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这个人，你说他没才华吧，那是假的。
能进中南海的，哪一个不是人精？
可到头来，他在上海图书馆一间老旧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每天门一关，一个人在桌前写东西，写到2016年春天，人就走了。
1931年他生在上海，祖籍是山东威海。家里不算显赫，但脑子够用，读书也争气。
高中时候接触了进步思想，入了党，后来又调进中南海做纪要工作。
能进那个门，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
有一回他给领导整理讲话稿，原话讲得比较散，他愣是熬了一宿重新梳理出来，第二天交上去，领导翻了一遍，没改几个字就用了。
他还去过团中央学习，在那里文笔更是磨得发亮。
后来被田家英看中，要过去当助手——田家英是谁？那可是伟人的秘书。
能被他相中的人，肚子里没点真货能行吗？
在中南海待久了，他发现伟人特别爱读史书。
戚本禹也是个机灵人，你读我也读，读着读着就钻进去了。
1963年，他一篇《评李秀成的自述》登在《历史研究》上，像往湖里扔了块大石头，整个史学界炸了锅。
批评声铺天盖地，他当时压力大到整宿整宿睡不着，怕自己这回真栽了。
没想到江青把文章递到伟人面前，伟人点了头。
局面瞬间翻盘。一篇文章让他在高层面前立住了，不久就当上了《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你想想，三十出头，坐在那个位置上，周围都是老资格，搁谁谁不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
从那一刻起，戚本禹的命运就彻底拐了弯。
特殊时期的风潮一开始，他迅速站到了浪尖上。
他取代了曾经的伯乐田家英，当上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又成了江青和伟人之间的联络秘书。
那时候他的办公室是通往主席的必经之门——陈伯达要见，得先跟他打招呼；康生要见，也得先通过他。
各路人物对他客客气气，门前天天有人排着队等。
这种被簇拥的滋味，说实在的，很容易让人以为自己真有多大本事，而不是恰好站在那个风口上。
他成了“文革小组”的成员，参与了不少事情，很多老同志因为他的一句话、一份材料，命运就此改变。
但他忘了，风能把你托上去，也能把你掀下来。
伟人后来察觉到有人在利用运动搞事，戚本禹和王力、关锋三人都在名单上。
68年1月，他被宣布“请假检讨”，实际就是被拿下了。
从权力的顶峰到秦城监狱的木板床，中间只隔了一纸命令。
那间牢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床被子，伙食也差，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后来跟家人说，那段时间最大的痛苦不是没自由，是突然从被人需要变成了完全不被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跟外界联系，后来才慢慢允许看些书报。
他确实失控过，夜里睡不着会对着墙壁自言自语，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安分看书。
1983年审判，18年刑期。
好在他从68年就开始关押，到86年刚好满，人放了出来。党籍早没了，政治权利也剥夺到1990年。
出狱后的戚本禹被安排到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管理员。
办公室在一幢老楼里，房门每天紧闭。
有同事偶尔敲门进去，发现他总是伏在桌前写东西，精神状态倒不错，也健谈，跟年轻人聊起历史能说上一两个小时，还会问人家“最近在读什么书呀”——那种语气里带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特有的温和与关切。
但一旦话题触及往事，他就会沉默下来，目光有些散，仿佛触碰到一道没愈合的伤口，轻轻岔开说“不聊这些了”。
有回有人提起当年被批斗的一个老干部的名字，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喃喃说了句“那都是罪过”。
2016年4月20日清晨，他去世了，85岁。
工作人员清理办公室时，除了几摞手稿，在抽屉最深处翻到一张已经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八个字：“才华误我，悔之晚矣”。
不知道这张纸条是什么时候写的。也许是他刚到上海图书馆那一年，某个下雨的下午，也许是某个失眠的深夜，想起1963年那篇改变他命运的《评李秀成的自述》，想起那些被他亲手拉下马的名字，想起秦城监狱里那段对着墙壁说话的日子，然后摘下老花镜，慢慢写下这八个字。
他从底层靠一支笔爬上去，最后也跌在这支笔下。
不是时代没给过他机会，是他把平台当成了本事，把风口当成了翅膀。
潮水退了才知道，有些高度不是自己真的站上去的，是浪涌起来把人托起来的。浪一退，该摔的还得摔。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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