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主要涉及两大题材:农村题材和历史题材。这两大题材又不可避免的涉及军事题材，离不开对战争的描写，而莫言文学遭遇诟病最集中的地方，正是关于战争的部分。
九十年代中后期莫言遭遇人生重大变故，不得不告别军营，根源之一就是对战争的描写，遭遇了老革命的抵制与声讨，莫言描写的革命军人不像革命军人，日本鬼子不像日本鬼子，存在明显的错位和扭曲，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所以引起了老革命群情激愤，最后以莫言离开军旅而结束，莫言已经不适合继续做为一个军人而存在了。
在莫言文学的战争叙事里，战争是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被完全模糊掉了，所以对于正义战争中的军人就缺少敬畏，在描写上任意矮化和丑化，对因正义战争牺牲、伤残的军人多安排了悲惨的人生结局，暗示战争的没有意义。
莫言为什么要这样写战争？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莫言是明确表示过的，他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他这样写战争，具有明确的主观故意。
莫言对于战争曾经表达这样的看法:“中国‘文革’以及此前十七年的一些战争小说之所以没有生命力，读起来感到虚假， 就是因为只从概念出发，没有把战争具体到每个家庭， 每个个体，写不出命运感。”怎么处理呢？莫言这样做:“在战争里，我想排除了阶级、正义非正义的观念，战争就是要杀人，杀人越多越是英雄，这从整体上来看，这种鼓励的杀人的行为是非常荒诞的，但在某些历史阶段，我们有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进步的阶级、落后的阶级，我觉得搞得就很混乱。写这个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时候我就排除具体对战争的描述，抽象化为一场实验，表现人的善恶。”
莫言认为把战争分成正义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太混乱了，他要排除这种划分，战争都是一个样子，就是杀人，不应有正义非正义，只有善恶。离开了正义与非正义划分，就推倒了羁绊，侵略者也会温情脉脉。
战争是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这是客观规律，正如毛主席所说:“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怎么能不加以区分呢？对战争不加区分，如果不是糊涂的话，那就是别有用心，只会让非正义战争参与者欢心，而让正义战争参与者寒心。
莫言常说自己被批评是“人红是非多”，好像自己被批评是自己的“红”引起的似的，其实莫言的“是非”跟红一点关系没有，而是莫言自带的“是非”，莫言最需要的是应该端正一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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