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克劳斯·滕施泰特（Klaus Tennstedt，1926-1998）是在一间霓虹闪烁的直播间，我们本打算讨论他爱听什么唱片。一定是前期沟通时翻译导致了误解，从东德的断壁残垣中过来的克劳斯既不了解西方的新唱片也不在意。他只想花一个小时聊聊音乐。
那次会面让我受了一番洗礼，并非因为克劳斯的德英语混合的漫谈，而是他那道专注的光芒，将我脑海中的所有杂念一扫而空。
他对乐团也有如是魔力。克劳斯就任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时，面对的是一群压力山大的弦乐手和救世军般的铜管乐手——他们不仅意见分歧，甚至彼此厌恶。克劳斯一大早邋邋遢遢地走进排练厅，一只鞋带没系好，嘴里叼着烟屁股，然而他棒下的乐声却如脱胎换骨。乐手们不敢相信这音乐是自己奏出的。“我们简直变成了维也纳爱乐，”有人感叹道。这并非指挥棒的功劳，而是指挥本人的魅力。“克劳斯的指挥技巧并不出众，”一位年轻指挥家评价道，“但他的音乐……无与伦比！”
克劳斯·滕施泰特，摄于1991年。视觉中国 图
指挥艺术九成在于经营形象。阿巴多和穆蒂的燕尾服永远剪裁一流；索尔蒂让后排乐手闻风丧胆；布列兹故作法式漫不经心；小泽征尔则顶着披头士发型——个个都极具镜头感。而滕施泰特眯着眼，戴着埃里希·昂纳克式的眼镜，衬衫转眼间就被汗水浸透，他挥舞双臂的模样活像个溺水的流浪汉（一位评论家说他“像只发疯的鹳鸟”）。他沉迷于乐谱之际，在指挥台上无暇顾及风度。他太有活人感了，无法复制，独一无二。
华纳公司2026年3月推出一套41张CD的合辑，以纪念滕施泰特百年冥诞。他本人71岁就离世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烟酒无度。他喜欢大车但车技不佳，坐飞机时总盼着和空姐发生艳遇。除了音乐之外，他做任何事都杂乱无章；但在音乐领域，他却要求极致精准，并倾注全部心血。他曾命令伦敦爱乐乐团的乐手们回家去“研究自己的私处”，整崩了一票标准英式扑克脸。我想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滕施泰特作品合辑
作为哈勒（他常提醒那是“亨德尔的故乡”）一位乐手的儿子，克劳斯原本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小提琴手，但因手部畸形被迫放弃拉琴。当时还是十几岁少年的指挥家库尔特·马祖尔建议他试着当个指挥。马祖尔曾听见克劳斯的母亲抱怨：“你怎么不学学库尔特？”当马祖尔成为政坛宠儿时，克劳斯却得罪了党内大佬，被流放到海滨小镇施韦林。马祖尔向昂纳克求情，让克劳斯离开。45岁重获自由时，克劳斯唯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是在偏远的海军城镇基尔。
一位加拿大伯乐发现了他。他在多伦多的首演如此耀眼，以至于美国五大音乐厅都争相发来邀约。克劳斯随即精神崩溃，休养了一年。“正是那时，我发现了马勒，”他告诉我，“马勒也曾饱受精神折磨。”
他绝口不提的悲剧，是他的女儿自杀身亡。克劳斯自责不已，在马勒的艺术歌曲《儿童之死》中寻找意义，并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寻找救赎。赫伯特·冯·卡拉扬盛赞他是“最后一位真正的乐队指挥”，并邀请他执棒柏林爱乐乐团。但当卡拉扬询问滕施泰特对自己新录的理查德·施特劳斯唱片有何看法时，耿直的克劳斯逐一列举了其中的每一个错音。此后他再未受邀。
1980年代马勒复兴浪潮中，他为EMI录制了一套交响曲全集，并用版税买了一辆梦中情车劳斯莱斯。次日清晨在基尔，他发现德国邻居刮花了新车。此后他们每天都这么做，直到他卖掉爱车。
癌症侵蚀了他的喉管，使他无法长时间工作。每次他步入皇家节日大厅，观众都会起立欢呼。包厢外飘扬着一条横幅：“欢迎回来，克劳斯！”伦敦再没有哪位指挥家获得过如此盛大的欢迎。
对手们在私底下对他冷嘲热讽，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雄鹰指挥卡洛斯·克莱伯在电视上看过滕施泰特指挥的马勒作品后大为倾倒。“从不耍小聪明，从不敷衍了事，从不刻意，”克莱伯写道，“一片真心。”
当滕施泰特的演出取消越来越频繁，我便从不错过他的马勒《第八交响曲》的每一场管弦乐排练，因为我知道，将来再也听不到如此通透的演绎了。他接受了牛津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作为回报，他排练了牛津学生管弦乐团。1994年6月的一个上午，他对我倾诉了内心的脆弱与担忧。随后，他带领学生们排练了卡尔·玛利亚·冯·韦伯的一首十分钟序曲，那场排练令在场学生终生难忘。结束后，他轻声自语：“我还能再指挥吗？”
他再也没有执棒。1998年1月，克劳斯·滕施泰特在家中去世，享年71岁。我深知世上再难出现他的同类。他完美诠释了天赋异禀者与后天努力者之间的鸿沟。克莱伯，或许还有年轻时的卡拉扬，是唯二能与他比肩的指挥家。
尽管华纳唱片公司的这套全集不可或缺，但其中弥漫着朝九晚五的录音棚痕迹。天才的音乐需要现场氛围的烘托，最好是在夜幕降临之后。网络上仍有遗珠：油管上有大都会歌剧院版《费德里奥》，张力满溢；还有明尼苏达交响乐团演绎的马勒现场版，以及柏林爱乐乐团那超凡脱俗的布鲁克纳；坦格伍德音乐节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终幕令人魂牵梦萦。每当我想起克劳斯，脑海中只会浮现一个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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