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士大夫一词，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很少人知道的中国的最后一个士大夫是谁。他便是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市，大学读的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1963年12月下旬，北京京剧团为了将上海沪剧团的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搬上舞台、专门成立了创作组。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四人组成。
1964年夏天，京剧版《芦荡火种》完成后、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同时，主席还对此剧提出了几点具体的修改意见，并建议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为什么要改名呢？主席的解释是：“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其实是江青交代的任务。如今，京剧《沙家浜》中的《智斗》、《授计》、《斥敌》等桥段都已成为久演不衰、脍炙人口的折子戏，但在当时改编这出戏时，开始进行的并不顺利。
第一稿的改编比较粗糙。江青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改编完成后进行的首场彩排，江青看了后大失所望，随后让警卫秘书打来电话，要求再改、改好了再演。汪曾祺是这个京剧本的主要执笔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在这部戏上颇下了一番心血，其文学功底被派上了大用场。
比如、《智斗》那场戏，阿庆嫂唱完“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之后，刁德一接着追问：“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阴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
刁德一此言埋藏着险恶用心，阿庆嫂识破后、不露声色地唱道：“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这一段的西皮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在传统京剧中少见的，一般西皮流水是七字一句，汪曾祺却用五言，他觉得这样才能烘托出气氛。特别是，这段唱词中的核心一句“人一走，茶就凉”，是汪曾祺在这部戏里琢磨出来的“原创”，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后来，这句话成了人们生活中常用的熟语，“人走茶凉”。
再次修改后，戏中唱词变得俗中见雅、浅处见才、透示出浓厚的京剧韵味，并得到了江青的欣赏。在后来观看彩排时，她问陪她看戏的肖甲：“词写得不错，谁写的？”肖甲据实相告，江青才知道有个汪曾祺，从此二人结识。
接下来，江青对于剧本的修改，给出过不少的具体意见。比如《智斗》一场，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背供”（旁白)唱。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进矛盾里来，这样不但可以展开三人之间的心理活动，在舞台调度上也可以出点新东西。
在“风声紧”唱段，原来有一段念白：“一场大雨，湖水陡涨。满天阴云，郁结不散。把一个水国江南压得透不过气来。不久只怕还有更大的风雨呀。亲人们在芦荡里，已经是第五天啦。有什么办法能救亲人出险哪！”
这段念白，韵律感较强，是为了便于叫板起唱。但江青认为这是“太文的词儿”，于是改成“刁德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面打牌…”这样一来，就成了大白话，一点也不“文”了。
文革开始后，汪曾祺曾经被批判为‘’老右派，新表演”。后来，在被“解放”时，他在群众大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是这几句话，在“四人帮”垮台后，他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不知检查多少次。汪曾祺回忆说：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他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却亲自签名送给了汪曾祺一套。
汪曾祺还曾得意地说过，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到了晚年，汪曾祺曾有这么一段回忆。他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他说，我对于许多同志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胃大面积出血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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