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的随身警卫因一百大洋出卖了他，最终在1950年被依法处决！
1935年1月29日清晨，南昌陆军监狱的院子里寒风凛冽。搜身的宪兵摊在地上的战利品只有一支旧钢笔、一只略显斑驳的怀表，还有几张墨迹未干的稿纸，看不见一枚银元。被反绑双手的方志敏挺直脊背，只冷冷盯着远处的天空。国民党军官悄声嘀咕：“就这？”他的随从点头，脸上却掠过一丝轻蔑。简陋行囊映照出主人一贯的清贫，也揭开了这场悲剧的序幕。
倒回去两年，1933年深秋，闽浙皖赣交界的山岭间已现霜色。那时方志敏率部在铲土修田、办夜校、开合作社，一面打仗一面养活乡亲。周边县城的布商、渔民、竹农来往穿梭，带来盐巴与布匹，也带来外面世界的风声。日本人占了东北，南京政府对外妥协的消息传来，山岭间的篝火会议上，决定诞生——向北突进，寻找新的抗日出路。
北上抗日先遣队成军时，方志敏不过三十出头，却已是闽浙皖赣苏维埃政府主席。就是他，十五岁辍学、十九岁曾在县城报馆写稿抨击军阀，二十五岁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入党。这位农家子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读新青年、通《共产党宣言》，把“可爱的中国”写进自己心里。组织他去莫斯科留学，他婉拒，说离不开前线的乡亲。
部队动身北上后，每一步都走在刀尖。敌人是数倍兵力的国民党第十九师、六十师，山口被堵，后路被切。严冬降雪，干粮仅剩稀粥，子弹也不多。怀玉山区夜里可冻断水缸，大家把藤条当柴，煮野菜熬汤。有人脚面裂开，仍拖着步子行军。有意思的是，艰苦到极致，小伍仍要把军号擦得锃亮，说“吹一声，心里就热”。
队伍里有个二十出头的警卫员叫魏长发，江西农家出身。两年前，他在乡里躲债，被红军宣传队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吸引，扛枪入伍。一路跟着方志敏，曾用胸口挡过子弹，也背过伤员。可一旦饥寒交迫、前路渺茫，初心开始松动。
1月下旬，缺盐缺米引发骚动。魏长发惦记山下的姐姐，悄悄溜出山林。结果在深夜被当地保安团捕获。对方丢出一张白花花的银票，外加一句“事成之后，再给你讨个媳妇”。魏长发先咬牙不语，吊打两轮后，他终于低声道：“别再打了，我带你们去。”这一句，点燃追捕烈火。
29日拂晓，高竹山密林里枪声炸响。方志敏率余部死守，弹药耗尽才被活捉。他被拖下山时，军官喝问：“你还有多少钱？”方志敏反问：“谁给过我钱？”一句话噎得对方脸红。那副从容，让在场的人一时沉默。
押解南昌途中，他借回被夺走的笔，继续在破纸上写《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字迹遒劲，句句透出坚毅。士兵问他怕不怕死，他淡淡回了四字：“死得其所。”短短对话，却像钉子牢牢钉在众人心里。
方志敏就义那天，年仅36岁。事后不久，魏长发领到100大洋与一纸婚书，被安排回乡务农。起初，他白天耕田，夜里总关窗闭户，逢人只说自己当年给大户放过牛。时间久了，他以为尘埃落定，开始酿酒、置地，还给儿子取名“得福”。乡亲们只当他苦尽甘来，却不知道真相埋在旧山谷里。
1949年10月北京城升起新国旗。次年春，地方工作队清查档案，发现一份审讯笔录：供出方志敏的正是魏长发。公安干警循迹而来，土墙院子里，魏长发正晒谷子。听见脚步，他愣住，仅说了句：“原来还是跑不掉。”这九个字，像石子落水，无声却沉。
1950年4月的县城操场枪声回荡。判决书言简意赅，叛变投敌，罪不容赦。围观的群众不多，风很大，尘土飞扬。行刑队集合完毕，魏长发回头看了眼远处山梁，似想起当年雪夜火光。子弹响后，一切归于寂静。
方志敏留下的《可爱的中国》被后世反复朗读，他坚守的根据地最终迎来曙光。魏长发的名字，却只在卷宗角落留下冷冰冰的存档号。两条道路，两个终点，分岔口就在那一百块大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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