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溥仪在苏联狱中秘密认皇子，回到国内却为何最后反而被自己立下的皇子出卖？
1950年春末，伯力第45号收容所的铁门合上时，毓喦趁看守转身，把一只沉甸甸的白金怀表塞进溥仪掌心，低声说：“皇上，这是您的。”
那块表原本在西伯利亚火车站被红军军官顺走，毓喦用了整整四百卢布才赎回。溥仪抚着泛冷光的表壳，喉头微动，好半天才挤出一句：“亲儿子也做不到这样。”这一瞬，两人心照不宣：君臣旧礼，仍在铁窗里苟延。
溥仪抓住怀表，心里却更焦躁。他清楚自己终生无嗣，宫里太监的恶作剧早在少年时就夺走了生机。没有继承人，大清的“香火”就会在他手里熄灭，这成了横亘心头的刺。
回望过往，1908年他被慈禧抱着走进养心殿时才两岁八个月；1912年退位后，仍在紫禁城享受优待。可到1924年，冯玉祥的一声号令把他逐出宫墙，昔日天子成了天津静园里的“寓公”。对一个以皇位为全部意义的人而言，被逼离宫不啻再度亡国。
失去权柄的十几年里，他始终没放弃复辟幻想。日本人抛来“皇帝梦”做诱饵，他便随波逐流去了长春。可新皇宫冷清得很，议政大事常被关东军一纸命令推翻，唯一能让他自我安慰的，只剩在侄辈中物色“继承大统”。
宗室后代里，名字排到“毓”字辈的少年不少，真正能被看中的却稀有。毓喦出身藩府旁支，家境早已因庚子赔款而式微，却有一个最大优点——对“圣旨”从不皱眉。1932年，他十四岁，接到进津门面圣的口信后，立刻磕头辞别母亲。四年后，他随溥仪移驻长春，俯首贴耳，连婚事都按“宫中需要”推迟。
1945年8月，日本溃败。沈阳东塔机场上，溥仪仓促登机未果，被红军押上列车。与他同车的多是伪满高官，唯独溥仪得以单间软禁；其余人辗转劳改，待遇天壤之别。这份特殊关照让他误以为苏联或许肯给自己一个“客座皇帝”的位置，甚至写信给莫斯科自荐。回信迟迟不到，他的恐惧与执念却与日俱增。
1950年7月底，消息传来：所有战犯将被引渡回中国。溥仪彻夜难眠，第二天便招来毓喦、溥杰等数人，当着灰墙冷灯，用半截红绸覆盖装满古籍玉玺的黑箱，在狭窄走道里举行了“立储”。毓喦三叩九拜，对着箱子磕头，口称“谨受皇命”。溥仪压低声音，嘱咐他“将来若有转机，重振国祚”。狱警隔着铁栅好奇张望，却不明白这群战犯在搞什么仪式。
列车开往东北的那天，溥仪仍握着怀表，脸色灰白。返回祖国意味着旧梦或将到头，可他还有那只象征未来的“皇子”，心底残存侥幸。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与苏联截然不同。每天读报、学政策、参加劳动，晚饭后还要写“自新日记”。起初，溥仪照旧让毓喦端水、摆凳，被管理员客气却坚决地制止。从此，两人被分到不同班组，君臣关系一下子没了舞台。
几个月后，毓喦悄悄递来一张纸条：“我们都错了，瞒不住。把东西交出来吧。”纸条折得细如火柴，溥仪看完怔住。那468件藏在宫中多年的玉器字画，本被当作东山再起的资本；如今却成了沉重累赘。再三思量，他主动报告保管地点，清点清单，全数上交。所里没有夸张的庆功会，只有一句淡淡评价：“认识提高了。”
此后，溥仪常在灯下伏案写《我的前半生》，遣词造句时，毓喦帮他查年号、核对家谱。过去的帝王腔调被一笔笔削去，取而代之的是战犯对历史的交代。这种转变与其说来自外部压力，不如说是长时间现实磨砺后的自救。
1957年，因表现良好，毓喦获准提前出所。临走前，他把那只白金怀表又递给了溥仪：“您留着，别再弄丢。”两人对视片刻，没有再提当年伯力的“皇子”密约。
两年后，溥仪得到特赦，在北京植物园里种花养树；十来里外，毓喦则在恭王府整理宗室档案，以书法糊口。1967年10月，溥仪病逝协和医院，噩耗传来，毓喦拄着手杖站在秋雨中默默低头良久，那块白金表此时已静静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昔日帝胄的最后一次“立储”，至此再无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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