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两则逾期公告同日进入公众视野，涉及的两个项目都在贵州，一笔贷款来自农发行黔西县支行，另一笔来自中国建设银行（601939）黔南州分行。

两家大行的直接风险敞口合在一起，接近10亿元人民币。

这两个数字本身算不上惊天动地，但它们打开的是一扇更大的窗口。

整个PPP存量市场规模超过10万亿元，目前正处于消化期，此前被银行视为“低风险”的PPP项目贷款，接二连三地出现信用问题。

两起违约看似孤立，实际上指向了同一个困局：地方财力趋紧，多个项目陷入停摆，夹在中间的银行不得不面对一轮又一轮的重组与化债压力。

仔细拆开这两笔逾期，风险的起点很具体——银行的信贷防线，最先在担保结构上松了口。

当担保不再“保险”

长期项目贷款，银行向来把担保结构和企业信用当作最后的保险绳。但从贵州这两笔逾期看，几道防线各有各的松动，没一道完全兜得住。

中国建设银行黔南州分行在贵州瓮安县“十二塘”景观工程PPP项目中，发放了总额6.5亿元、期限9年的长期贷款。截至2026年5月4日，已有5.68亿元本金及3010.3万元利息逾期，累计违约金额接近6亿元。

令建行被动的是其风控安排的结构性缺陷：作为项目绝对控股方，A股上市公司东华科技（002140）实缴出资1.9亿元、持股97%，却未对这笔巨额贷款提供任何实质性担保。

建行手中的担保方，是贵州黔兴置业、贵州剑江控股集团以及瓮安县悦居养生养老投资三家地方平台企业。其中，贵州黔兴与剑江控股均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悦居养生养老则在2026年1月被公示欠缴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三道关口压上去，建行有相当一部分风险敞口缺少有力的追偿依托，后续处置和追偿的难度可想而知。

无独有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黔西县支行则陷入了“担保虚设”的另一种困境。

在“黔西县医疗卫生标准化建设PPP项目”中，农发行自2019年起分次累计发放了5.335亿元贷款。截至2026年4月末，项目公司累计归还本金1.4亿元、利息8811万余元，但由于项目迟迟未能完工，无法进入运营和收费阶段，导致剩余3.9亿元借款余额面临风险，其中2138.7万元本息于4月底宣告逾期。

这笔贷款的担保安排看似严密：社会资本方母公司ST华西曾提供最高额6亿元、期限180个月的连带责任担保。

然而，数据拆解显示这道防线已形同虚设——区区2138.7万元的逾期金额，竟占到ST华西2025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36.8%。

据此推算，这家承诺了6亿元担保的母公司，其净资产已不足6000万元。

担保人财务状况的急剧恶化，意味着连带清偿能力名存实亡。银行即便启动追偿，也极可能面临无资产可供执行的窘境。

由这两个案例不难看出，当项目现金流出现问题，而担保方又难以托底时，银行的风险便会立刻显性化。那么，PPP项目的现金流究竟卡在了哪里？

停摆在上游，违约在下游

从根本上说，银行贷款演变为不良资产，根源在于PPP项目资金链的断裂。而还款来源无非两端：一是项目自身运营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二是地方财政按绩效支付的可行性缺口补助或政府付费。

大量案例和诉讼表明，这两条回款路径正受到“建设期停滞”与“运营期违约”的双面夹击。

农发行黔西县支行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建设期延误风险”。

该医疗PPP项目自2019年获批6亿元贷款并提款5.3亿元后，长期未能完工，项目公司毫无造血能力，最终导致3.9亿元借款余额暴露风险，逾2138.7万元到期本息无力偿还。这类建设停滞的风险正向更多银行蔓延。

在陕西，西安银行咸阳分行向兴平市生态湿地PPP项目实际发放了8.5亿元长期贷款，因政府方资金问题，项目在2024年全面停工，债务主体现金流断裂。西安银行于2025年4月起诉追讨7.3亿元逾期本金及利息，尽管2026年1月一审胜诉确认了优先受偿权，但因担保方进入重整程序，执行仍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部分银行在贷款审批环节就已埋下隐患。例如，邮储银行安阳市分行因向“四证”不全的PPP项目违规发放固定资产贷款、“三查”不到位，于2026年4月被监管部门处罚45万元。

而更为普遍、也更令银行棘手的，是项目进入运营期后遭遇的政府付费违约与提前退场风险。

以建行黔南州分行涉及的瓮安景观工程为例，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公司依约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后，作为还款主要来源的政府付费却未能足额到账，直接切断了回款水源。

这导致6.5亿元总贷款中，高达5.7亿元本金及3010.3万元利息逾期。

此类政府隐性违约的冲击，已从局部向全国多地溢出。在河南，总投资约33亿元的郑州高新区市政绿化PPP项目，因政府方长期拖欠约9000万元服务费，使得工行郑州南阳路支行2.2亿元贷款承压，工行于2025年3月提起诉讼，项目在5月被迫提前终止，并有6.6亿元资金被法院冻结。

在广西，广发银行南宁分行因南宁儿童医院PPP项目运营现金流不足，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起诉追讨2.05亿元本息。

伴随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一些民生与基建PPP项目甚至走向停摆的边缘。

农发行六枝特区支行发放的4.8亿元环境PPP项目贷款，就因部分前置手续未完成及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未能及时足额支付，导致2025年末发生543.8万元本金与1364.7万元利息逾期。

在贵州凯里，总投资1.2亿元、由中联重科签约参与的环卫项目，19年特许经营期仅运行3年便全面叫停，企业被拖欠1.6亿元，连员工工资和油费都无力支付，上下游供应商被彻底拖垮。即便企业同意以八折、1.24亿元结算，也因地方化债资金不足而落空，春节前仅拿到100万元。

此外，据新华社旗下《半月谈》在2026年5月6日披露的调研报道，贵州西部某县于2016年上马的“智慧城市”重点PPP项目同样深陷停摆泥沼。

该项目原计划总投资1.2亿元，实际施工审计金额为8000余万元。因前期盲目规划、脱离基层实际需求，加之上级垂直系统与地方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森严，导致该项目在2017年底上线的7个子系统中，有6个在勉强运行半年至一年半后便相继停用或彻底闲置。

面对项目停运后无法产生收益的现实，社会资本方已于2025年上半年正式提起诉讼，艰难追讨剩余的4000余万元工程欠款。

在生存和回款无望的双重压力下，不少社会资本方选择主动止损。

例如，首创环保提前终止了未达预期的茂名水东湾供水项目，蒙草生态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海市等地连续退出4个PPP存量项目。

这些举动折射出企业为抓住化债政策窗口、回笼现金，宁可接受部分债务豁免也要“断臂求生”。

当底层资产失去流动性并进入密集的诉讼重组期，大量银行信贷资金也随之陷入进退两难的泥淖。

面对逾期与不良的持续暴露，银行业已无法置身事外，一场艰难的存量化债博弈就此展开。

谈判桌上谁都得让一步

逾十万亿元的PPP存量，正把银行业推上一道不得不解的难题。

2025年8月，国办转发财政部“84号文”，为拆解这道难题拿出了政策框架。

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在建项目融资，明确“优化信贷审批流程，不得无故终止叫停，不得要求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出具承诺类或证明类文件”；另一方面，针对陷入困境的运营期项目，鼓励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方平等协商，采取调整还款计划、降低利率、展期等方式优化融资结构。

这实质上要求银行在当期利润考核与长期资产安全之间做出权衡，以时间换空间。

在现实的再谈判桌上，社会资本方降低投资回报率、银行降低融资利率的“双降”，已成为难以回避的共识。

2015至2017年PPP高速扩张期，大量项目贷款利率按基准上浮，多在4.9%至5.1%之间。

而在当前LPR持续下行的环境下，部分新机制PPP项目（如收费公路）已能拿到LPR减50个基点的低息，存量PPP项目面临巨大的降息压力。

部分商业银行为保全资产，愿意将利率大幅调降至3%出头甚至更低，并配合本金展期。

但谈判推进并不容易：目前存量PPP项目的社会资本方多为国企央企，让利直接涉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决策审慎、推进较慢；同时，部分政策性银行在贷款利率和还款计划调整上也相对保守。

对银行而言，每一次降息与展期，都意味着真金白银的利润让渡。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入场，为解开PPP流动性死结提供了切实路径。

“84号文”明确允许地方统筹专项债券资金，解决存量PPP项目社会资本方垫付的建设成本。

从落地情况看，置换规模已相当可观：2025年6月，浙江发行两批次新增专项债券142.1亿元，专项用于181个已运营PPP存量项目，支付社会资本垫付的建设成本；7月，内蒙古在转贷盟市的319.2亿元新增专项债中，安排154.5亿元清理政府拖欠企业账款、50亿元专项化解PPP存量风险，其下辖赤峰市已运用专项债工具置换了两个特许经营PPP项目的当期债务并提前终止协议；同年12月，黑龙江发行12亿元专项债，定向用于25个PPP存量项目。

对银行来说，一笔专项债置换获批，意味着项目公司账上会多出一笔可观的现金流，短期逾期压力立刻能喘口气。

但这口气喘得不便宜。专项债进来，往往不是简单填坑，而是整套方案推倒重来——投资总额要重算，合同要重谈，建设成本置换之后，每年的政府付费金额跟着变，社会资本方也可能顺势退出。银行不能只坐在旁边等回款，得实打实地扎进政府、企业多方博弈的谈判桌。

PPP这门课，从高速膨胀时的大开大合，上到现在化债阶段的寸寸拆解，不轻松，但绕不过去。对中国的银行而言，政信类资产的账，正在被逼着一笔一笔重算——什么时候该让，什么时候该守，怎么在颠簸的经济周期里踩到一个踏实的安全着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