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是一桩奇事：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多少人，又成就了多少学问？红学家们皓首穷经，在字里行间寻寻觅觅，仿佛大观园的一草一木都藏着天机。可考据来考据去，终究绕不开一个人——曹雪芹。于是，红学之外，又生出一门“曹学”，专门翻检曹家的老底。这一翻，倒真翻出些名堂来了：曹雪芹——曹頫——曹寅——曹玺——曹振彦——曹世选，往上六代，脉络清晰；再往前，便是一团迷雾，再也看不清了。
这六代人，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恰好串起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若没有曹雪芹，这串名字不过是故纸堆里的尘灰，谁会多看它们一眼？可偏偏是曹雪芹写了《红楼梦》，偏偏《红楼梦》成了不朽名著，于是这些名字便被重新打捞出来，晾在光天化日之下，供人瞻仰。说是瞻仰，其实又有几个人真正关心他们呢？人们不过是指着他们感叹一句：“啊，原来他们是曹雪芹的祖先呀！”感叹完了，也就完了。他们依旧躺在那些枯燥乏味的历史资料里，像一排陈列在玻璃柜中的旧物，标签上写着名字和生卒年份，却无人追问他们曾经活过怎样的人生。
然而，没有前面的那一大帮姓曹的人，便不会有后来的曹雪芹。这道理，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有前浪，后浪又从何而来？所以，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好好看看这帮姓曹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他们是曹雪芹之所以成为曹雪芹的因缘际会。
曹家的发迹，要从那个叫曹世选的人说起。此人是曹雪芹的五世祖，生活在明朝末年。辽东之地，天寒地冻，他们曹家究竟是哪一处的土著，如今已不可考。只知道他们是汉人，祖祖辈辈耕读传家，日子或许不算富裕，却也自在。可天有不测风云，万历末年，努尔哈赤的铁骑席卷辽东，曹世选便在这兵荒马乱中成了俘虏。究竟是战败被俘，还是主动归降，史料语焉不详，我们也不必深究。总之，从那一刻起，曹家便从自由的汉人变成了满洲人的“包衣”——说好听些是家奴，说难听些便是会说话的牲口。
这一跤跌得实在不轻。可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看似是绝境，偏偏又藏着转机。满洲人的包衣制度，原本是为了管理俘虏和奴隶而设的，可到了后来，那些忠诚能干的家奴反倒比汉官更得信任。曹世选降清之后，被编入正白旗，成了旗人。他虽然失去了自由之身，却也借此攀上了满洲统治集团的边缘。这便是曹家命运的起点：以耻辱开端，却意外地踏上了一条通往富贵的险途。
曹世选的儿子曹振彦，才是真正让曹家崭露头角的人。曹振彦生于天命年间，长于军营之中。他继承了父亲的谨慎和精明，在清军入关的战争中立下了功劳。顺治年间，他一路升至浙江盐法道，成了手握实权的官员。盐法道是什么衙门？那是管盐税的！清朝的盐税乃国之命脉，能坐到这个位子上的，绝非等闲之辈。曹振彦在这个位子上捞了多少好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时起，曹家开始有了银子，也有了门路。
曹振彦的儿子曹玺，更是青出于蓝。曹玺原名曹尔玉，后来康熙皇帝把他的名字写在一起，他便顺水推舟改叫曹玺。这个小故事很有意思，说明曹玺是个极善于揣摩上意的人。曹玺的妻子孙氏，做过康熙皇帝的保姆。这份恩情可不小，康熙对孙氏一直以“吾家老人”相待。有了这层关系，曹玺的地位便稳如泰山。康熙二年，曹玺被任命为江宁织造。江宁织造是什么官职？名义上是替皇家采办绸缎布匹，实际上却是皇帝安插在江南的耳目。从此，曹家搬到了南京，住进了气派的织造府，过起了钟鸣鼎食的日子。
曹玺在江宁织造任上一待就是二十一年，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死在任上。他死时，康熙皇帝亲笔题写了“敬慎”二字赐给他，这份哀荣在当时是无上的光荣。可我们若细想想，曹玺这二十一年过得并不轻松。他在江南要应付地方官，要结交文人，要刺探民情，还要经营自己的家业。他周旋于满汉之间，既要揣摩圣意，又要笼络人心。这样的日子，表面风光，内里却如履薄冰。曹玺死后，他的儿子曹寅接过了这副担子。
曹寅，这个名字在红学界如雷贯耳。他是曹雪芹的祖父，也是曹家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曹寅比他的父亲更有才华，他擅长诗词，精通戏曲，与江南的文人墨客往来唱和，俨然是个风雅名士。他刻印过《全唐诗》，编过《楝亭诗钞》，还写过剧本《续琵琶》。单看这些成就，说他是文学家也不为过。可他偏偏是康熙皇帝最信任的包衣奴才，是皇帝安插在江南的暗探。他一面与文人雅士吟风弄月，一面替皇帝监视着江南的一举一动。这种双重身份，让曹寅活得既风光又矛盾。
康熙皇帝对曹寅的信任，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六次南巡，有四次住在曹家的织造府。这在当时是何等荣耀！可荣耀的背后，是曹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皇帝住进来，排场要摆足，银钱要花到位，这些都是曹家自己掏腰包的。曹寅在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两淮巡盐御史几个位子上轮流转，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可他自己却常常入不敷出。晚年的时候，曹寅的亏空已经十分严重，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却念及旧情，一再替他遮掩，甚至私下嘱咐他设法弥补亏空。
曹寅一生就在这种风光与窘迫、信任与猜忌之间摇摆。他太聪明了，聪明到能看清自己的处境，却无力改变。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在扬州病逝，年仅五十四岁。他的死，对曹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活着的时候，曹家还能靠着他的才干和康熙的信任勉力维持；他死了，曹家的顶梁柱便断了。
曹寅死后，康熙皇帝念及旧情，让曹寅的儿子曹頫接替了江宁织造的位子。曹頫是曹雪芹的父亲（一说叔父），此人才能远不及祖父和父亲，偏偏又赶上了雍正皇帝登基。雍正这个人，最恨官员贪腐，尤其不能容忍包衣奴才仗着先帝的恩宠为非作歹。曹頫经营无方，江宁织造的亏空越来越大，积欠的银两多达数十万两。雍正五年，曹頫被革职抄家，曹家在江南经营了六十年的基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曹頫带着家眷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门外的一处破旧宅子里，从此默默无闻，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曹頫的结局如何？史料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在他之后，曹家出了一个曹雪芹，写了《红楼梦》。
六代人，两百年左右，从俘虏到织造，从织造到抄家，曹家的兴衰轨迹就像一出大戏。这出戏的主角，本来应该是曹玺、曹寅、曹頫这些人，他们才是真正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可如今的观众，却把目光全部投向了最后出场的曹雪芹。观众们说，曹雪芹是天才，是巨匠，《红楼梦》是不朽的名著。至于前面的那一大帮人，不过是天才的祖先罢了，有什么好看的？
这话听起来刻薄，却也不算冤枉。平心而论，曹家的列祖列宗，除了曹寅稍有文名，其他人实在乏善可陈。他们不过是清朝官场上成千上万的官员中的几个，论政绩不算突出，论诗文不算顶尖，论德行更不值得称道。他们能够飞黄腾达，靠的不是才华和德行，而是机缘和运气。曹玺靠妻子做康熙的保姆，曹寅靠父亲开创的局面和自己的精明，曹頫则纯粹是坐享其成。这样的家族，在清朝数以千计，如果不是出了个曹雪芹，谁会记得他们？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一个事实：没有曹玺，就没有江宁织造的家业；没有曹寅，就没有江南的文化熏染；没有曹頫，就没有家道中落的切肤之痛。曹雪芹之所以成为曹雪芹，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凭空创造了《红楼梦》，而是因为他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经历了这样一个家族的兴衰。他童年时在南京织造府见过真正的富贵，少年时在北京经历了一贫如洗的落魄，成年后又在贫病交加中回味往昔的繁华。这些经历，才是《红楼梦》的土壤和种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家的列祖列宗虽然没有创造文学名著，他们的人生却成了文学名著的素材。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荣辱得失，他们的贪婪和恐惧，他们的得意和失落，都被曹雪芹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最终化作了《红楼梦》里的一个个情节和人物。贾母的威严，大概有曹寅遗孀的影子；贾政的迂腐，或许来自曹頫的无能；贾宝玉的叛逆，则是曹雪芹自己的写照。而整个贾府的兴衰，不就是曹家六十年荣华一朝败落的翻版吗？
如今的曹家祖先们，依旧躺在枯燥乏味的历史资料里。没有人为曹玺写传记，没有人给曹振彦立传，更不会有人去考证曹世选的坟墓在哪里。人们偶尔提起他们，也只会说一句：“哦，他们是曹雪芹的祖先。”然后就没了下文。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残酷。可换个角度想，中国上下五千年，有多少人能在死后留下名字？有多少人能享受后人的关注和追忆？曹家的这些祖先，虽然沾了曹雪芹的光，至少还留下了名字，比那些湮没无闻的芸芸众生强多了。
说到底，曹雪芹的列祖列宗，是一群沉默的根。花开的时候，没有人会低头去看根；花谢了，根也还是根，默默地在泥土里延续着生命的命脉。曹雪芹是那朵惊艳世人的花，而他的祖先们是那埋在土里的根。没有根，花从何处开？没有花，谁会理会那根的存在？
这世上的人，多的是只看花不看根的。看花的人熙熙攘攘，看根的人寥寥无几。而《红楼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既是花又是根。它让我们看到了贾府的繁华，也让我们看到了繁华背后的虚空；让我们看到了富贵，也让我们看到了富贵尽头的一无所有。这种眼光，正是曹雪芹从他家族的兴衰史中领会的真谛。
如今，我们重新审视曹家这段往事，倒也不必对他们抱太多同情。曹家的发家史，本就是一部攀附权贵、投机钻营的历史；他们的衰落，也未必全是冤枉。可历史从来不按照道德的逻辑运行，该兴的兴，该衰的衰，该被记住的被记住，该被遗忘的被遗忘。曹雪芹是幸运的，他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曹家的列祖列宗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沾了后人的光，在历史的尘埃中留下了几个名字。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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