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很多人以为伊斯兰教是从元代时期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其实从大唐永徽二年开始算起，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整整走了1300多年的岁月。
唐朝初年，许多穆斯林商人来华，成为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在中国建立起了许多的清真寺。如今我们熟知的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回国后，杜环把自己12年的所见所闻，写成了《经行记》。这本书里，不仅写了阿拉伯帝国的社会风貌，更精准地记录了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每日五次礼拜的规矩、斋月的斋戒要求、古尔邦节的宰牲习俗，还有阿拉伯人的饮食、婚丧、伦理规范。
我们熟知的唐代大食人李彦升，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唐宣宗年间考中进士，成了史料里第一个考中科举的阿拉伯人。宋代的蒲寿庚家族更是典型，祖上从西域来华，几代人定居泉州，蒲寿庚不仅执掌泉州市舶司三十年，还能写诗作赋，他的哥哥蒲寿晟更是留下了完整的诗集传世。
从公元1219年到1259年，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率领蒙古铁骑发动了三次西征，西征的过程中，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要么是被蒙古军队俘获后被迫东迁，要么是主动归附蒙古大军，跟着军队一路来到了中国。这些人被蒙古人统称为“回回”。
按照蒙古军队的规矩，编入探马赤军的回回军士，要遵循“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原则。战争结束后，这些军士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屯垦戍边，元世祖至元十年，也就是1273年，忽必烈正式下了诏令，要求“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
这道政令，让大批回回军士正式脱离军籍，在屯垦的地方加入村社，成了普通农民，从此在当地定居下来。那时候，从宁夏、河西走廊，到云南、四川，再到江南的杭州、泉州，还有元大都周边，到处都有回回人的屯垦区。也正是从这时起，回回“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正式定型，而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这些东来的回回，原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部落，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因为有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来到中国后，他们在屯垦地修建清真寺，围绕着清真寺形成聚居区。
经过两三个世纪的生息繁衍与融合发展，这些原本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有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聚居模式、共同的风俗习惯，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逐步诞生。
明清两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完成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回回民族最终定型、稳定发展的阶段。
明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推行了一系列民族融合政策：禁止胡服、胡语、胡姓，要求蒙古、色目人必须与汉族通婚。这一系列政策，极大地加速了回回群体的本土化进程。
从这时起，回回人彻底把汉语当成了自己的母语，原本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只保留在了宗教经典和仪式里；姓氏也普遍改成了汉式姓氏，其中马姓最多，因为穆罕默德的早期汉译，大多是“马哈麻”，很多回回人就取首字为姓，除此之外，哈、白、丁、纳、闪、买等，也成了回族的典型姓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回族的有识之士，开始把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推向了全新的阶段。
第一项举措，是经堂教育的创立。陕西回族学者胡登洲，率先在清真寺里开设经堂，仿照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模式，系统地向回族子弟传授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伊斯兰教经典，培养专业的宗教人才。
他们把伊斯兰教的“五功”“六信”，和儒家的纲常伦理融合在一起，把伊斯兰教的伦理规范，和儒家的忠孝节义对应起来，证明二者的核心理念是相通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代康熙年间的学者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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