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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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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4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3640字

阅读时间：11分钟

当所谓“对等关税”冲击既有的国际经贸共识，当地缘冲突影响到关键农资的全球流通，当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投射于实体产业——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运行机理正经历一场深刻的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穿透纷繁复杂的短期波动，把握影响全局的底层逻辑，进而在变局中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成为极具现实紧迫性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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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增长逻辑与集中化趋势——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的深层演变

回顾近三十年，全球农产品贸易呈现出三个突出特征。

其一，总量持续增长，但增速呈现放缓态势。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至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增长3.8倍，同期农产品出口额增长3.0倍。这一数据对比表明，尽管农产品贸易的绝对规模仍在稳步扩大，全球供应链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未减弱，但其相对增速已有所减缓。

其二，市场集中度显著提升，头部效应日益突出。在谷物、油籽、肉类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品类贸易中，少数出口大国的主导地位持续强化。这一“头部集中”现象意味着，全球粮食安全体系的稳健性，愈发依赖于少数主要出口国的政策连续性与气候稳定性。

其三，中国因素是推动格局演变的重要变量。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由2001年的279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3181.1亿美元，增幅达10.4倍，连续十二年位居全球第二位。其中，进口额增长17.2倍，连续十年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出口额增长5.4倍，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五。贸易结构亦发生根本性转变，由入世初期的顺差41.6亿美元，转变为当前的逆差1121.6亿美元。

以大豆为例，二十年年间中国大豆消费规模扩大五倍，进口量占世界大豆贸易份额由22%跃升至62%，深刻重塑了全球大豆的生产、贸易版图。中国与巴西等国在大豆领域的合作，已成为国际农业资源互补与互利共赢的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坚持“适度进口”方针，其战略要义在于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以饲料粮进口为重点的农产品国际供应链，已成为保障国内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补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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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WTO农业治理三十年——成就审视、困境反思与改革前瞻

首先，需客观看待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贡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作为首个规范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多边框架，在推动市场准入、削减具有贸易扭曲作用的“黄箱”补贴、增强贸易政策透明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推动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其历史功绩不应被忽视。

其次，应正视现行规则体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发达国家利用“绿箱”与“黄箱”政策之间的规则模糊空间，通过“技术性合规”的方式实现了补贴形式的转换。其结果是，账面数据合规，但实质性的贸易扭曲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农业贸易中的边缘化处境未获根本改善，许多发展中成员的农业部门承受压力，粮食进口依赖程度加深。

面对困境，未来的农业谈判必须实现三个方向的根本转变：

一是目标定位的转变，从单一的“贸易自由化”导向，转向“贸易自由化与粮食安全并重”的双重目标；

二是利益考量的转变，从单纯注重商业性的“贸易利益”，转向更多关注“发展利益”，将减贫、农村发展与生计安全置于改革议程的核心位置；

三是约束机制的转变，从形式上的“技术性合规”，转向追求“实质性约束”，堵塞规则漏洞，确保削减补贴的承诺落到实处。

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关于紧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部长宣言》，是多边贸易体制首次以全球粮食安全为核心确立改革方向，具有历史性突破意义。但由于主要成员方政治意愿不足，多边谈判目前仍陷于僵局，而逆全球化与单边主义思潮正在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制构成严峻挑战，农业贸易治理的未来路径仍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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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世界新变局下的双重冲击——大国博弈与地缘风险的现实传导

冲击之一：大国政策调整与产业博弈的溢出效应

针对美国近期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推行的关税措施，背后有着深层的经济逻辑。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根源并不在他国，而在于美元作为国际核心储备货币的“超级特权”。这一地位带来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荷兰病”效应：全球对美元的持续需求推高了美元汇率，进而抑制了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加剧了产业空心化趋势。数据显示，制造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从1970年的23%下滑至2024年的10%。

当前，大国经贸关系已从过去的“垂直互补”模式（高端研发与低端制造的分工）逐步演变为“水平竞争”模式（在同一产业链高端环节的直接竞争）。这一结构性变化使得合作红利趋于缩减，存量博弈特征愈发明显，其影响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

冲击之二：地缘冲突对全球农资供应链的“断链”风险

相较于人为政策壁垒，地缘冲突引发的供应中断风险更为直接且难以预测。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为例，海湾地区是全球重要的化肥原料出口地，占全球尿素出口的45%至49%、硫磺出口的45%至50%，且运输通道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若因地缘冲突导致该地区供应中断，全球化肥市场将面临约5000万至6000万吨的供给缺口，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一冲击将形成清晰的传导链条：化肥价格高企将抑制农民用肥积极性，进而导致主要粮食作物单产下滑，最终引发全球粮食减产与市场恐慌。据测算，极端情况下全球粮食产量可能下降5%至10%，饥饿人口或因此净增1.2亿至2.5亿。

这一风险在中国的潜在传导路径同样存在。我国硫磺进口中约56.2%来自中东地区，甲醇进口对伊朗等国的依赖度较高。当前，国际硫磺价格较去年同期已上涨一倍，预计将推升2026年国内主粮生产成本4%至8%。此外，巴西等我国主要大豆进口来源国若因化肥短缺而减产，其影响亦将通过进口渠道传导至国内，增加饲料粮及畜产品的价格上行压力。

结语：于变局中增强定力，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面对国际农产品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多边治理体系的改革困境以及地缘冲突频发带来的不确定性，我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

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实施“立足国内”的粮食安全方针，将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基础上，要更加稳妥、高效地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并推动建立以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为宗旨的公平合理新规则。归根结底，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是在任何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