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竟是一张商代人留给我们的“动物合影”|动物合影|十大考古|博物馆|山东省|殷墟|青铜器

如果去山东博物馆，你一定会在某个展柜前停下脚步。

那里陈列着一柄青铜大斧——确切地说，叫“钺”。它体型厚重，通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重约4.6千克，即便隔着玻璃，也能感受到三千年前压手的份量。

但让你停下的不是它的“大”，而是它的“脸”。

钺身正中，透雕着一张巨大的兽面——或者说，人面。双目圆睁，瞳孔突起，两道粗眉横贯面庞。嘴部极度夸张，咧到了耳根，露出上下两排整齐的獠牙。更绝的是，这张脸的表情，居然带着一丝似笑非笑。

就是这抹笑意，让网友给它冠上了“史上最萌青铜器”的绰号。

但别被它的表情骗了。这柄钺，曾是权力的利刃。而那似笑非笑的面容，很可能掩盖着一个早已从黄河流域消失的远古秘密——一座“沉睡的动物园”。

1965年冬，山东益都（今青州市）苏埠屯村。

考古队正在发掘一座编号为M1的商代晚期大墓。随着土层一层层剥开，在场的人都意识到：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墓。

墓室长方形，南北长15米，东西宽10.7米，深达8.25米。四条斜坡墓道从四个方向延伸至墓室——在商代，四条墓道是王陵的规格。墓室中央，是以木板筑成的“亚”字形巨大椁室。

更令人心惊的是墓中的景象：48具殉人的骨骸，6只殉狗，1只小兽。这是商代典型的杀祭制度——自商王武丁大规模征伐东土以来，部分人牲已由羌俘转变为被征服的东夷部族。48人的陪葬规模，在整个殷墟以外地区极为罕见；而苏埠屯1号墓也是目前为止，除安阳殷墟王陵区外发现的唯一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四墓道大墓。墓主人，无疑是当时统治这片土地的最高权力者。

墓中随葬品早已被盗扰，残存器物零星散落。但在北墓道口的位置，考古队员从填土中清理出两件青铜大钺。

其中一件，通体透雕着那张著名的人面。更关键的是——在面孔两侧，各铸造有两个铭文。

这两个字，学界释读为“亚丑”。

据学者考证，此类图形文字中的“亚”或为宗庙之形，亦有学者认为“亚”系武官称号。郭沫若早在1930年代便提出，殷代青铜器铭文中的此类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关于具体释读，至今仍有数种歧说：张长寿（笔名殷之彝）推测为薄姑氏遗存，李零释为“亚齐”，王进锋则认为“醜族应是旨族”，各据理据，未有定论。

无论最终如何释读，“亚丑”二字的存在，都将这件钺锁定在了一个特定的人群之上。而伴随着苏埠屯商代墓地的多次发掘——包括1986年山东省考古所在同一墓地发掘的六座商墓，其中M7、M8两座“甲”字形大墓再次出土带有“亚丑”铭文的铜器——学者基本认定：苏埠屯就是商代“亚丑”族的家族墓地。

而这个“亚丑”族，绝非等闲之辈。

要理解这柄钺的份量，得先搞清楚一件事：在商代，不是谁都有资格拿钺。

钺最早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时还是石钺和玉钺，出现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已然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到了商代，青铜钺横空出世，但考古发掘至今，全国发现的商代铜钺不过四十余件，远远少于同时期的戈、矛等青铜兵器。换句话说，这东西本身就稀罕。

稀罕的背后是功能的分化。小型钺出现在低级贵族墓中，刃部有磨损，确实当过实战武器。但大型钺——刃宽超过30厘米——只在最高等级的墓葬中出现，而且常常刃部光洁，毫无使用痕迹。

它们就不是用来砍人的。它们是用来告诉别人：我能砍你。

《史记·周本纪》保留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周武王伐纣得胜，进入纣王宫殿时，“周公旦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而后武王亲自“以黄钺斩纣头”——用的是钺，执行的是对前朝之王的最终审判。在牧野誓师时，武王更是“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一手钺，一手旗帜，将士便知谁有最高统帅之权。

后来的汉字“王”，据学者考证，正是从甲骨文中“钺”的象形演化而来。权力的逻辑，早就写在了文字的血肉里。

那么，苏埠屯大墓中出土的亚丑钺，属于什么级别？

答案是顶级。这柄钺刃宽34.5厘米，在目前国内发现的商代四十余件铜钺中体型最大、最为壮观。而它主人的墓——四墓道、亚字椁室、48人殉——规格上直逼殷墟王陵。

换言之，这位“亚丑”族的首领，很可能是商王朝在东方的头号代理人。他手握军权，执掌杀伐，而他族中铜钺上的那张兽面，则是他向所有观者释放的信号：“我在这里，我有这个力量。”

这就引出了亚丑钺最令人着迷的部分——纹饰。

乍看上去，钺上的面孔确实有点像人。但仔细端详，那种巨大的口裂、外翻的獠牙，显然超出了人所能达到的生理极限。它不是人，它更接近一只张着巨口的猛兽。

有学者提出过一个引人深思的假说：这纹饰的动物原型，可能包括商代中原尚存的野犀牛。

听起来有些意外——犀牛？山东？今天提起犀牛，我们想到的是非洲草原或南亚雨林。但在三千年前的商代，黄河流域正值一个比现在温暖得多的时期。据气候学家竺可桢等人的研究，当时年平均气温约比现在高出2℃左右，冬季的北亚热带北界也远比今天靠北。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时河南、山东一带，有着今天长江流域般的湿热气候：森林茂密，湖沼星罗，栖息着大批今天只能在更南纬度见到的动物。

甲骨文证实了这一切。

商代甲骨中多次出现“获象”“获兕”的记载。“兕”，就是犀牛。当时猎犀可不是什么稀罕事——《殷墟文字乙编》第2507片记载了一次“焚林而猎”的行动，殷王一次捕获犀牛71头。殷墟还出土过一个刻字的犀牛头骨，以及用犀牛骨制作的“宰丰骨匕”。

除了犀牛，甲骨文中还有貘、水鹿、亚洲象……从甲骨文研究可辑出的商代野生动物种类蔚为可观，许多正是如今仅存于热带和亚热带的物种。亚丑钺上那张巨口獠牙的面孔，或许正是商代工匠亲眼所见的猛兽——他们见过活生生的犀牛，见过它的庞大身躯和威慑姿态，见过它张开嘴时令人胆寒的獠牙。然后再将这些印象，化为艺术，铸入铜液，永久凝固在一件象征权力的器物之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张脸似兽非兽、似人非人。商代青铜器纹饰本就有融合多种动物特征的倾向——典型如饕餮纹，从来就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动物。亚丑钺上的人面兽相纹，或许正是将野犀牛的巨口獠牙与人的面孔结合，形成了一种比任何一种单一物种都更具威慑力的形象。

它是一张权力的脸。它以野性的力量为底色，与人间的威严糅合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冲击力的视觉符号。

但如果只把亚丑钺当作权力的象征，我们就错过了它更隐秘的一重价值。

钺面那张面孔，不只记录着商代工匠对猛兽的记忆，更是一份“生态档案”——它以图像的方式，为三千年前中国东部的野生动物分布做了佐证。

商代的野犀牛，很可能是在商王一次次的“焚林而猎”中大量消亡的。到了西周，气候转冷——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当时出现了“江汉俱冻”的严寒。曾经在黄河流域成群出没的犀牛、大象，开始一步步向南退却。

《吕氏春秋·古乐》和《孟子·滕文公下》中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说法：周武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当然，孟子本人倾向于将此解读为政治教化的胜利叙事，而非科学的物种消亡记录，但今天我们知道，大型哺乳动物南迁的真正推手更多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合力——这“驱”字实则是古人面对物种退却时的一种认知归因，他们困惑于身边的巨兽为何越来越少，只能将其归功于圣人的威德。而气候环境的变迁、持续数千年的农耕开发，才是真正改变这片大陆生物版图的力量。

犀牛从黄河流域彻底消失后，又在江淮流域顽强存活了很久。春秋战国时期，“犀兕尚多”，楚国人用犀牛皮制甲，吴越两国甚至拥有数以万计穿犀甲的军队。屈原在《九歌》里写道：“操吴戈兮被犀甲”——那不是文学想象，是现实的战场装备。

但犀牛的版图一直在缩小。汉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犀牛也越来越少。唐代还能在湖南、四川偶尔捕获犀牛作为祥瑞进贡。到了明清，中国境内的野生犀牛只零星残存于云南边陲。最终，连这一点火种也熄灭了——1922年，最后一头爪哇犀在云南境内被猎杀；而另一亚种印度犀，也早已从中土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