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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李世愉先生荣退典礼上的发言

我参加这样形式的会,已不知几次。记得内容有两类:一是退休,一是整寿。这是一个单位经常发生的很平常的事。应该感谢孟彦弘,他发起每逢这种时候,举行送别或祝贺仪式。送别对退休者本人说虽有待遇上的差别,但不是一条鸿沟,实际上主要是挪了个位置,解放了一些束缚。不要认为山西人只会做生意,“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孟彦弘把西商的温馨带进了文化事业中,增进了众人的凝聚力。诚恳希望孟彦弘不要倦勤,年轻的同事中涌现孟彦弘的接班人。我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都感到振奋,高高兴兴。人类的活动与自然和谐地结合,共同前进。这真是对每个参加者的鞭策和激励。

今天是举行李世愉先生、老弟荣退仪式的日子。说实在的,我不仅高兴不起来,而且带着几分挥之不去的伤感。我不记得世愉是那一年到清史室的,暂定为世纪末吧。那时对世愉的争夺战主要是明清史与社会史两方。社会史的主将是商传。我认为明清史必败无疑,世愉去社会史是板上钉钉子。事情有出人意外者,最后的结果是世愉在清史室摆了一个座位。清史室那时是她有史以来最弱势的时代,无强明领导,无精悍兵将,没有能力充分表现自己。高翔调走后,杨珍有女同胞的静淑,没有表现出强力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世愉只是默默地做事,静静地笔耕。我经历过本所清史发展自始至今的过程,我敢说这里从来没有成为内争激烈的角斗场。虽然,风吹波涌,从未停息,但那些不安静的跳蚤,没有一次能把被子拱起来。世愉只做事,他为《清史论丛》仔细选稿、审读,精心编辑,寻找装印良好、收费低廉的出版社。我从不见他为自己争过什么,一手包办《清史论丛》的工作,却没有吭过一声、说过一字争主编。他在这个曾耗费许多心血的阵地上只付出无索取。《清史论丛》是赤贫的,几次被逼要关门。只有世愉站出来说,办下去,由他先掏钱维持着,再想法子找钱。在几濒于危的生死关头,不管是否都靠世愉的腰包接济,心有成算而化险为夷,起死回生,总之《清史论丛》始终是含笑开放的一枝娇艳的花。我想说,世愉是《清史论丛》的守护神。他是我们曾办和续办《清史论丛》刊物者的榜样。作为清史室和《清史论丛》的老伙计,碰到世愉荣退,能不伤感吗?

孟彦弘给我的任务是,讲讲世愉的学术成就。这是一个趣味性很高的议题。但我不是合格的承担者,因为我已经不记得这个议题的多少内容了。我仅仅记得他年轻时喜欢研究改土归流,盛年以后钟情职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他在这些方面有许多力作。说起来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北大、清华、燕京诸名校是如此,邓之诚、史学二陈、孟森等诸大师也是如此。重视制度和制度史,但我今天要强调的,不是这一点。我要强调的是,世纪交替前后各十来年,共二十有余年,本所撰写了大量论著,有的质量很高,影响重大,姑不论。我要提及的,是多少有些被忽视的本所研究人员为编撰主力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和本所研究人员为编撰次要力量的《中国考试大辞典》,在同一时期编印出来。我称之为中国史学四大辞典。是本所在全国相关人员参加和支持下取得的一部分重大学术成果。我今天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中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贬低工具书的学术意义。这是错误的,应该纠正。今天说它的尤其特别重要的,这四大辞书中,世愉是其中三部(《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除外)主持者、编撰者之一。

工具书虽统名工具书。其实内容的精粗、探索的深浅、编辑的难易、题材的异同等等,极为不同。著作的形态也不一样。有摘钞型、研究型、绘制型等区分。四大辞典没有一种其条目现成,释义一索即得,编撰轻易的。有的全条释义就是一篇短论文(不过已精简为只撮述其结论),有的籍贯、生卒、生平等标举内容,却经过检索、考证方得。凡研究工作中所有难关,在辞典撰写中无不出现,好像唐僧八十一劫,劫劫不能逃脱。每一劫都得有孙大圣现身作法,才能解决。辞书之成,一点不比“专著”轻松。轻视工具书制作,是完全不对的。邓恭三先生所说的“四把钥匙”包括各自的工具书在内,可以见其关键作用。它们都是广泛被使用的工具,又是教本。我总视之为我的不会说话的老师。辞书的优劣,表现在条目多而全、释义全而准者优胜。四大辞典自然都各有错误、有缺点,但总的说占有优势。不妨说,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可以成为目前领先的著作。我知道世愉在完成这三种辞典时所起的关键作用,但我说不具体,请知情者补充。

祝世愉健康长寿,晚年有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2011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