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中有支部队：到得最晚、撤得最快、损失极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7年11月下旬，南京卫戍司令部的电话声此起彼伏。唐生智盯着作战地图，口气里透着焦灼：桂军推说需休整、川军抱怨路远、粤军仅给残旅。就这样，一支久未露面的鄂西杂牌部队——第二军团，被硬生生拎到前线。
第二军团的底子并不体面。它前身是直鲁联军余部，几经改编才挂上国民革命军番号。军团长徐源泉在北洋、奉系、中央之间转了几个圈，成了圈里人眼中的“老江湖”。抗战爆发后，军委会恢复军团建制，徐源泉顺势由军长升为军团长，兵力却仍是两个师，合计1.8万人，算不上庞大，却在当时已属齐装满员。
12月初，长江江面雾气弥漫。第48师先登轮北上，第41师随后跟进，日夜兼程。7日清晨，第一批船只靠上下关码头，士兵们刚踏上岸，就被拉到城东栖霞山至乌龙山一线。那是长江边的一道天然屏障，背后便是水面。唐生智原意是让这支晚到部队顶在最前，却没想到给他们留下了最便于脱身的位置。
栖霞山战斗打得极苦。第48师在僧房、乱石、枫林之间与日军反复争夺高地，两营被机枪火网封死后仍无一人退下。炮火掀起的烟尘散去，山坡上只剩焦黑的树干。守住要点的同时，徐源泉暗中吩咐参谋，“船，留下。”十来个字，决定了全军的生死。
原本所有船只要集中管理，以示背水一战。第41师却悄悄在乌龙山崖下藏了一艘江轮，又找来几条拖带。白天船身涂泥伪装，夜晚用苇席蒙灯。日军压上时，谁也没发现长江边还留着一条退路。
12月12日下午卫戍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夜间突围。命令一级级往下传，许多部队仍在做殊死固守的准备。徐源泉没有耽搁，日落前便让前沿各营向黄天荡、周家沙方向回收。午夜零点，江轮离岸，机舱闷声轰鸣，六个小时里两师主力分批北渡，连重机枪、迫击炮都带走大半。
天亮时，长江南岸已是一片混乱。下关没有船，粤军、教导总队挤在码头，浮桥被炮火炸成几段。有人试图游泳过江，枪声、水声混作一团。对比之下，第二军团像是提前排练好的撤离队伍。事后统计，第41师余6250人、步枪3130支，轻重机枪82挺；第48师余5453人、步枪3064支，迫击炮14门。总保存率超过三分之二，在南京守军里首屈一指。
这份漂亮数字没能换来掌声。13日午后南京沦陷，各部伤亡报告雪片般飞向汉口。有人质疑第二军团擅自撤离，也有人暗赞徐源泉“识时务”。杂牌身份让他不能得罪任何一方，他能做的只有自保。武汉会战后期，他在平汉线再次被要求掩护撤退，却先一步坐车离开阵地，报到第五战区时只剩参谋护卫十余人。孙连仲、汤恩伯连名上电，“徐某弃军逃跑”。李宗仁当即下令扣押。何成浚出面求情，徐源泉被送进军事参议院，自此再无兵权。
1960年冬天，台北阴雨连绵。老上将病逝寓所，桌上摊着一幅旧长江航道图，边角已经卷翘。有人感慨他运气好，有人嘲讽他胆气小。可在那个枪声连天、船只稀缺的夜里，活下来或许就是他唯一能给部下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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