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终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出差。

老家的邻居，王叔，今早走了。他儿子王军操持着，上午刚把人安葬。

传话的乡亲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声音压低了些：“军子下午也走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军子也走了。他爹入土后，他回到家，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就那么去了。都没来得及叫人。”

我握着手机，一时说不出话来。

王叔今年八十二，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脑梗之后半边身子不能动，话也说不利索，全靠王军一个人伺候。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王军是个例外。

这三年里，我没见王军出去吃过一顿饭，没见他在外面过过一次夜。他在镇上的砖瓦厂打工，每天中午雷打不动地骑着那辆破电动车赶回家，给他爹翻身、喂饭、换尿布。晚上下了工又赶回去，做晚饭、擦身子、按摩僵硬的腿。

他的头发就是这三年白透的。

五十六岁的人，看起来像七十几。背驼了，眼窝深陷，手上全是裂口，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灰。

有年春节我回老家，隔着院墙听见王叔在屋里发脾气，含混地骂着什么，紧接着是碗摔碎的声音。我探头往里看，王军正蹲在地上捡碎瓷片，一声不吭。他捡完了，又去厨房重新盛了一碗粥，端到床边，一勺一勺地吹凉了喂。

他看见我在门口，冲我笑了笑，说：“老头子又闹脾气了。没事。”

那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苦，不是怨，倒像是一种认了命的平静。

王叔走的那天早上，听在场的人说，王军正给他爹擦脸，毛巾刚碰到额头，王叔忽然睁大眼睛看了他一眼，那一眼特别清亮，然后缓缓闭上了。

王军以为是爹累了，没在意。可怎么叫都叫不醒了。

他愣了几秒钟，然后跪下去，认认真真磕了三个头，额头撞在水泥地上，咚咚响。

他没有哭。从头到尾一滴眼泪都没有。

他张罗着去买棺材、联系殡仪馆、请乡亲帮忙。一切都按村里的规矩办，有条不紊，井井有条。帮忙的人说他比谁都镇定。

上午出殡，他捧着遗像走在最前面，步子很稳。

回来以后，他让帮忙的乡亲在院子里吃流水席，自己没吃。有人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就那么坐着，什么也没做。

等到下午三点多，有人进门找他商量后事——他爹还有一些遗物要处理，去了才发现，王军还坐在那把椅子上，身子微微侧着，歪向右边，像是睡着了。

那个姿势，像极了他爹生前坐在轮椅上的样子。

救护车来了，人早就不行了。医生说是心源性猝死。心脏撑了太久，终于撑不住了。

村里人都说，军子是去给他爹开路去了，怕他爹一个人走那条路孤单。

也有人说，他是把这一世的债还完了，任务完成了，这口气就散了。

我不知道哪个说法更对。

但我总想起那个春节，他蹲在地上捡碎瓷片，抬起头来冲我笑的那个表情。那不像是一个活人该有的表情。更像是一个把自己全部掏空了的人，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用来维持那个笑容。

他用三年时间，一天一天地还，一分一秒地还，还到最后一刻。

他爹走了，他也就不用撑着了。

乡亲们帮他把两口棺材并排放在了一起。左边是他爹，右边是他。

有人在那两座新坟前烧纸，纸灰升起来，在风里打着旋，飘得很高很高。

我挂了电话，在出差的城市找了个人少的角落站了很久。

太阳快落山了。

我想起王军说的那句话，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压在胸口——

“老头子又闹脾气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