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出家为僧十五年，前妻突然寻求帮助：孩子需要你，他还俗后一幅画作拍出1173万元！
2014年秋，北京一家拍卖现场报出1173万元成交价，《转经图》带着新鲜的油墨味被举牌买走。人们只关心数字，却少有人回头想起，画面里那一圈脚步稳健的藏民最初诞生于寺院的静室。画背签名仍写着“慧禅”，这是史国良当年的法名。从“史国良”到“慧禅”再回到“史国良”，时间刚好跨越15年。
1956年，他出生在北京城郊。上世纪70年代还没多少娱乐，少年史国良喜欢在胡同口画邻居的脸。1973年考入北京第三师范学校美术班，课堂布置十张速写，他总是交三四十张；为了找角度，他骑车跑到门头沟写生，嘴里唱着邓丽君的歌曲给路程计时。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中央美院国画系录取了一批“吃螃蟹的人”，史国良是年纪最小的一个。第一次画人体，他握笔的手直抖，只敢用余光瞟模特，“这也算历劫”他后来打趣。
1980年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校走廊临时隔出八九平方米，铺上木板就成了婚房，他和刘玉梅就在这里摆了两把椅子、一张画桌。第二年儿子史村出生，新手父亲干脆把颜料箱当摇篮，孩子就睡在画室里。物质不富裕，创作却迎来高光：1989年前后，《刻经》获蒙特卡洛国际美术大奖，西藏人物题材一下闯进国际视野。
大奖带来新的诱惑。那一年，不少中国画家正往外走，他也卖掉《刻经》，举家奔赴温哥华。陌生城市并不温柔，一场车祸让他在病房里反思“下一步画什么”。妻子在唐人街餐馆端盘子，双手被热水泡得通红。转机来自卑诗大学亚洲中心小规模个展，作品被当地馆长推荐后，他总算攒下一套靠海的小房子，生活稳定下来，可创作方向却越发迷茫。
1995年夏，他接受星云大师邀请去美国西来寺举办讲座。夜谈里，大师淡淡一句：“画与修行并不冲突。”史国良却听出了另一重意思——“如果心里杂乱，不如试试丛林生活。”回到温哥华，他提出与刘玉梅离婚。临行前的机场走廊，儿子紧拉袖口问：“爸爸，你真的不回来了？”那句颤抖的童音成了多年心结。
剃度后僧名慧禅。寺院凌晨三点钟板声响起，他跟着诵经、做早课，下午被安排画佛像。僧团希望画面庄严，他偏爱写实人物；僧团强调戒律，他想下山写生。磨合期里，他干脆把寺里香客写进画面：转经、磕长头、跳弦子，一张张速写塞满素描本。“佛法为我所用”成了他给自己的开脱。
1997年，他持戒回国挂单河北柏林禅寺，白天抄经，夜里画《转经图》的草稿。作品完成后先被送去慈善拍卖，全部善款修建贫困地区小学。此后，“画僧”名号传开，邀展、讲座不断，可每逢夜深，他总会想起温哥华海边那对母子。
2001年，刘玉梅带着15岁的史村回国。少年情绪激烈，对父亲充满怨气，见面第一句话竟是：“你为什么要抛弃我们？”父亲没有辩解，只拿出画具，对他说：“先把眼前这棵松树画下来。”两人在院子里对坐到天黑，彼此沉默，却都没有走开。自那以后，父子开始结伴写生，一路从承德到稻城，画纸越叠越厚，隔阂慢慢被折角磨平。
2010年9月，刘玉梅递给他一张写着“回来吧”字迹略显凌乱的纸条。那晚，他守在北京雍和宫外，一直站到晨钟撞响。次日，中国佛教协会批准还俗申请，原名再度启用。回归画坛，他继续深耕西藏人物题材，《转经图》数年后拍出七位数，让市场重新认识这位“走过弯路”的画家。而他对朋友只淡淡一句：“人生不是什么都要赢，有些途中插曲对画笔也有好处。”
此后，史国良受聘国家画院，偶尔去中央美院做客座，学生最爱听他讲当年“偷瞄”人体模特的窘事；周末回家，他还是会陪妻子去菜市场，顺手拎两把菠菜。家里墙上挂的是儿子临摹的《李唐山水》，父子不再谈当年的缺席。有人问他是否后悔那十五年，史国良摆摆手：“画没停，心也走过一圈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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