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系依据福州民间传说改编而成。望诸君以理性之态观之，切勿信以为真！
陈默第一次听到“20路车闹鬼”的传言，是在福州一家老牌线面店的早餐桌上。
那天他刚上早班，隔壁桌两个老福州人用他听不太懂的方言聊得热火朝天，他只零星捕捉到几个词——“二十路”“九几年”“坪山那边”。出于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职业敏感，他端着线面碗凑了过去。
“你们说20路车怎么了？”
两个老人对视一眼，其中一个花白头发的放下筷子，声音压低了几分：“年轻人，你是外地来的吧？”陈默点头。老人叹了口气：“20路，那条线啊，八字轻的人晚上别去坐，尤其快到坪山那一带……”
另一个老人突然打断他：“老李，小孩子家，说这些做什么。”
那个叫老李的老人摆摆手，从兜里掏出一包牡丹烟，抖出一根叼在嘴上，却没点。他盯着陈默看了几秒，像是在掂量什么，最后说：“你要是真想听，去公交三公司找个叫程德明的老师傅，就说是坪山线面上老李让你找的。他要是愿意讲，你就听。”
陈默把这句话记在了采访本上，但接下来的一周，他始终没能打通公交公司的电话。直到第八天，他换了个思路，直接打了20路车队的调度室。
接电话的是一个嗓音沙哑的中年女人，听陈默说要找程德明，沉默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电话断了。
“程师傅啊……”女人低低地说，“你找他有事？”
“我想采访他，关于20路车以前的事。”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那女人用极轻的声音说了句让陈默愣在原地的话：“程师傅五年前就退休了，你去总院后面的职工宿舍找他吧。不过我要告诉你一句——他退休前，连着三年没开过夜班车。”
陈默是在一个下雨的黄昏找到程德明家的。
福州六月的雨来得又急又密，他撑着伞穿过总院后面那条窄巷子，在几栋灰扑扑的老楼前停下。302室的门虚掩着，他用指节敲了三下，门后传来一个老人迟缓的脚步声。
程德明比他想象的要老得多。资料显示他今年六十七岁，但那张脸上的皱纹像是刻上去的，眼窝深深陷下去，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吹歪的老榕树。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看见陈默手里的录音笔，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说不清的情绪。
“你是电视台的？”
“导演，拍纪录片的。”陈默递上一根烟，“坪山的老李让我来找您，说说九几年那趟车的事。”
程德明接过烟，却夹在指间没点。他转身走进屋里，陈默跟了进去，一股浓烈的艾草味扑面而来。客厅不大，供着一尊关公像，香炉里的香灰积了厚厚一层。角落里还供着一盏长明灯，灯油燃了一半，火光在穿堂风里微微晃动。
老人在藤椅上坐下来，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窗外雨越下越大，打在铁皮雨棚上发出密集的鼓点声。陈默以为他不打算开口了，正准备再问一遍，程德明忽然说话了。
“你多大了？”
“二十八。”
“年轻。”老人把烟夹到耳朵上，“年轻好，年轻人阳气重，听了这种故事晚上回去能睡得着。”
屋里只有长明灯的火光，雨水的潮湿气息混杂着艾草和香灰的味道，让陈默有种恍惚的错觉，仿佛他正坐在时间的缝隙里，等待一个被封存多年的秘密被重新打开。
程德明端起搪瓷茶杯喝了口水，望着关公像的方向，声音像是从嗓子眼最深处挤出来的：“那是九八年的事。九八年，六月十七号，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天是我闺女中考的最后一天。”
他说那晚他跑的是末班车。
按规矩，20路末班车晚上十点从火车站出发，沿八一七路一路向南，穿过鼓楼、南门、台江，最后到师大。全程十一个站点，正常跑下来四十分钟左右。那天的前半程一切正常，车上稀稀拉拉坐了七八个乘客，该下的下，该上的上。到洋头口站的时候，车上还剩一对年轻情侣和一个提蛇皮袋的老妇人。
等车子压过闽江大桥，到了仓山地界，车厢里的乘客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陈默听到这里，发现程德明的右手开始微微发抖，那条干瘦的手臂上青筋暴起，像是在努力克制着什么。
“过了桥就是仓山，下一站是坪山。”程德明的声音忽然变了调，像是喉咙里被塞了一把沙子，“我在坪山站停了一下，照例开后门看了看车厢，确实没人了。我按下关门键，刚要起步，天一下就黑透了。”
“那会儿本来就是晚上。”陈默说。
“我知道是晚上。”程德明转过头看着他，昏黄的灯光下，那双深陷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我的意思是，那种黑不是夜里该有的黑，是那种——怎么说呢，像是有人把一块黑布从天上一把扯下来，把整个世界都包进去了。连路灯的光都看不见，只有我的车灯亮着，两道光柱照出去，照不到五米就没了。”
陈默打开录音笔，程德明看了一眼那个闪着红光的设备，没有阻止。
“然后就开始下雨了，”老人继续说，“大暴雨，雨刷开到最大档都刮不干净。我心想下这么大的雨也好，路上没人，早点跑完早点收车回家。可我开着开着，发现不对劲了。”
“哪里不对劲？”
程德明闭上眼睛，像是在脑海里重新跑了一遍那趟永远跑不完的夜路。
“我跑了十几年20路，这条线上每一个坑、每一棵行道树、每一个红绿灯的秒数，闭着眼睛我都能说出来。可那天晚上，从坪山站出来之后，我开了整整十五分钟，一个站牌都没看见。上三路全长不到两公里，正常跑完也就三分钟，我开了十五分钟，路两边还是一片漆黑。”
“你能看到路边有什么吗？”陈默问。
“什么都没有。”程德明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见，“房子、树、电线杆、路灯，全都没有。车灯照出去的地方，全是平的，像是开在一片荒原上。可我明明在上三路，两边应该是居民区和学校，就算半夜关了灯，也不至于什么都看不见。”
老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抓起搪瓷杯猛灌了一口水，水从杯沿溢出来，沿着下巴滴在背心上，他却浑然不觉。
“我开始慌了，”他说，“我一脚油门踩到底，20路那车旧归旧，跑起来不慢，我心想不管怎么样，只要一直往前开总能到师大。可你知道吗，最邪门的事情来了——码表指针稳稳指着六十，可我感觉车子根本没在动。”
“没在动？”
“对。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你人在车上，车也在跑，发动机声音轰轰的，可周围的黑暗一点变化都没有，车灯扫出去永远是那片灰蒙蒙的雨幕，永远是一样的画面。你开一分钟是这个样子，开十分钟还是这个样子，你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正开着车在地狱里兜圈。”
程德明说到这里，忽然睁开眼睛看着陈默：“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才彻底被吓到的吗？”
陈默摇头。
“在那种鬼地方开了快二十分钟后，我无意中看了一眼后视镜。”
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很大，长明灯的火苗猛地跳了一下，在墙上投下摇曳的暗影。
“后视镜里，车厢的灯还亮着，”程德明的声音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驾驶座后面第一排靠窗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
陈默的后背瞬间炸出一层鸡皮疙瘩。
“我说过，坪山站之后我看了车厢，一个人都没有。车门全程没开过，那个位置我之前也检查过，是空的。”老人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上来的，车子跑到那种地方之后，我的注意力全在前面，根本没往后看。直到那一眼——她就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低着头，一头长头发垂下来把脸遮住了，看不清五官。裙子是那种很旧式的红，像是褪了色的，车里的灯照在她身上，颜色发暗。”
陈默忍不住问：“你后来跟她说话了吗？”
“说了。”程德明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可能是太害怕了反而豁出去了，我喊了一声‘姑娘你到哪里下’。喊完之后，车子里的灯忽然开始闪。不是那种坏了的有规律的闪，是那种一下一下的，越来越慢，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把灯光一口一口吃掉。每闪一下，车厢里就暗一点，到最后几乎全黑了，只有仪表盘那几个数字还亮着，绿莹莹的，照得我整个脸都是绿的。”
“然后呢？”
“然后车子突然猛地往前一冲，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后面狠狠撞了一下。我整个人往前一栽，额头磕在方向盘上，磕出一个口子，血一下就流下来了。我来不及擦血，本能地抬头看了一眼，你猜怎么着——”
他的声音突然卡住了，像是有什么东西掐住了他的喉咙。
“怎么着？”陈默屏住呼吸。
“南门大榕树。”程德明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我不知道怎么到的南门，八一七路上的红灯就在前面亮着，旁边大众电影院散场的人正往外走，霓虹灯照得整条街都是亮的。雨停了，一滴雨都没有，地上是干的。”
程德明解开背心最上面那颗扣子，露出锁骨下方一道发白的疤痕，像是烫伤的痕迹。
“我哆嗦着下车，靠着车门抽烟。抽了半根，手才不抖了。这时候一个人走过来，问我借火。我帮他点了烟，他看了我一眼，问我你怎么浑身都湿透了。”
老人把搪瓷杯放回桌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那个借火的人说，今晚根本没下过雨。”
长明灯的火苗又跳了一下，这次没有任何风。
陈默竖起衣领，从程德明家出来的时候，外面的雨已经停了。空气里弥漫着福州盛夏特有的湿热，他站在巷口点了根烟，手机屏幕显示晚上十点二十七分。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酒店的，脑子里全是程德明那些断断续续的描述——“穿红裙子的女人”“高速倒转的码表”“像荒原一样的上三路”。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凌晨三点才迷迷糊糊睡着。
第二天一早，他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去了福建省档案馆。
花了大半天时间翻检九八年左右的旧报纸，在《福州晚报》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四日的社会新闻版，他找到了一则豆腐块大小的报道，标题是《公交司机深夜惊魂，20路车迷路半小时》。报道里没有提红裙女人，只含糊地用了“司机称遭遇离奇路况”这样的措辞，被挤在角落里的寻人启事旁边，毫不起眼。
真正让他后背发凉的，是他在档案馆的微缩胶片里无意中翻到的一则更早的新闻——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二日，仓山上三路靠近师大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夜行货车因雨天路滑失控，撞上一名穿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性。报道说死者当场身亡，身份不明，事发地点距离坪山公交站不到三百米。
陈默把微缩胶片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他拿出手机，想给程德明打个电话，却发现昨晚录的那段音频文件在播放到“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这几个字的时候，录进了一段刺耳的电流杂音，像极了老式收音机在雷雨天的动静。
他把电话拨过去，那头的程德明似乎早就知道他会打来。
“找到了？”老人的声音平静得出奇。
陈默握着手机的手在微微发抖：“程师傅，九五年坪山附近……”
“我知道。”程德明打断了他，“那个新闻我见过。但我要告诉你另一件事。”
“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陈默以为信号断了。然后他听到老人用一种从未有过的、极其缓慢的声音说了最后一句话：
“那天晚上我下车抽烟的时候，在车门旁边捡到了一样东西。一片湿漉漉的榕树叶，和一根很长很长的，红头发。”
窗外，福州的天又暗了下来，一场新的暴雨正在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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