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从来不是埋在地下的普通资源,而是决定全球权力分配的核心筹码。1973 年的赎罪日战争,正是引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扳机,也彻底改写了美国与中东的权力格局。
1973 年 10 月 6 日,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赎罪日当天,以色列全国放假备战松懈。埃及投入 5 个重装甲师突袭西奈半岛,叙利亚多个装甲突击师进攻戈兰高地,以色列猝不及防,弹药仅能维持 24 小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基辛格直接下令,动用美国 C-5 银河运输机集群向以色列输送军火,但运输机在亚速尔群岛遭遇狂风延误,直到 10 月 14 日才抵达特拉维夫。
阿拉伯国家将美军运输机的抵达解读为美国公开站队以色列。10 月 16 日,阿拉伯产油国与伊朗共六国达成一致,宣布油价上涨 70%;10 月 17 日又宣布每月削减石油产量 5%,直到以色列撤出所有阿拉伯领土。10 月 20 日,阿拉伯多国正式宣布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石油禁运,一滴石油都不运往美国,第一次石油危机全面爆发。
这场危机的背后,是西方石油财团与中东产油国长达数十年的权力博弈。二战后,以‘石油七姐妹’为首的西方跨国石油巨头垄断了中东石油的开采、定价与出口,其中 5 家为美资公司,洛克菲勒家族掌控核心资本。美国通过扶持亲美政权与垄断特许经营权,全面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将中东原油价格压至低位,禁止本地人进入关键岗位。1961 年,多个产油国组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联手与西方财团谈判定价权。
1970 年代,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率先突破西方垄断,将油价提升 30 美分,利润分配比例提升至 55%,引发其他产油国效仿,出现 “跳蛙式” 油价上涨。此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国力暴露短板,英国从中东撤军留下权力真空,尼克松不得不扶持伊朗、沙特等政权充当冷战桥头堡,对中东产油国既压制又拉拢。埃及总统萨达特看准时机,联合叙利亚发起赎罪日战争,目标并非击败以色列,而是将美国拉回谈判桌,并获得沙特国王费萨尔的支持,承诺动用石油武器施压美国。
看似坐拥石油资源的美国,其实早在危机爆发前就埋下了隐患。1973 年,美国国内每日石油剩余产能仅 50 万桶,而日均消耗量高达 1730 万桶,其中 36% 依赖进口,基本没有应急储备。阿拉斯加发现的普拉德霍湾油田储量达 250 亿桶,是北美最大油田的两倍,但输油管道因联邦法院环保禁令搁置 5 年,7500 万美元的设备闲置至今。1969 年圣芭芭拉漏油事故后,美国全面停止近海石油开发,进一步限制了国内产能扩张。
同时美国能源政策摇摆,大量企业从烧煤转烧石油,反而推高了石油需求。宏观经济层面,尼克松政府为了短期选民支持,扩大财政支出,放任通胀走高,1969 年通胀率已达 5.7%。1971 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启大规模货币扩张,又通过行政指令冻结工资与物价,导致国内油价被人为压低,无法反映供需变化,石油企业利润下滑,不愿投资扩产。消费者沉迷大排量汽车,全社会对石油危机隐患毫无警惕。
石油禁运让全球油价在三个月内暴涨 300%,发达国家以廉价石油支撑的经济高速增长戛然而止。美国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车主大打出手,恐慌性囤积与供需失衡形成恶性循环。尼克松政府出台紧急能源管制,全国高速公路限速、实施单双号加油,关闭不必要灯光,但一系列拙劣操作加剧了社会混乱。
危机爆发后美国陷入滞胀,1973 年 GDP 增速为 5.6%,随后连续两年跌入负数,通胀率飙升至 12.3%,失业率同步走高,股市遭遇 1929 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连续暴跌。直到 1980 年代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铁腕加息压制通胀,才逐步走出困境,但危机的影响持续了十年之久。
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本质,是石油权力从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廉价石油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中东产油国通过石油美元加速崛起,而美国则通过金融手段回流石油美元,强化全球霸权。此后美国对中东的控制反而更加严密,这场危机不仅改变了美国的经济轨迹,也重塑了全球能源与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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