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实际上背后有一套完整的成本收益计算，宋朝不是不能打，是算清楚了交战和岁币哪个更划算。
看历史背景
1004年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一路打到澶州城下，距离开封只有数百里。
宋真宗在寇准力主下御驾亲征，双方在澶州对峙，最终签订澶渊之盟。
宋朝每年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辽国撤军，双方维持战前实际控制线。
后人批评宋朝懦弱纳贡，但这个判断值得重新检验。
先说军事账
宋朝在澶州并非处于劣势。
辽军虽然打到澶州，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补给线拉长、天气转冷、主将萧挞凛在前线被宋军床弩射死，军心动摇。
（《辽史·萧挞凛传》载其“中伏弩，卒”；《宋史·寇准传》载“挞览死，乃密奉书请盟”。）
宋真宗亲征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澶州城防稳固，辽军短期内无法攻破。
寇准当时甚至主张趁势反攻，收复燕云。
但问题是：打赢这一仗容易，打赢之后怎么办？
辽国骑兵机动性极强，即便在澶州被击退，随时可以再来。
宋朝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屏障，华北平原对骑兵完全敞开，下一次辽军还可以打到澶州、甚至开封。
防御骑兵入侵需要什么？需要大量常备军常驻北方、需要修建大量防御工事、需要持续的军事投入。
这是一笔永远烧不完的钱。
再谈经济账
这才是澶渊之盟真正的逻辑核心。
岁币的实际数字有多大？
每年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折合当时价格大约三十万贯。
北宋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
真宗年间大约六千万贯，仁宗年间超过一亿贯。
三十万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五，连零头都算不上。
那维持战争状态要花多少钱？
北宋军费开支是财政支出里最大的一块。
仁宗年间养兵一百二十万，每年军费超过三千万贯，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果和辽国持续处于战争状态，边境驻军规模必须大幅扩张，军费只会更高不会更低。
算下来，澶渊之盟的经济逻辑极其清晰。
用每年三十万贯买和平，比用每年数千万贯维持战争状态，便宜了一百倍不止。
接着贸易账
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之间开放了榷场贸易。
宋朝的丝绸、瓷器、茶叶、书籍源源不断地卖给辽国，辽国的马匹、皮毛、药材流入宋朝。
虽然宋朝通过榷场买马，但辽国一直严禁优良军马南下，这限制了宋朝骑兵的建设。
宋朝通过贸易赚回来的钱，远超每年支付的三十万贯岁币。
有学者估算，宋辽贸易的年交易额在鼎盛时期超过数百万贯。
宋朝不只是在赔钱，某种意义上是在用三十万贯的政治成本撬动数百万贯的经济红利。
这不是纳贡，这是投资。
还有政治账
澶渊之盟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政治细节，盟约里宋辽互称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朝在外交上并没有低头称臣。
这种对等关系在当时的整个东亚国际格局中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和后来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的性质完全不同，南宋是真正的屈辱外交，澶渊之盟在形式上维持了对等关系。
对宋真宗来说，这个面子是保住了的。
那为什么后人批评澶渊之盟？
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第一，道义层面。
儒家的正统观念认为，天朝上国向夷狄纳贡是奇耻大辱，无论实际代价多小，形式上的屈服都是不可接受的。
这个批评在道义上有其立场，但脱离了实际的成本收益计算。
第二，战略层面。
寇准的主张是趁势反攻收复燕云，如果成功，宋朝就有了北方屏障，从根本上解决了骑兵入侵的问题。
放弃这个机会，是澶渊之盟真正的战略代价。
但这个批评有一个前提，反攻能成功。
宋朝两次北伐（太宗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都以惨败告终，有什么理由相信第三次能赢？
在胜负不确定的情况下，用确定的小代价换取确定的和平，是一个有其理性基础的选择。
长期和平也使宋朝军事能力逐渐“马放南山”，河北边防武备松弛。
欧阳修在《淮诏言事上书》中即指出“今三十余年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
澶渊之盟的真实历史影响
盟约之后，宋辽之间维持了将近一百二十年的和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大国之间最长的和平相处期之一。
这一百二十年里，宋朝经济高速发展，GDP和人口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
辽国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期。
两个文明用一份合同代替了战争，各自在和平环境里繁荣。
从结果看，澶渊之盟对双方都是正收益的。
宋朝真正的战略失误，不是签了澶渊之盟，而是一百年后联金灭辽，打破了这个均衡，引狼入室，才有了靖康之耻。
用三十万贯买一百二十年和平，比每年烧数千万贯军费打一场胜负未知的战争，便宜了百倍；
真正的战略失误不是澶渊之盟，而是一百年后亲手把这份和平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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