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植林
（1964.8—1968.3）
开学伊始， 乾县一中专门举行了新生欢迎会，学校党支部书记严秉直老师讲了话。他的很多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他说，乾县 50 多万人，七八所中学，每年全县只招收 150 名高中生；乾县一中两个班 100 人，杨汉中学一个班 50 人。1964 年， 近两千初中毕业生中，能升入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的人只占 8％—9％，而高中是先于中专、中技录取的。所以能考上高中的都是佼佼者，是国家的优秀人才。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多读书，将来为国家作更大贡献。他激励我们说：“科学家是人当的，省长、总理也是人当的嘛，希望就在你们当中！”他的话，赢得了全场师生经久不息的掌声，也深深地感染和鼓舞了我们。
不知何故，没过几天，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进校，严书记就被免职了。临平中学原校长赵春老师调任乾县一中党支部书记，高天纵老师也调至一中任政治课教师。
一中高六七级分甲、乙两个班，甲班班主任是高天纵老师，乙班班主任是苏杰老师。我被分到乙班，当时心里暗暗叫苦。这不仅因为高老师是我初中就熟悉且喜欢的老师，更是因为听人说苏老师是“高干子弟”，戴金丝眼镜，看人时常从眼镜上方投来严肃的目光，让人心生怯意。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刚进教室，苏老师接过我的报到注册手续一看，笑着问：“你就是侯智林？”我“嗯”了一声，苏老师马上拉着我的胳膊到教室中间第二排边说：“这就是你的座位。”然后，他就在讲台上指定临时班干部，说我入学成绩好，让我担任学习委员。我一头雾水，满脸茫然。很久以后，在一次闲谈中，苏老师才告诉我，教导处分班时，我是被分到甲班的，是他要求把我调到乙班的。原因竟然是耿振声老师向他推荐了我，说我学习好，文艺体育有特长。耿老师是我在乾师上学时的数学老师，篮球打得特别好，是县队主力，乾师停办后调入县业体校任教练。他爱人王玉宝老师在一中任教，因此，他和苏杰老师也很熟。
高中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真正在校学习时间不足两年。高二年级时，班主任是历史老师李润生。教过我们语文课的有苏杰、高守新、杨乐滨三位老师。授过数学课的有马义林、杜文渊、王守中、张望平、上官伟五位老师。其中上官伟老师原是乾县一中校长，和严秉直书记同时被免职。张望平老师原来也是一中老师，1964 年秋被调去杨汉中学。这二位老师因参加社教运动回到一中， 被临时安排给我们代立体几何课一个半月左右。其他授课老师是：俄语：王军、吴宪荣；政治：高天纵；物理：王之俊；化学：杜耀民、屈崇光；生物：叶淑媛（女）；体育：舒建忠、孙志淼。
乾县一中良师荟萃，大都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教学有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杨乐滨老师，他当时教高三年级语文课，因我们高二年级语文老师请假，只给我们讲了鲁迅先生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篇课文，范读标题时，他在“走狗”和前边的三个定语“丧家的——资本家的——乏”，加重语气，断开，语调抑扬顿挫，使我瞬间领悟了这篇文章的要义。常言道：“书读三遍，其义自见。”可杨老师只读了个标题啊！几年后，我被调至临平中学任教，杨老师不仅将他积累的多本高中语文教学参考资料送给我，还把他珍藏的线装本《杜诗镜诠》（一套）和《昭明文选》送我学习。
在一中，几乎所有的老师对我都很好，就连校长赵春老师也对我格外关心。那时的我自恃学习成绩好，时常流露出骄傲自满情绪，又生性好动贪玩。课余时间不是玩篮球就是打乒乓球，做事风风火火，慌里慌张。赵老师曾多次把我叫到办公室，或批评， 或鼓励，或指教。他谆谆告诫我排序不同的三个字：“不得了”与“了不得”——前者警示我若放任缺点将一事无成，后者激励我若能改正不足、奋发图强，将来必成大器。当时男女同学之间不说话，我在学校文艺宣传队时和女同学接触较多
赵老师多次提醒我要注意和女同学交往的分寸，千万不要陷入早恋！ 但后来我参军前，家里托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赵秀珍，由于该女子曾是赵老师在临平中学时的学生，是校团委委员。得知此事后，赵老师不但不反对，反而说了女方许多优点，督促我莫失良机，早点把关系确定下来。他这个女学生，后来就成了我终身的伴侣。
赵 老 师 慈 祥、 仁 爱、宽厚，像慈父一样关怀爱护学生。他领导艺术高超，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礼贤下士， 老师和学生都很尊敬他。2017 年 12月 26 日， 赵老师仙逝，享年九十余。乾县一中老三届的部分同学嘱托我撰书悼念诗一首，从西安、咸阳、宝鸡、乾县等地同去赵老师老家乾县梁村镇桑园村吊唁，执弟子礼，敬送赵老师归天。
悼恩师赵公
恩师驾鹤游西天，学子痛祭英灵前。执鞭杏坛数十载，乾州学苑美名传。治校育人多奇艺，慈爱长弥师生间。风清气正身为范，宽仁厚德人称贤。高足何止七十二，门下桃李逾万千。造福桑梓遂君愿，功泽后世昭永年。
2017.12.26
相比较而言，在一中对我最好的老师，无疑是苏杰老师。他不仅在学习上对我精心指导，工作上尽力支持，思想品德方面严格要求，而且在生活方面对我也十分关心。由于家庭贫穷，我常年赤着脚穿鞋，苏老师给我买了双当时时髦的尼龙袜。我代表班里参加学校运动会，苏老师专门给我买了一身时兴的罗纹弹力运动衣裤。即便我高二以后他不担任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了，仍然对我非常关心，经常询问我的学习生活状况，向我介绍报刊的好文章，推荐中外名著。正是在他的引导下，我才比较认真地读完了《红楼梦》、鲁迅的《野草》、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一批作品。他勤奋好学，自费订阅了几份报刊，购买了不少书籍。他的杂志书籍，允许我随便读取，即使我入伍服役到四川，几年中他仍多次给我邮寄书籍和日用品，这对提高我的文学素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样的老师，怎能忘记？
离开乾县一中至今，我一直和苏老师保持着联系，不管是在乾县还是在西安，我都经常去看望他老人家。苏老师今年已 88 岁，身体还很健康。其父 20世纪 30 年代入党，后一直任青海民族学院领导，其长子苏永乐是西安财经大学行知学院院长，次子苏仲乐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所以他们家被评为“陕西省教育世家”。可喜可贺！
我们这一届入校时，乾县一中还在建设中，校舍不足，缺乏资金。学校北边的围墙就是乾县古时修筑的宽厚高大的城墙，所以学校就组织各年级的学生轮流在城墙上打窑洞。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劳动，几孔窑洞终于打成，有的做了仓库，有的成了老师宿舍、办公室。虽然大家流了汗， 甚至流了血，但个个毫无怨言。国家教育方针明确规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4 年冬期末考试， 高中部政治理论课实行开卷考试，统一使用由驻校社教工作组命制的题：“谈谈学校里的阶级斗争”，并由社教工作组阅卷评分。我得了 95 分，成为全校最高分。授我政治课的高天纵老师非常高兴，专门奖给我一个精美日记本。由此，我在学校有了点名气。
在乾县一中，我有幸被选拔为校篮球队队员。教练是几位体育老师，
但主要负责人是任西省老师。任老师个子低，但体质好，速度快，投篮准，技术全面，战术灵活多变，教学经验非常丰富，所以也是县篮球队的成员。在任老师指导下，当时一中篮球队在乾县是数一数二的强队，除县棉花公司篮球队以外，没有一个队可以和一中队抗衡。可是有一次陕西省女子篮球队来乾县，和我们乾县一中篮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结果我们大败，人家得分一百多，而我们得分还不到人家的一半。能跟省级的高手比赛，已经是很荣幸了，我们虽败犹荣，更何况又向人家学到了许多知识。
在乾县一中举行的田径运动会上，我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曾获男子200 米、400 米、800 米和 1500 米冠军，100 米不及我班文体委员吴立志同学，获得了亚军。在学校举办的越野赛中，我曾第一个登上乾陵主峰峰顶。那时候，年轻力壮，精力充沛。而今，岁月真如杀猪刀，春风不染白髭须，虽说夕阳无限好，毕竟近黄昏了。
大约是 1964 年秋，西安体育学院几位学生来乾县一中实习，其中有两位女生：一位身材高挑，另一位个头稍矮、肤色较深（似是藏族人）。两人都喜欢唱歌跳舞，嗓音清亮高亢， 尤其藏族舞姿极为优美。实习了一段时间后，她们从高一和高二年级挑选了几名女生和我，利用课余时间教我们唱《洗衣歌》，并排练《洗衣舞》。我扮演解放军炊事班长，几位女生扮演藏族姑娘。舞蹈内容主要反映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演出后受到了师生的好评。
在高天纵老师的组织指导下， 我和安英、严俊萍等同学排演了小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剧中，安英饰演老工人父亲，我饰演学生儿子大志，严俊萍饰演大志的妹妹。剧情主要反映学生不能仅满足于学习成绩， 而要和社会实践、生产劳动相结合。高老师要求，全剧不许用方言，必须用普通话。这大大提高了我们几个人的普通话水平，演出后获得师生广泛赞誉。
后来，学校成立了文艺宣传队， 我曾任队长。由于高中没有音乐课和音乐老师，所以节目都是由同学们自编自导，自娱自乐。形式主要有快板、对口词、诗文朗诵、独唱、合唱、表演唱、舞蹈、戏曲、器乐演奏等。过节时为师生演出，水平虽不高，但活跃了校园生活。我们也曾多次下乡为群众演出，由于当时农村文化活动少，群众反响还挺好。
1966 年九、十月，受西安大中学校运动的影响以及来乾县煽风点火的造反派的煽动，乾县一中和乾县师范学校这两所乾县最高学府的学生率先造反了。
可悲的是，在学校，老师们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校领导被称为“黑帅”，老师们不是被称为反动学阀，就是被称为“三反”分子。一个个时不时被他们辛勤教育的弟子们押解着，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侮辱性的大牌子游街示众，几乎每天还要交代问题，动不动就被开批斗会，个别老师甚至会遭到平时对自己有意见的学生的打骂。真是斯文扫地。“文革”几年，我没有给一个老师写过大字报，也没有给任何老师捏造过黑材料，还多次阻止了个别同学的过激行为， 招致有人也给我写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文革”中，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都参与了大串联，因为当时吃、住、行都免费，我和陈武、张益孝、甘智春等四人离开小县城，扒火车到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转了一大圈。在北京，住在农业展览馆，早晨四点就起床集合，到东长安街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道路两边是全国各地来的学生，解放军在第一排维持秩序，指挥大家唱歌等待。毛主席乘敞篷汽车向大家招手，很快驶过。人群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震耳欲聋。我记得后来在日记中特别写了一句话：“北京你好，我在贵地幸运地见到了毛主席。”此后，我们游览了天安门广场、颐和园、景山公园、军事博物馆等。在南京，主要游览了街景和秦淮河。在上海，游览了南京路、外滩。在广州，主要游览了越秀公园和街景。这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看什么都新奇，真像是《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文革”中，我曾被选为“校文革临时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长。后来亁县一中和杨汉中学联合成立了“乾县红卫兵总部”，一中的牛振国任总司令，让我任秘书长。后来因为我让总部的宣传车为一个同学办了件私事，我的职务被撤销。再后来，筹备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乾县“红卫兵”的头子牛振国被“三结合”为副主任。按当时的程序，革委会成立都要给毛主席写一封致敬信，牛振国推荐我和王中全同学执笔撰稿，得到了筹委会的通过。
1965 年夏忙假， 周尚义同学约我和甘智春、周宏博等去他二哥工作的扶风县居良农场打工。由于是三夏大忙时节，每天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还要加班加点，所以仅十天左右，每人就挣了二十多块钱。回到学校不久，周宏博同学的父亲因病住在乾县医院，我知道周同学家贫困，提议大家捐助，我们几个便把打忙工挣的钱捐了出来，帮周宏博结清了父亲的住院治疗费用。
1965 年暑期， 西兰公路正在由砂石路改建为柏油路。我和傅正义等同学报名参加，任务是挖路基坑，工具由路方提供，主要是镐和锹。要求挖一米深、一米宽，工钱是一立方米一元，施工地点在东风（即灵源） 道班附近。我们每天清晨带上馒头骑自行车到工地，就在道班喝水吃馒头，晚上再骑自行车回学校睡觉。那活特别难干，原路基是沙土石子加少量石灰填充的，经长期车辆碾压，非常坚硬瓷实，只能用羊角镐一点一点破碎，手都磨出了血泡。干了大约一个月， 每人挣了四十多元钱，虽然累，但很高兴，这些钱加上人民助学金，足以支付一年的学杂费和生活费！
1966 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星期天， 我正在操场上打篮球，突然被一个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同学叫过去，他向我介绍说他身旁的长者是他父亲，我赶紧上前热情问候。他父亲反复打量着我，要我和他儿子互帮互学，还问了我家的情况。
后来，父母亲几次捎话，要我周末一定回家。到了周六下午，我急匆匆地回到了家中。原来是有人托我的表哥来提亲，父母可高兴了。富裕家庭，儿子不论怎样，媒人都能把门槛踢断；穷苦家庭，儿子再优秀，都无人问津！如今，终于有人来提亲了，父母焉能不欣喜若狂。我无可奈何， 第二天早饭后，硬着头皮跟着父亲去相亲。
进了临平镇东门外一户人家院子，我看见一个矮小白皙的女子，大裆裤，花上衣，一副窝窝囊囊的样子， 心里暗想，但愿不是这个女子。进入屋内，我一眼就看出女方家长就是上周在学校见到的同学的父亲。他毫不客气地对我父亲说：“你一辈子给娃也没干下个啥，庄子是乱院子（即一个院子住了几家人），房子也没几间， 还都是先人留下的。”我父亲低声下气地说：“我娃娃多，光养活他们就很不容易了。”那女子的父亲一会儿吹自己多有本事，他女儿多能干， 一会儿又说彩礼……他趾高气扬，对我父亲没有一点尊重的意思。
我冲过去从炕边上拉下我父亲说：“他还嫌咱这，嫌咱那，我根本就看不上他那丑女子！走，咱回！”那女子的父亲也怒了，说：“你太骄傲了。”我回应他：“是你来求我们，不是我们来求你。你来求人，还那么高傲！”他竟然说：“看你娃到哪儿找媳妇呀？”我转过头说：“想跟我的女子排队呢，我闭着眼睛随便抓一个都比你女子强！”
其实我说这话，也并不完全是吹牛唬人，在我的初中和高中阶段，由于经常参加学校的文娱活动和体育运动，是学校的活跃分子，也吸引了许多女同学的关注，向我示好的也不少。长得一般的，动不了情；长得漂亮的，能动情的，有些家庭成分是地主或富农。而供养我上学的姐姐一再告诫我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否则，随便谈一个，都比在临平相亲的那个女子强多了。
后来我才知道，女子的父亲也是一个对女儿婚姻负责的人。他上周到学校来是听了他儿子介绍后专门来考察我的，在回去的途中，以讨水喝的名义专门去察看了我们家，通过询问我时年十岁的小弟弟，知道了我家的情况。但他对我的印象比较好，所以才托我的表哥来提亲。只是他自恃优越，不尊重我的父亲，反倒自取其辱。
1967年，族中十嫂子要给我介绍她娘家董城北村的一位姑娘，我当时开玩笑说：“你董城哪有个好女子， 都和你一样像个丑八怪。”没料到次年（1968 年）春节前，又有人来提亲，女方依然是十嫂子说的那位。她家庭是贫农，母亲还是共产党员、大队干部，姑娘是中学毕业生，漂亮能干。
这下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认为这就是缘分，是天意。姐姐特别高兴，还专门去董城北村通过我堂姐了解了女方的情况。并告诫我说：“这个婚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若因为你的原因失败，我将和你断绝关系，还要你把上学花我的钱全部还给我。”其实，我通过赵春老师也知道了女方的品行相貌：她在临平中学上学时，曾是学校团委会的委员，品质优，学习好，人漂亮。我初中时曾和她同校一段时间，“文革”中我曾去临平中学为该校宣传队辅导过节目，虽然我们互不认识，也未说过话，但或许她对我也有点印象，或听别人说起过我。所以相亲过程非常简单：女方父母见到我，没有谈任何意见；姑娘本人也没有意见。在媒人和姑娘同院住的堂兄嫂见证下，就订下了婚约。
高中课程尚未学完，学业即告中断，大学也停止招生。1966 年至 1968年这三届被称为“老三届”。城市户口的年轻人“上山下乡”，被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他们后来回城工作还按下乡时间计算工龄；而农村户口的学生各回各村当农民， 连“知识青年”也算不上，什么待遇也没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简介:
侯植林，1946年出生于陕西省乾县，咸阳市书协会员，中学高级教师，曾任乾县临平中学校长 ，乾县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长，咸阳市及陕西省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曾代表咸阳市中学政治教研会参加北京政治经济学研习会。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全国三十一城市中学政治小论文组委会，多次被评为乾县、咸阳市优秀教师，咸阳市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咸阳市招生工作先进个人，陕西省德育先进工作者，1992年初被乾县推荐为陕西省首届特级教师候选人，曾连续两届被选为乾县人大代表。
1992年秋调入陕西渭河发电公司子校，任思想品德课教师，兼授书法课，2006年退休，电厂学校返聘至2016年。学生成绩优秀，多名学生书法作品获咸阳市、渭城区学生书法竞赛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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