制品的特点是细小，石核、石片和石器都很小，只有极个别的标本长度超过 3 厘米。富林文化的这些特征，与中国南方同时代的遗存相差很远，但与北方某些同时代的遗存相似。如山西的峙峪文化、内蒙古的萨拉乌苏遗址等地的石器有更多的相似处，都以细小石器为显著特征， 同属于小石器技术传统。
属于富林文化类型遗址的，还有狮子山旧石器文化地点。四川汉源狮子山旧石器文化地点与富林文化遗址隔河相望，分别埋于大渡河左右岸的第二级阶地内。该遗址是继富林镇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之后的又一处旧石器遗址。1972 年， 文物考古部门对狮子山旧石器地点进行过调查，采集到了一些标本。1981 年 4 月进行复查，在该地点发现了 3 件双台面石核，它们的大小不一，形状不等。从石核整体来考察，石核各部位间的布局如此对称并使两楔状体合为一体的石核（双楔状石核），这在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是罕见的。有研究者认为，“双楔形石核是富林文化所没有的，在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中也未见报道过，是这个地点有细石器技术传统的重要证据”，“依复查所得的结果，我们初步印象是狮子山和富林的文化遗物应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小石器传统）”。中子铺遗址位于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中子铺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子铺遗址面积约 3000 平方米，共发掘出土石核、石叶、石锛、石片、石柱、刮削器等文物共 2 万余件，其中 ，细石器标本 1400 余件，可供观察的细石器标本 500 余件。据碳 14 测定， 中子铺遗址年代为距今 6700 年至 6000 年，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存之一。
中子铺细石器石核标本绘图（叶茂林供图）
发掘者认为， 中子铺遗址包括了早、晚两期文化遗存，其中， 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是遗址的主要内涵，并建议将其命名为“中子铺文化”。细石核类型包括楔形石核和锥形、漏斗形、柱状石核等，其中 ，楔形石核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核底多呈刃缘状， 与中国北方地区细石器中楔形石核多为侧边刃的特点不同。
有研究者指出，“中子铺的细石器遗存，是长江流域发现的最丰富的一处细石器遗存，为研究中国南部的细石器提供了新资料”。广元市中子铺细石器遗址属新石器时代偏早阶段，与细石器共存的陶器同陕西地区前仰韶文化中的陶器颇为接近，说明这类遗物可能与米仓山以北的新石器文化有关。
2. 川西大石遗存
古蜀先民对石头有一种崇高的感情，这种感情诚挚而热烈，可以归入“石头崇拜”之列。川西的“细石器文化”、川西南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等，都属于古蜀典型的“石文化”。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曾指出，“在古蜀国留下的文化遗迹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大石遗迹’”。川西地区的大石遗存，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石棺葬 ”。即在地表以大石造成墓室，有石门可以启闭， 同一家族的成员死后，可以不断葬入。石棺葬主要流行于西北、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而在四川、西藏、云南则流行于青铜时代甚至更晚时期。四川省西北地区的石棺葬“可能延续到了整个西汉，并影响到东汉”。据童恩正等考古学者研究，在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等地，在岷江、大渡河、青衣江、金沙江、雅砻江等流域， 曾发现不少石棺葬的遗址遗存。石棺葬亦见于文献记载，并且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蚕丛时代。如《华阳国志 ·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 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童恩正认为，“蜀人死后用石棺， 明显地是有一种崇拜石头的概念存在。”
（2）“石笋”。地理学上指的是由喀斯特溶洞底部向上生长的碳酸钙沉积物，因形如笋状而得名。古代巴蜀的石笋，指的是挺直的大石头， 因其形状如笋，故名“石笋”。四川省境内的石笋，分布在成都、乐山、邛崃、青神等地。
成都市的石笋，相传与五丁力士有关。据《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古蜀王国有五位大力士 —— 五丁力士，他们力大无穷，“能移山，举万钧”。每逢国王驾崩，五丁力士便为国王竖立一块大石。这块大石长三丈（一丈约为 3.33 米），重千钧，是为墓志，“今石笋是也”。按照杜光庭《石笋记》的记载，石笋在成都城西。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成都之时， 曾亲眼见过石笋，他在《石笋行》中云：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宋代大诗人陆游也亲眼见过石笋，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明人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中，仍将石笋列为成都西门名胜，或许当时石笋还在。大约在明清之际，石笋才被毁坏。
（3）“石镜”。应该就是墓表（墓碑）。相传，石镜是蜀王妃子的墓碑。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 · 蜀志》记载：武都有一位丈夫（大概是山精），转化成了一位“颜色美好”的女子，蜀王纳以为妃。但该美女因不习水土而时常生病。最终，王妃香消玉殒了。蜀王非常哀伤，于是派遣五丁力士到武都担土，在成都城内为王妃修建墓冢。王妃墓高七丈，占地三亩（一亩约为 666.67平方米），号曰“武担”。蜀王又“以石作镜一枚”，以表其墓。据说，石镜的面积很大，其直径有一丈五尺。千百年来，石镜一直矗立在成都城北的武担山上。据传，石镜至今仍在成都北较场武担山旧址，但已埋入土中，不可复见。
（4）“支机石”。相传是天上织女用以支撑织布机的石头， 民间还有一个关于它的神奇传说。唐人宋之问在《明河篇》中说：“更将织女支机石， 还访成都卖卜人。”诗中所说的“成都卖卜人”，其实就是严君平。传说中的织女支机石，原在成都西城支矶石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支机石被移至青羊宫内保护。
（5）“天涯石”。根据文献记载，天涯石上钝下锐，直立土中，是典型的大石遗迹。天涯石原在成都天涯石街（街以石名）， 今已不存。明代陆深在《蜀都杂抄》中记载，“天涯石， 在城东门内宝光寺东之侧，有亭覆之”。清人金朝觐认为，天涯石“在成都城内东北隅”，并曾为天涯石吟诗一首云：“天涯高且远，顽石擅其名。何处天涯是，人间无尽程。”
（6）“五块石”。由五块大石垒成，原在成都南门附近。相传，石下有海眼。成都火车北站附近过去也有五块石的遗迹，今亦不存。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说：“城南市名五块石，有大石五片，叠垒其上，云石下有海眼， 岂即石笋年久倾断置此乎？ 又云五丁所置，下有海眼。”《蜀都杂抄》记载：“五块石，在今万里桥之西，其一入地，上叠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传以为海眼。”
由此可知，五块石在明朝之时已有一块陷入了地下。
（7）“八阵图遗迹”。杜甫《八阵图》诗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杜甫的这首诗，使诸葛亮的“八阵图”名扬千古。后经罗贯中《三国演义》有关“孔明巧布八阵图”的渲染，“八阵图”被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八阵图”是诸葛亮设立的练兵场，其遗迹遗存主要分布在重庆奉节、四川新都和陕西勉县等处。这是后人对诸葛亮八阵图历史智慧的纪念性文化地标。
川西有名的“八阵图”，是新都弥牟镇（今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旱八阵”。 《蜀中名胜记 ·新都县》引《太平寰宇记》云：“八阵图，在县北三十里弥牟镇。”又引《蜀志》：“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引李膺《益州记》云：“稚 子阙北五里，有武侯八阵图。土城四门， 中起六十四魁，八八为行，魁方一丈，髙三尺。”引《纬略》曰：“八阵图在新都者，峙土为魁，植以江石， 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两阵并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也。”新都的 “旱八阵”在古代是一大名胜， 1981 年 ，被公布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除此，在双流棋盘市（今成都市双流区中和街道）也有“八阵图”，其结构是植土成堆，堆顶再立大石。遗憾的是，这些遗迹现在大都不复存在。
3. 川南安宁河谷石棺葬
“墓葬”是考古术语，指的是坟墓。古代葬俗因时代、地方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土葬、火葬、水葬、天葬、悬棺葬等。在四川省西南部的安宁河流域，曾流行过一种奇特的墓葬形式 —— 大石墓。
安宁河，古名“孙河”，又称“ 白沙江”“长河”，为雅砻江的支流之一，在四川省西南部的凉山州。以安宁河谷为中心，分布着一种以大石墓为代表的青铜器文化。在安宁河畔，矗立着数百座由天然巨石垒成的古墓葬。这些古墓葬， 以重达数吨甚至 20 多吨的天然巨石作为墓壁和墓顶石，长度大多在 10 米以上，墓高 2～3 米。
大石墓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境内，集中分布在西昌市、德昌县、冕宁县等县（市），其中又以德昌县六所乡永兴村居多。当地老乡称这种巨石砌成的坟墓为“月鲁坟”，而彝族老乡称它们为“房子”。彝族老乡说，大石墓是彝族的祖先进入凉山前就居住在这里的一种矮人“濮苏乌乌”留下的石头房子。现在，一般都采纳考古学界的说法，将其统称为“大石墓”。
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自 1974 年被发现后，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多次发掘。
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其时代相当于春秋中期至东汉初期， 多为狭长方形，墓室挖在地下，两壁和后壁用长方形大石竖立排列而成，再顶置横石，构成长方形的墓室。实行的是二次捡骨葬，墓室内无葬具，人骨堆积在墓底，少则四五十人，多则百余人。男女老少都有，无贫富贵贱之别。大石墓随葬的器物，生活用品主要有深腹瓶、大口尊、平底罐、单耳罐、双耳罐、无耳罐、带流壶等陶器， 以叶脉纹、水波纹、附加 S 形纹和人字纹等纹饰最为普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生产工具有陶纺轮、石镞、石凿、铜刀、铜锄等，饰品有铜手镯、铜发饰、铜铃、铁环、玛瑙珠等。有的大石墓发现了稻壳的痕迹，有的大石墓发现了稻草的印痕，表明大石墓时代已有水稻种植技术。早期的大石墓，基本上没有铜器；到中期，则大量地出现青铜器及陶器；到晚期， 出现了铁器，如铁刀、铁器、铁削、钱币等，还有一些漆器。
僰人悬棺葬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省内现有汉族、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土家族、蒙古族、傈僳族、纳西族、布依族、满族、白族、傣族、壮族 15 个世居民族。根据《史记 · 西南夷列传》《后汉书 · 南蛮西南夷列传》 《华阳国志》等记载， 历史上居住在四川的部落和民族， 有氐、羌、邛、筰、濮、僰、僚、僰等。其中，僰人居住在川南宜宾一带。
僰是一个古老的部族，一说渊源于古代的氐、羌。相传，僰人的首领曾带兵北上，参加了著名的武王克商行动。秦以前，僰人主要分布在今川南及滇东北， 曾建立“僰国”（或称“僰侯国”）。秦汉之际， 因开“僰道”（今宜宾一带），部分僰人被迫南迁。西汉末期，部分僰人已分布至今云南省滇池一带。东汉末期，部分僰人已迁往朱提郡（今云南省昭通市）、宁州建宁郡（今云南省曲靖市）。有的研究者认为，分布在云南的白族和傣族，其前身就是古代的僰人（滇僰）。
宜宾一带的僰人，长期与汉族杂居，汉化程度较深，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水平较高。川南的僰人，其经济活动以种植、打猎、捕鱼等为主，长于果树栽培，尤其擅长种植荔枝，并能制作铜鼓、酿造蒟酱。历史上的僰人，普遍流行凿齿、打牙、椎髻等习俗， 而最为世人所知的习俗，恐怕莫过于悬棺葬俗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僰人悬棺”。
悬棺之谜（图源：《巴蜀史志》2022年第2期）
所谓“悬棺葬 ”，是指将死者灵柩高置于下临江河的悬崖绝壁之上或岩壁洞穴之中而不加蔽盖、不起坟丘的一种奇特的丧葬形式。在古代文献中，悬棺葬又被称为“仙船”“仙棺”等，近人又称为“崖葬”“崖墓”“船棺葬”等。
悬棺葬主要流行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至唐宋而大盛；但在四川南部和贵州等地，其下限可到明代；台湾高山族的耶眉人，至今仍保存着悬棺葬的习俗。悬棺葬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东、广西、福建、四川、台湾等地，在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地也有所发现，但以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地区和川黔交界的高县、珙县、兴文、长宁、筠连、镇雄、昭通等地最为集中，其中 ，尤以珙县、兴文的“僰人悬棺”最为有名，最具代表性。
川南的“僰人悬棺”，集中分布在两个地方：一是珙县洛表乡麻塘坝，分布于沿螃蟹溪两岸南北数千米的山崖上，距地面十余米至数十米；二是兴文县建武乡苏麻湾，均距地面 100 米以上。
悬棺葬有多种放置方式。一是将棺木直接放于天然洞穴之中，半置穴内，半露穴外，又称“崖洞葬”，整个川东南乌江地区都以这种置棺方式为主。二是将棺木置于悬崖层理的天然岩墩之上，又称“崖墩葬”“阁葬”“平台葬”，在四川珙县麻塘坝和重庆巫溪县荆竹坝都有所发现。三是将棺木顺放于天然岩石层理的缝隙间，或将棺木置于汉代崖墓之中 ，在乐山有所发现。四是利用两个临近的断崖或裂缝，两壁凿孔架设横木，再将棺木置于其上 ，在川东峡江地区有所发现。五是在崖壁上并排凿出 2～3 个规则的小方孔，然后将木桩钉入孔内，在其上承放棺木 ，这种置棺方式在川南地区（如珙县麻塘坝）发现的数量是最多的。
悬棺究竟是如何放置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有人提出“化整为零”的设想，即首先把棺具的各部分先分开来运送到崖上，其次进行组合，最后殓尸入棺。但是，至今尚未找到深具说服力的证据。还有人提出， 当时人是采取修建栈道的方法将灵柩放上去的（“栈道法”），在有些地方确实也发现过栈道的痕迹,但其依据仍存不足。
就有关资料看来，“悬索法”可能性最大。所谓“悬索法”，即在较高的崖壁上用绳索将棺材自下而上吊装上去。据张鷟《朝野佥载》记载，五溪蛮于临江高山半腰凿龛以后，“自山上悬索下柩”，用绳索将灵柩自下而上吊装上去。广西田阳氏即使用此法，“韦氏当时用绳曳棺而上，置于岩中，不封口，子孙至今拜扫不绝”。对于世代居住在丛山峻岭中的僚人、僰人等少数民族而言，攀登悬崖绝壁并非难事。
（第二章完）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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