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主管把简历放到我桌上的时候,我正在看财务报表,头都没抬。
“老板,这两位的简历有点特殊,您亲自过目一下?”
我随手翻开,第一页纸上贴着一张二寸照片,是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五十多岁的样子,眼睛眯着,像是在强光下拍照不太自在。我往下扫了一眼——初中文化,应聘岗位:保洁。
我心想这种事也要来找我?刚要开口让她拿回去,目光落在旁边的家属关系栏上。
“女,公司法人”。
那一瞬间我手指头像是被烫了一下,简历啪地掉回桌上。再看第二份,同样的姓氏、同样的地址,照片上是个满脸沟壑的女人,应聘的也是保洁。
我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十几秒,人事小姑娘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
我老家在一个十八线小县城旁边的村子里,穷是真穷,整个村子都穷。我家更穷,我爸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腰不行了,干不了重活。我妈在镇上的服装厂剪线头,一个月挣一千六。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个弟弟,比我小四岁。
故事很老套——我成绩好,能考全县前五十的那种好;弟弟成绩也不错,但没我好。高考那年我填志愿,想报省城的大学,我爸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抽烟,抽完一根,又抽一根,第三根的时候开口了:“你弟今年初三,成绩你也知道,将来得上大学。家里就这条件,你要是上了大学,四年下来得多少钱?”
我妈在旁边抹眼泪,不说话。
弟弟在里屋写作业,门关着。
后来我没上大学,去了省城打工。第一年在饭店端盘子,一个月八百,自己留三百,寄五百回家。后来去服装厂做缝纫工,手脚快,一个月能挣两千出头,寄一千五回去。再后来跟着别人学了会计,考了个证,在一家小公司做出纳,工资涨到三千五,打回去两千。
弟弟高考那年,我二十二岁。他考上了省城的一所一本,不算顶尖,但在我们村已经是光宗耀祖的事了。我爸在村里摆了十桌流水席,逢人就说“我儿子是大学生”。席面上有长辈问我:“你也该找对象了吧?”我爸抢着说:“她等她弟读完书再说,家里就这个条件,总不能拖后腿嘛。”
我坐在边上的桌子,端着碗扒饭,没吭声。
弟弟大学四年,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得两万出头,大头是我出的。大二的时候他要买笔记本电脑,花了五千多,是我加班加出来的钱。大三谈了个女朋友,生活费涨了一截,我妈打电话跟我说“你弟现在处对象了,开销大,你这边能不能多寄点?”
我那会儿已经升了会计,工资四千八,租的房子从单间换成了和别人合租的隔断间,月租从六百降到了三百。我给她说行,以后每月多打五百。
弟弟考上研究生那年,我二十五了。他想直博,五年,不用考,导师直接要的。我爸打电话来,语气是那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你弟要读博士了,博士你知不知道,比研究生还高一截,咱家祖坟上冒青烟了。”
我说嗯,挺好的。
我爸沉吟了一下,说你弟这个博士读出来,将来就是大人物了,家里再供五年,以后就翻身了。你现在工资也高了,一个月帮衬个三千五千的,问题不大吧?
我当时月薪六千二,租了个城中村的单间,一个月八百。我算过一笔账,五年下来,光弟弟的生活费和学费杂费,我至少要出十五万。我没说什么,因为我觉得这笔账算得值——他出来了,我们家就好了。
问题是,我把自己算进去了,没算到的是,我们家好了之后,没有我的位置。
弟弟博士读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二十八了。谈了两年多的男朋友跟我分手了,理由是他妈催着结婚,我们家拿不出彩礼,也拿不出首付。我没跟他吵,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这些年攒的钱,大半都给了家里,自己手里那点积蓄,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分手那天我打电话给我妈,说我和对象黄了。她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你也别着急,再找找。然后话锋一转,说你弟下个学期要去北京一个研究所联合培养,那边开销大,一个月房租就得两千多,你看能不能每个月多给他凑一千。
我没提彩礼的事,也没提我手里还剩多少钱。我说好。
弟弟博士毕业那年,我三十了。他在北京找了一份研究所的工作,年薪加上各种补贴,到手应该比我多不少。我松了口气,觉得十五年熬出来了,可以喘口气了。
那年过年我回了家,买了不少东西,给我爸买了件羽绒服,给我妈买了条金项链,给弟弟买了一块两千多的表。年夜饭桌上,我爸喝了两杯酒,脸红了,清了清嗓子,说:“老大啊,你现在也算完成任务了。你弟工作定了,你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这房子将来肯定是你弟的,他在北京要买房安家,咱们得帮他凑首付。你呢,一个女孩子,迟早要嫁人的,到时候住婆家就行了。”
我当时正在夹一块红烧肉,筷子顿了一下,肉掉了。
我妈接了一句:“你手里这些年应该也攒了点钱吧?你弟那边还差个十万八万的首付缺口,你要是方便的话……”
后来的事我不想细说了。总之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吵了一架,十五年积攒的委屈像决了堤一样往外涌。我哭着问他们,我从十八岁开始养这个家,养了十二年,现在弟弟博士毕业了,我就连睡的地方都没有了吗?
我爸拍了桌子,说我白眼狼,说供弟弟读书是你当姐姐的本分,说你现在跟我算账,那我把你养大的钱你倒是先还给我。
我妈在边上哭,说我们也没说不管你,只是家里就这个条件,你弟是男孩子,总要成家立业的。
弟弟坐在旁边,全程没说话,最后站起来说了一句:“姐,爸妈养你这么多年,你也不亏吧。”
我当晚收拾东西走了。大年初二,农村的车还很少,我拖着一个行李箱走了四十分钟到镇上,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到县城,又从县城转长途汽车回的省城。
回到出租屋,我趴在那张吱呀作响的床上哭了很久。第二天起来,照常上班照常下班。我把手机里那个叫“家”的联系人备注改成了我弟的名字,再也没主动打过电话。
后来的事情写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难。我辞了原来的工作,去了一家事务所,从小会计做起,一边干活一边考注册会计师。第一年没过,第二年也没过,第三年过了。拿到证的那天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了碗泡面,加了个卤蛋。
再后来我跟着一个老板做项目,被带进了咨询行业。我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从小白做到项目经理,再做到合伙人。两年前我自己出来开了公司,不大不小,几十号人,一年流水小几千万。
从被赶出家门到现在,整整十年。我没回过一次老家,没打过一次电话,也没收到过任何电话。我有时候会想,他们是不是觉得我早就死在外面了。
而现在,他俩的简历就放在我桌上。一个五十六,一个五十四,初中和小学文化,应聘保洁。
人事主管小声说:“两位老人来了一周了,一直在公司门口等着,说一定要见您。保安赶过两次,他们不走,就在路边坐着。保洁主管看他们可怜,给他们倒了两次水。后来问清楚了,说是您父母,我这才……”
“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公司?”我声音有点哑。
“说是从老家亲戚那里打听到的,辗转找过来的。”
我沉默了很久,手指在那份简历上无意识地敲了几下。最后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十三楼,下面是这座城市密密麻麻的车流和人海。
我看到公司大楼门口的花坛边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老人。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女人围着头巾,两个人缩着身子,像两片被风吹落的枯叶,贴在光鲜亮丽的写字楼脚下。
远远地看过去,他们好像还和十年前一样。只是更小了,整个人都小了,像缩了水的衣服,皱巴巴地挂在骨头架子上。
十年前他们赶我走的时候,腰板都挺得直直的。我爸的声音能把房顶掀翻,我妈的眼泪流不完,句句都是为我好,句句都是我不懂事。而现在,他们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女儿的地址,穿过大半个中国,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在女儿公司门口坐了七天。
我不知道弟弟在哪里。年薪几十万的博士毕业生,应该在北京的某个研究所里,忙着发论文、评职称、搞项目。他的博士学位是家里的骄傲,是祖坟上的青烟,是他姐姐十八岁就开始打工供出来的。
我转过身,没有下楼,没有去花坛边上,没有问他们冷不冷饿不饿。我坐回椅子上,把那份简历合上,对人事主管说:“带他们去人事部办入职。保洁岗,试用期三个月,和所有人一样。”
她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出去了。
我翻开手机通讯录,找到那个十年来从未拨过的号码,备注还是“弟弟”两个字。我盯着看了半分钟,锁了屏,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开始下雨了,秋天的雨细密绵长,像极了十七年前那个九月——我背着行李去省城打工,我妈站在村口哭,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点,消失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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