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返乡了，包地大户慌了|包地大户|小麦|庄稼|玉米|种植|租地|红霞|返乡

三月末的铜川，天气还凉着。前几天，这里刚下了两场雨，虽然不大且断断续续的，但潮气还在。

好不容易等到放晴，刚过7点，红霞就上山了。她有点着急，年前的玉米杆还都没有收拾完，“还有30多亩坡地的玉米杆子都在地里呢。”这些都得尽快开始整拢。毕竟再过不到二十天，谷雨前后，新一茬玉米就该种到地里了。

但比起时间不等人来，红霞又有了新的焦虑。即便她把地收拾好了，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种。

返乡的人越来越多了。红霞自家的几个亲戚回村后，要走了早些年让其帮忙种植的地，一共有20亩左右，"都乡里乡亲的，人家问你要，总不能说不给吧。就算签了纸质的东西，最多就3-5年。"

红霞担心，回来的人越来越多，想要回土地的也就会越来越多。那自家这些年在这百亩土地上的投入，可能就收不回来了。

◉还未收拾好的玉米杆立在土地上。

留在村里的种地大户

红霞今年刚40岁出头，已经和丈夫大明一起种了二十多年地。她总是笑着调侃自己，“也算是个老农民了”。他们夫妻二人舍不得看见这么多地无人种，尤其是丈夫大明，他不爱出去打工，就爱种地。

所以两人一开始先经管着村里分给家里的10来亩地。因着大明喜欢种地胜过和人打交道的缘故，他们便开始接手亲戚、邻居抛荒不种的地，先攒起来有30多亩。

此后，为了方便整地干活，二人置办了更多农机工具，包括旋耕机、播种机、小型手扶收割机、脱粒机、三蹦子等。随着农机工具的增加，为了把成本摊开，也让农机不闲着，他们又额外以一年近200元/亩的价格承包了村里另外一些土地，如今加起来有个110亩左右。这些比起以前村里人“各自为种”，也算是小型的“规模化种植”了。

大明常把“种地自由”挂在嘴边上。这种“自由”，是不用被老板约束，也是时间上的自我掌控。但“自由”的另一面，是几乎全年无休的劳作。春天整地、播种，夏天打药、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冷，才能短暂休息。

这种生活和上班的区别不大，大片的土地，也意味着更多无法离家的理由，红霞说，“地就把人围住了。”

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更多的人选择的是离开。在铜川，种地留不住人。

◉红霞的丈夫大明正在整理自家的土地。

抛荒进城

铜川市位于陕西中部，四周分别与咸阳、延安、渭南三市接壤。铜川靠近陕北黄土高原的南缘，虽然按城市区位被划分在了关中平原一带，但如果看卫星地图，就能发现，这里的土地不仅不是平原，反而尽是山峦。其间，山、原、梁、峁、沟谷、河川均有分布。

◉铜川卫星地图，这里少有平地，尽是山峦。

也正是因为地貌的缘故，种地就意味着要在坡地上讨生活。这远比在平地上种地更难、更辛苦。坡地不比大平原上一马平川，可以通过大量机械化节约劳力，提高生产效率。对于当地的人来说，这里的机械化程度很有限，“小一点的车还能哼哧哼哧地爬上坡，帮着运点东西，稍大些的农机根本上不去。”到头来很多活儿还是得靠人力。

而且地不平，肥力就不行，“一到夏末秋初，雨水多的时候，土壤流失也严重，泥跟着冲到坡下，剩下都是小石块。”

◉红霞每天上山进到地里需要经过的路。

但村里大多数人抛荒土地的原因，除了土地本身“不够肥”以外，一年只能收一茬庄稼，也是很大一个问题。

铜川大部分地方冬夏温差大，粮食产量也低，不像关中一带，能收两茬粮食。铜川许多农民种了玉米就种不了小麦，种了小麦就种不了玉米了。因此，居住于此的人在盘算完地里的产量后，多选择种玉米。“如果一年没出啥大的反常天气，玉米能收1200多斤，要是小麦，就只有400-500来斤了。”

而这对于当地普通的，要养家糊口的村民来说，显然也是不够的。

种地是“靠天吃饭”的日子，为了另找些活路，村里的人多选择出门打工了，用红霞的话来说，“没知识没文化，大字也认不了几个，能干的也就只剩下一些低门槛用力气的下苦活。”

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土地也就陆续被抛荒。相比种地，下矿是一条更直接的现金收入路径。土地与矿井，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这片区域最基本的生计结构，一个是“低收益但相对安稳”，一个是“高风险但见钱快”。

耗人的地

红霞的丈夫大明也曾下过矿，不过只待了一年就放弃，“煤矿毕竟危险，还是有点害怕”。

选择了留在村里种地，也就是选择了日复一日地在土地上熬着。红霞家的土地就大多都在坡上，“110亩，至少有100亩都是坡地。”在坡上种地，难以实现机械化，每种活都极耗人力。

在雨水冲刷后裸露出来的石头，需要人工一个个去捡。红霞说，“石头不拾掇，机子容易崩坏，玉米也不好长。”遇到雨后天晴，她都得赶紧上山，先用钉耙把石块归到一起，再戴着手套，把小石头扔进笼筐里，一笼笼倒进三蹦子中。一车满了，丈夫就骑车送到山下，就这样一车又一车地拉走。

◉地里的石块被红霞装在了筐子里。

玉米从种植到彻底收获至少需要过4次手，播种（种植）、薅苗、施化肥、掰玉米、脱皮、脱粒、砍杆，“每一个环节都要人上。”

红霞家种的地多，加上坡地上没法用机械，所以只能纯人工掰玉米。每到玉米成熟的时候，光靠两口子根本忙不过来。收玉米前前后后最多半个月，最怕赶上下雨，抢收就势必要雇人帮忙。人力开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等到玉米收获，雇人干活，每天100元/人，一次雇约4个人，需要半个多月。这也意味着，即便扩大规模，也难以显著降低一些无法被量化的人工单位成本。

而这几年，红霞明显发现，村里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变化。

◉红霞和丈夫正在收拾被机器简单打碎的玉米杆。

当进城不再是活路

“好多人都回来了。”

说起村里人变多，红霞最早是从“掰玉米”师傅的工价上察觉到的，“往年一个人一天至少要130块，去年就降到100了。”

红霞觉得，这种变化是从疫情之后开始的。不管是进城打工还是下矿找活路，机会都比从前少了。

早些年，铜川也“富”过，“一五”时期，国家在铜川重点布局过王石凹煤矿和耀县水泥厂两个项目，从而奠定了铜川的工业基础。那时候，陕西的工业建设也主要靠铜川。而鉴于铜川的重要性，1958年，铜川成为继省会西安之后，陕西第二个成立的地级市。

彼时，铜川工业迅猛发展，煤炭产量一度占据全省的70%，是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和西北最大的水泥生产基地。这也给附近的人带来了很多机会。即便村里要外出打工，也不需要去到太远的地方，因着铜川一带多有矿区，“种不了地，不少人就去煤矿挖煤了。”

对更多人来说，下矿仍是现实的选择。“能下苦的话，一个月收入七八千也有可能。”

除了进煤矿，当农民工、餐饮后厨、保安保姆，这些活计多成了村里人离村进城务工的主要岗位。“在土里刨食，到底不确定，遇到个大旱大雨，一年的收成就遭殃了，打工虽然也辛苦，但是到底一个月有一个月的收入，千把块的人心里也踏实。”

长期无节制的开采，让这个城市“千疮百孔”。不仅造成了大量的采空区、沉陷区，更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铜川因此也被称作“一个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

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一的工业体系也让铜川经济排在了陕西倒数。而重工业的逐渐退场，也让很多人失去了进城打工的机会。据红霞说，煤矿要求变高，只收年轻人，一旦超过40几乎就不招了，再加上矿区年限时间长了，很多矿都关了，机会也就少了。

城里的活难找，生存压力又大，一些人寻不下活，只能回家。在城里，眼睛一睁开就要花钱，租房、买菜，样样都是开销。但回到村里，房子是自己的，不用付房租，门口再有块地，种点菜也够撑一个夏天。“我们都是农村人，挣不下钱就得想办法节流。”

还有另一种变化更为隐蔽。过去，是农村人口进城。但现在，甚至有部分城市人口开始回流到农村寻找零工。红霞提到，一些曾在矿区工作的城里人，土地被征走，如今还没有稳定收入，“住在城里花销大，就到农村来干活”。他们在农忙时帮忙疏花、掰玉米、摘苹果。

这种反向务工，压低了劳动力价格。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充裕。恰恰相反，本地劳动力仍然不足，年轻一代，又不愿意干地里的活，留下中老年人，“还要操心刚刚出生孙子辈，所以干活都没有长性”，而年龄太大的，地里的活已经干不动。而且当地的劳动力来源也更加复杂，既有本村老人，也有城镇失业者，还有搬迁进城的“无地农民”。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松散又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

回来的人要收回土地

顺着有点盘旋的山路往山上走，满眼都是当地常见的黄褐相间的土和灰褐得像雾霾的天。红霞无心去看周边，她的眼里只有还待收拾的，已经枯黄了的玉米杆子。

冬去春来，农民们即将开始新的播种，红霞也只能抓住眼前的确定，“不管能种不能种，先把石头拾完，地不能荒，地不荒就成。”

村里的人回来了，自然也要把地要回去。村里人租地，不像外来标准公司或单位承包，有合同或制式的约定。乡村社会是人情社会，多是口头约定，去家里一顿饭的功夫就能谈好租地事宜，就算邻里不熟，找个中间人递话也能攀上关系。但这就留下了隐患。

对曾经扩大经营包地种植的农户来说，一旦土地被收回，风险迅速显现，前期的机械投入反而变成了一种沉没成本。他们又无法止损，“机器卖不了，地少了还离不了它。”红霞说。

红霞两口子早先用于农机购置，大大小小的车加起来总投入约15万元。其实，他们遇到最好的年景不算上农机投入一年净赚也不过千元。遇上2025年的连阴雨，玉米全被水泡了，收回来的也晾不干，全霉了，一亩地只能卖个300元，勉强算是保住了种子、化肥成本。

不只是红霞，同村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还是个大学生。”提到他时，红霞语气里带着惋惜。疫情前，他专门回村想把土地规模化、机械化，觉得一个人加上机器，种植百余亩地，一年收入个十来万元没问题。于是年轻人准备轰轰烈烈大干了一场，甚至花了高于当地市场价200元，以每亩400元-500元的价格承包了村里约80亩地。但没成想，还没到3年，他就只剩下不到50亩地可以种植了，“别人都把地要走了”。

此外，不光是地，为了种植，大学生前前后后还投了不少钱买农机，“如今没那么多地种，全闲置在院子里落灰。”他本想着秋收时帮别人干干活，挣个油钱，可又不能天天在家守着等。算来算去，这些零散的收入根本不够养家。

最终他的“宏大”愿望还是被土地辜负了，“今年他也下煤矿去了”。在这片土地上，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人，走向了同一个结局。

不确定的未来

对于分散的小农户来说，种地就更赚不到钱了。当土地重新回到他们手中，也没有带来稳定的生活。相反，更像一种“无奈的退路”。

红霞提到，自己所属村庄，还属于地多的，每个人头上能分个两亩多，快三亩地，一户人家所有加起来也不过十来亩地。一年下来，一亩地大约收1200斤左右的玉米，近些年玉米收购价多在1.1元/斤-1.4元/斤左右波动。也就是说，一年收入也就一万多元。而一亩地一年下来种子、旋耕、播种，肥料，加起来约300元，扣掉成本，再均摊在一家4-5口人身上，简直是所剩无几。“本想着能打零工补贴，结果现在也无工可打。”

而这些也真实反映了当下乡村的状态，大部分人，没有一条稳定的生存上升通道，只有不断来回跟着情况调整的生计组合。乡村里的人口虽然来来往往，一直流动，但却始终没有明确方向。

就像这里的土地，前些年村里没人种，地慢慢集中到了像红霞这样愿意种的人手上。在如今不确定的生活里，人回来了，地又一块块重新回归了分散。

红霞也是如此。如今，她和丈夫二人还是所谓的百亩种地大户。他们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要是地再少，就搞养殖，或者摆个小吃摊。”当被问及未来时，红霞的回答带着典型的务实，但她的语气里，又充满了不确定和迷茫。

尽管看似有很多选择，但事实是，这些都只是一个没有明确路径的设想，半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的人，还没有想好要怎样释怀逐渐失去土地的事实。

-这是食通社第802篇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