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大连机关大院，所有人都在找一个人。已经敲定要主持大连全面工作的一号人物刘德才，居然没声没息消失了。办公室电话没人接，没说出差也没有任何通报，问遍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过了好几天才传出消息，这位当过军长的高级干部，背着铺盖卷住进了大连东北部最穷的山沟沟庄河。他没带秘书也没留专车，落脚在生产队闲置的破仓房，这操作谁看了不懵。
当天晚上刘德才就叫来了当地老农和回乡知青，煤油灯烟雾绕着，人脸都照得忽明忽暗。他脱了军装换了件洗得发白的蓝粗布褂子，盘腿往炕沿一坐，半点儿没有高级首长的架子。一晚上听大伙倒苦水，化肥不够农具破，粮食亩产低得可怜，不少人都觉得这里祖祖辈辈就是受穷的命。天亮的时候刘德才撂下一句话，比土地穷的是认命的心思，先干，出问题我担着。
敢说“我担着”这三个字，刘德才可不是随口说大话，他的骨头是在战场上熬出来的硬骨头。17岁他就参加了陕北红军，平型关战斗拼过刺刀，亲手干掉三个日军。打延庆城的时候他被日军刺中腹部，愣是靠手榴弹砸死对方，还带着全排伤员安全撤了出去。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场，他拿过集体功，领过“东路先锋”的锦旗，打不下山头绝不撤的劲儿，从战场带到了治穷的山沟里。
新中国成立后，刘德才去南京军事学院深造，还作为学员方队一员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这段经历他一直放在心上。1961年他调任外长山要塞区司令员，海岛条件差，土层薄石头多，给养全靠大陆运。他带着战士们一筐一筐背土上山，在石头缝里抠出菜地，喊出“向大海要地，向石头要菜”的口号。这种绝境里白手起家的劲儿，后来到庄河刚好派上了大用场。
蹲点越久，刘德才越看明白庄河的穷根，不只是粮食产量低，副业根本就是一片空白。庄河山地适合种桑养蚕，可蚕茧一直被压价，他算了算，自己加工成生丝，价值至少翻两倍。哪怕顶着当时的政策压力，他也拍板让大队自己办缫丝厂，开工那天，第一缕生丝转出来，围在外面的社员都看呆了。
副业搞起来，粮食增产才是根本，刘德才盯上了化肥。县里本来有个小化肥厂，他调了两个复转军人改装设备，硬生生把产能提上去了。冬天水利工程开工，原来的老土渠遇雨就塌，他要求渠底全砌条石，靠着一台旧推土机和两百多青壮，一个冬天就把河道抬高半米。第二年开春引水成功，整个县的灌溉面积直接翻了一倍。
这几年刘德才跑遍了大连所有公社大队，平均每年在农村蹲点一百三十多天，五个元旦都是在庄河的土坯房里过的。他的秘书天天找不着人，头都大了，他不坐专车，常年开着半旧的北京吉普在山路上颠。吃饭也不搞小灶，一块馒头就碗开水就是一顿，有人提醒他要注意高级干部的形象，他直接瞪眼。穿得油光水滑的，老百姓哪敢跟你说真话啊。
对自家人，刘德才更没得商量，直接把儿子送到最苦的连队当兵，不准任何人打招呼给照顾。有人劝他不用这么较真，他只回了一句话，谁的孩子不是孩子。这套作风放到现在看也相当圈粉，完全没有特权思想那一套。
实打实的成果最能说话，1971年庄河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5亿斤，到1975年直接冲到了7.5亿斤，占了大连全市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原来年年靠国家救济的穷县，不光能自给自足，还能给国家上交大量商品粮。背了多年“大连北大荒”的名声，直接翻盘成了大连的大粮仓，公布数字那天，整个县都沸腾了。刘德才自己却没沾沾自喜，把表格折好揣兜里，转头又去看新平整的梯田了。
1984年退居二线的刘德才拖着病体，最后一次登上了外长山要塞区的海岛，给守岛官兵留下嘱托，勉励大家扎根海岛守卫海防。1986年9月30日，刘德才在沈阳病逝，享年六十九岁，大家都说他这一辈子，是革命的一辈子，战斗的一辈子，为老百姓服务的一辈子。他没给自己立碑文，可庄河的梯田现在还在有人种，碧流河水库至今还在滋养整个大连。当年他1973年向总理汇报提出引碧入连的构想，得到支持后动工，到现在这工程还在给大连供水，万顷良田和满山桑园，就是他最好的丰碑。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刘德才：把丰碑刻在大连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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