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王先霈老师。华中师大77级中文系学生杨爱华摄
王先霈老师驾鹤西去的消息，我是6日晚上通过相关同学知道的。
本来4日夜里就应该有王老师逝世的消息传来，是王老师本人遗嘱延误了噩耗及时传播。他的女儿转达了王老师的遗嘱：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惊动任何人，只家人送别足矣。
7日，华中师大文学院发了讣告，我所在的大学同学群里，同学纷纷哀悼，有文章，有挽联，同学们对王先霈老师的那份深情怀念，3天来在群里一直浓浓地弥漫。
宜昌同学张勇向王先霈老师敬献的挽联是：
先生无意？独把归期交五四；
春霈有心，泽遗桃李再三千。
华中师大文学院在讣告中称王先霈老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他的教学成果和科研成就，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建树，网上有大量资料，本文不做罗列。
本文从与老师的初识说起。
如题，我是通过认识王先霈老师认识大学的，也是从王先霈老师身上读出大师的。
我们师生是在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相遇的，说来也算是一段波折后的缘分。
1978年2月底接到入学通知书，报到地点竟在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里的华师京山分院。
粗读通知书，喜悦中凉了一截。我以为那是一所专科学校，跳出农门是一个喜悦，录取专科大不情愿。细读才知，那是华中师范学院的分院，我们是第一届本科学生，因为本部一时接纳不了才到了分院。
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桂子山本部因校舍被其他单位部分占领，只好把政治、中文、历史三系学生安排到京山分院就读：每间教室里摆上木头高低床，就是我们的宿舍；吃饭没有饭桌，大地就是餐桌；公共厕所建在外面，半夜起来小解还得长征。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抗大”。
我想不到，陪着学生一路坎坷走来的，竟有我们的恩师王先霈先生。
先生出生于1939年，1960年毕业于华中师院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64年，学校送他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进修，一同进修的，可都是当年全国的文学和文艺理论大咖。
资料说王老师之后一直在华中师大任教，这说法忽略了一段坎坷历程：王老师曾在1972年下放到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石门公社石门中学任教4年，到1976年，他才又回到华中师范学院任教。
为什么偏偏下放到江西九江？他就是九江人，下放回原籍，是当时普遍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
他住在京山分院，享受的是夫妻团聚的“政策红利”——他爱人与他同年“进城”了。
我们进校后的“学前教育”搞完了，记得第一位给我们上课的就是王先霈老师。
他不是系统地给我们讲文艺理论，文艺理论课至少是一年级下学期开，他给我们搞了一个文学欣赏讲座。
那天下午，我们中文系77级220位同学来到教学楼二楼，纷纷坐进“拐手椅”，聆听王老师讲课。
初春的京山还有一点凉意，39岁的王老师站上讲台，浅平头，早生华发，人中比常人深些，很是儒雅。有同学回忆他是穿着深色中式棉衣，我的印象是白色衬衣。
等他一开口，更是有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老师讲普通话，尽管以后的老师中，普通话还有比王老师更标准的，但王老师的语言艺术，似乎没有出其右者。
讲座结束，我们同学报以热烈掌声。我心里想，毕竟与中学不同，毕竟是大学老师，看似不动声色甚至很少移步，但王老师眼里有气场，语言有魅力，内容有广度深度，校舍虽然不起眼，但有这样的老师，确实三生有幸。
那时候还不知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京山分院，因为有王先霈等一众优秀的老师，至今在我们心里引为神圣。
1978年下半年我们回到了桂子山，朱红色砖墙、蓝色琉璃瓦教学楼里，王先霈老师正式给我们开设文艺理论课程，我记得一开就是一年。
深秋，他爱穿一件深色中式棉袄，袖口常见“磨痕”，他讲课从不嗯啊，一句话不管多长，他都会慢条斯理地找到恰当的宾语。他的这种语言艺术，让我一生受益，后来我任教的系里，有年轻老师又模仿我的语言，成为讲课的一把好手。这些，我还没有来得及跟恩师汇报。
还记得王老师板书，引经据典，从不回头看讲义，这功夫，在当下投屏教学成为时尚的时代，确实是所有年轻老师应该奋起直追的楷模。
先生千古。但愿来生还做您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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