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一，广州城凌晨 3 点的冷雨里，60岁的县太爷杜凤治被冻得忍不住骂娘。
昨晚跟家人守岁到子时，他才眯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被下人叫起来穿戴官服。轿帘外的雨劈里啪啦砸着，风顺着缝隙往脖子里钻，他在日记里写“极冷，北地亦不过如是”。
广州正月的湿冷，硬是比北方的风雪还熬人，让这个老北漂都有点吃不消，当然，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不再年轻。
轿前挂着盏油纸灯笼，火光在雨里晃得忽明忽暗。轿夫踩在积水里的脚步声啪啪响，整座广州城都沉在黑夜里，他是全城最早醒的那批人。
第一站是万寿宫，两广总督瑞麟定了清晨5点的朝贺大礼。南海是广州府的首县，管着半个广州城，全城的春节礼仪，他必须最早到、最晚走，一步都错不得。
受影视剧影响，很多人以为清朝官员春节能放长假，其实全是假的。官场所谓的放假，只有“封印”——每年腊月中下旬，钦天监挑个日子，把衙门卷宗封起来，日常的诉讼、钱粮公务停办一个月。
但这些只是官员工作的一小部分，功夫从来在诗外。特别是作为首县知县，休息这种事跟杜凤治更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广州城里的总督、巡抚、将军、司道高官，也许春节能安安稳稳在家过年，但他这个南海知县绝对不行。整个广州城的安保、礼仪、迎来送往、突发状况，全要他这个首县扛着，他就是整个官僚体系钉在最前线的那颗钉子。
春节？不过是全年加班最狠的几天。
杜凤治作为首县，跪在最前排，膝盖磕在冰冷的青石板上，寒意顺着骨头缝往里钻。一套礼行下来，半个时辰过去了，膝盖早就麻了。
我翻他的日记数了数，大年初一这一天，他光上司衙门就跑了十几个：两广总督署、广东巡抚署、广州将军署，然后是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粮道衙门，一个都不能落。礼数错一分，乌纱帽就晃三分。
每到一处，递拜帖、等通报、进门行礼、寒暄几句，再赶往下一处。广州城不小，几个衙门跑下来，大半天就过去了。
等他拜完所有上司，回衙门接见完自己的下属、书吏、差役，扒上一口热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了。
饭还没吃完，下人又来报，西关外围的赌坊因为赌资打起来了，还动了刀子，巡街的差役压不住，要他示下。
他放下碗，又得安排人去处理，顺带着还要查一遍全城的街灯、防火，春节期间人多眼杂，出一点乱子，全是他这个首县的责任。
你以为这就完了？没完。第二天凌晨4点，他又得爬起来，去天后宫、城隍庙、龙王庙挨个祭拜，顺带着还要去给昨天没见到的上司补拜年。
正月里这几天，他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更熬人的，还不是磕头跑腿，是真金白银的往外撒钱。
春节的节礼，是晚清官场的死规矩，上到总督巡抚，下到衙门的门房、师爷，一分都不能少。
我翻他的日记，同治十一年春节，他光给总督瑞麟的节礼，就花了2000两白银，给巡抚的节礼1200两，布政使、按察使各800两，就连总督府的门房，都要包200两的红包。
这还不算各级衙门的师爷、差役的打点，零零散散加起来，这一个春节，他光送礼就花出去近6000两白银。而他这个南海知县，一年的法定俸禄加养廉银，统共才1545两，扣完各项捐摊，实际到手也就1200两出头。
光一个春节的礼，就花掉了他5年的合法收入。
有意思的是，大年初二还出了个插曲。两广总督瑞麟，竟然亲自跑到南海县署来拜年，没登堂，只在门口让下人递了张拜帖。
这可是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整个两广毫无疑问的一把手。
杜凤治听说的时候，筷子都吓掉了，连忙穿戴整齐，一路小跑到总督府回拜，毕恭毕敬把拜帖奉还，说卑职不敢当宪台的礼，顺带又送上了一份厚礼。
一收一送，一扣一谢，全是规矩。拜帖递来递去的功夫，人情和算计，就全落定了。
正月里的这些天，他不是在拜年，就是在去拜年的路上；不是在处理突发状况，就是在盘算节礼够不够分量。电视剧里县太爷春节阖家团圆、喝酒看戏的日子，他一天都没过上。
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他还得盯着全城的灯会、烟火，防着火灾、防着闹事、防着小偷小摸，等灯会散了，他才能回衙门歇口气。
日记里，元宵节那天晚上，他写了一句话：“自腊月廿三封印至今，无一日得闲，首县之苦，非身历者不能知。”
没有什么青天大老爷的威风，只有全年无休的加班，和数不清的规矩、人情、开销。这就是一个60岁的浙江老头，在广东当首县知县，最普通，也最真实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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