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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也说“文学家的气质”
陕西|常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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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qk2016
著名文艺评论家常智奇先生的这篇文章,以“十气”为尺,精准丈量了文学家的精神脊梁。文章将抽象气质具象化,既有对鲁迅、托尔斯泰等大师的透彻剖析,也犀利针砭了当下文坛急功近利的浮躁病。作者借古鉴今,呼唤青年作家摒弃名利诱惑,重塑清正风骨与家国情怀。这不仅是一篇文论,更是一声振聋发聩的文学警世钟,读来令人热血沸腾,深感文学的庄严与使命。
在中国当代作家队伍中,真正具备世界人类性作家气质者,寥若晨星。与此相应,堪称现代经典性的伟大作品,亦如凤毛麟角。那么,何为文学家的气质?
世人常以“才华”二字蔽之,仿佛能铺采摛文、雕章琢句者,便可称之为文学家。殊不知,才华不过是文学的枝叶,气质方为创作的根本。一个缺乏独立个性气质的作家,纵然技巧再纯熟,辞藻再华丽,终究不过是文字匠人,其作品亦不过是精致的形式空壳。那么,文学家的气质究竟为何物?
我以为,文学家的气质,乃是血汁质、胆汁质、黏液质和抑郁质在生活的烟火中醇化、淬炼而出的一种元气、生气、清气、正气、大气、精气、神气、睿气、才气、勇气。此十气,互相粘连,互相噙含,互相涵养,彼此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克相生,相依相存,相得益彰。它们共同构成文学家精神世界的基座与底气。
元气,是文学家生命胚胎里携带着的一种源发之童真,是天赋生命活力中那股纯然之质的、原始思维本源的遗存。元气充沛者,其文字便如日月星辰之光耀,江河湖海之粼粼,于自然光色中映照社会历史之风采,读之如饮甘泉,如沐春风。元气衰竭者,纵有千般技巧,不过是枯木朽株,了无生机。王国维谓“赤子之心”,即此元气之谓也。
生气,是生命——形式——结构——功能在感受中,生机勃勃地流露,是宇宙清气与生命真气合二而一,移情传输的呼吸,是日日新又日新苟日新,鲜活情感的表达。一个有生气的作家,能从一朵花中看见春天,能从一滴水中照见大海。他对世间万物保持着孩童般的新鲜感,因而作品永远跃动着生命的脉搏。
清气,是文学家澄澈情感跃出人生悲剧感和悲剧人生观,超越世俗功利的那一份超然物外,那一份遗世独立。清者,不浊不俗也。文学家若为权钱所惑,为名利所累,笔下难免俗气缠绕,那清净透亮的文心便蒙上了尘垢。清气在笔端,文字方能如秋水长天,一碧万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清气也。
正气,是文学家面对生活中的假、丑、恶时所秉持的是非之心。文学既不能沦为冠冕堂皇,四平八稳,八面玲珑的工具,也不能成为个人义气,泄私愤,图报复的利器。有正气的作家,站在文学人民性的立场上,敢于说真话,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敢于为社会底层弱者发声。他的文字带情,带爱,带怜,带光,带热,带暖。春秋笔法,秉笔直书,其正气也。
大气,是文学家胸怀襟抱格局的开阔宽广。大气的作家,不囿于一己悲欢,不困于方寸得失,他的目光投向的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未来。这种高迈大气,使他的作品有了纵横捭阖的气象,吞吐八荒的格局。托尔斯泰笔下的战争与和平,其大气也。
精气,是文学家凝神聚气于笔端的那一股专注之心,之情,之力,之概。精气足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广大精微,能将散淡的思绪凝练于“文眼”,将土鸡瓦狗化成珠圆玉润的文字。精气流荡处,便是文章筋骨挺立时。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精气也。
神气,是文学家作品中所呈现的神思、神情、神明、神态、神智、神力、精神气象。神气者,余音绕梁,文字之外有韵味,言说之外的境界。有神气的作品,令人读后久久回味,如对高僧,如晤故人。苏轼“大江东去”一词,神气飞扬,千古绝唱。
睿气,是文学家的智慧与洞见。睿者,别裁明者。有睿气的作家,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在纷繁世事中把握规律。这种智慧不是书本知识的堆砌,而是生命阅历与独立思考的结晶。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处处闪烁着睿气的光芒。
才气,是文学家与生俱来的禀赋与后天的造诣。才气是文学创作的天赋基础,但不可恃才傲物。真正的才气,如同良玉,需经岁月的琢磨方能绽放光华。李白斗酒诗百篇,才气纵横,然亦难免有恃才放旷之处。
勇气,是文学家敢于突破陈规、敢于承担风险的胆识。没有勇气的作家,只能在前人的窠臼里亦步亦趋。有勇气的作家,方能开辟新径,引领一代文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勇气开现代主义先河。
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十气俱全、完美无缺的文学家,世间并不存在。人类精神的复杂性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将这十种气质等量齐观地集于一身。事实上,每一位优秀作家的精神气质中,这十种气各自占有不同的比例、比重、比值、比分、比价,最终形成一种有体验、有体系、有体质、有体温、有体恤、有体测、有体感的综合力量——那种“将满未满”的十分之七八的综合比值,方构成个性化的精神气质。
有的作家孤独而深思。弗兰茨·卡夫卡即是典型。他的孤独深入骨髓,他的深思穿透现代文明的荒诞。《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为甲虫,这是何等的孤独与荒诞!卡夫卡的清气与神气极为充沛,但他缺乏托尔斯泰式的大气与社会参与意识,也缺乏雨果式的热情与悲悯。他的短处在于“小”,格局不大,题材狭窄;然而正是这种“小”,使他得以钻入现代人灵魂最幽暗的洞穴,发现了别人看不见的真相。短处之中,恰恰藏着不可替代的优长。
有的作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便是这种气质的绝佳体现。维特的深情、敏感、脆弱,他对绿蒂的痴恋与最终的自杀,将“儿女情长”推向极致。歌德的才气、睿气、生气皆足,但在正气与勇气方面,他远不如拜伦那般激进而暴烈。然而正是这种敏感与柔情,使他得以开浪漫主义之先河,成为德意志精神的代表。
有的作家血气方刚,金刚怒目。拜伦与裴多菲属于此类。拜伦的《唐璜》讽刺辛辣,他本人更投身希腊独立战争,直至捐躯。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正是血气与勇气的宣言。他们的长处在于激情澎湃、敢于行动;短处在于有时失之于浅露,缺乏莎士比亚式的深邃与克制。但正是这种血气方刚,使他们成为民族解放的号角,其文学价值与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有的作家嫉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鲁迅便是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杂文如匕首投枪,刺向旧社会的每一处疮疤。他的正气、勇气、清气皆臻极致,但也不可否认,他的文字中有时流露出峻急与尖刻,缺乏沈从文式的温和与从容。然而正是这种嫉恶如仇,使他在黑暗的年代里成为“民族魂”,成为无数青年心中的灯塔。他的短处与长处,本是一体两面。
有的作家心胸宽阔,容人容事。托尔斯泰与雨果当之无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包容了俄国社会各个阶层,他的“不以暴力抗恶”思想体现了一种宗教般的宽容。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宽恕了冉阿让的过去,也宽恕了沙威的固执。他们的长处在格局宏大、悲悯深厚;短处则在于有时显得说教味过重,思想体系的构建压倒了艺术的留白。然而这种胸怀,正是史诗品格的基石。
有的作家急功近利与忧国忧民奇异并存。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一生追逐金钱,债务缠身,写作常常是为了还债,可谓“急功近利”;然而正是这种对金钱的渴望,驱使他深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全部秘密。他的忧国忧民,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从追逐名利的泥淖中开出的莲花。他的长处在于洞察力之深刻、写实之精准;短处在于文笔粗糙,结构松散。但粗糙中有生命力,松散中有大气象。
以上诸端,足见文学家的精神气质从来不是整齐划一的标准化产品,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形态。批评家和读者不应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作家,而应理解每一份长处中都可能潜伏着短处,每一个短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独特的优长。
那么,一个作家的精神气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以为,以下几个条件与原因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一,童年经验与原生家庭的文化底色。一个作家的童年,是他精神气质的胚胎期。鲁迅自幼家道中落,目睹世态炎凉,故其文字多冷峻与批判;沈从文生长于湘西边城,山川灵气与少数民族风情滋养了他,故其文字多清澈与温润。童年给予作家的,不仅是记忆的素材,更是感知世界的基本方式。
其二,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深层浸润。福克纳离不开美国南方,马尔克斯离不开哥伦比亚的马孔多,陈忠实离不开陕西的白鹿原。地域文化不是外在于作家的装饰,而是融入血脉的气质基因。同时,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国的“仁”、西方的“逻各斯”——也在无形中塑造着作家感受世界的基本框架。
其三,个人阅历与苦难的淬炼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没有西伯利亚流放的经历,就不可能写出《罪与罚》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人性深渊的勘探。帕斯捷尔纳克如果没有历经二十世纪苏联的风云变幻,就不可能写出《日瓦戈医生》中的那种悲怆与坚守。苦难不是作家的选修课,而是必修课——它剥去生活的表象,触达存在的本真。
其四,阅读谱系与精神师承的选择。每一个作家都是在阅读前人的过程中成为自己的。海明威师承格特鲁德·斯坦与舍伍德·安德森,但他最终走出了自己的路。博尔赫斯从卡夫卡与爱伦·坡那里汲取养分,却创造了独属于他的迷宫。阅读谱系决定了作家的起点,而能否超越师承,则决定了作家的终点。
其五,时代命题与个人使命的相遇方式。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深刻纠缠的人。托尔斯泰遇见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裂变,鲁迅遇见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家与时代的相遇,不是被动地反映,而是主动地回应。这种回应方式——是批判还是颂扬,是逃避还是直面——最终凝定为作家的精神气质。
其六,自我修炼与主体精神的自觉建构。气质固然有天赋的成分,但后天的自我修炼同样不可或缺。一个作家读什么书、交什么友、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坚守什么样的底线,都在日积月累中重塑着他的气质。曾国藩讲“读书变化气质”,即是此理。作家若不自省、不自觉、不自立,其气质终将被时代的大潮裹挟而去,沦为流俗的一部分。
然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发生了剧烈的撞击,市场经济的洪流滚滚而来,人的欲望如脱缰的野马般汹涌澎湃。权、钱、色的交易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人性,人们在灵与肉之间被撕扯、挣扎、熬煎,仿佛置身于炼狱之中。真正的文人骨气,在这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青年文学创作者队伍的状况。许多青年初学写作者,把文学当作求生的敲门砖。文学对他们而言,不是灵魂的皈依,不是精神的朝圣,而是一条通往名利的捷径。他们稍有成绩,便露出无聊文人的本色——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什么东西都想要:要名,要利,要地位,要特权。他们的笔下,或许技巧娴熟,或许故事精巧,但唯独缺少了文学家应有的一口气。那口气散了,文章便只剩下一具空壳。
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学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令人担忧的问题:缺乏真正的文学家气质。许多青年作家缺乏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缺乏一种甘于寂寞、甘于奉献的殉道者的精神。他们把文学当作自我膨胀的工具,而不是服务人民、启迪民智的载体。
繁荣文学的根本,在于作家队伍的建设,在于作家主体精神气质的确立。一个没有独立精神气质的作家,不可能写出有风骨的作品。一个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作家,不可能抵达思想的深水区。因此,我主张当代青年作家应当建立一种清正清纯、忧国忧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这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文学创作的内在要求——只有心怀苍生的作家,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只有扎根人民的作家,才能获得不竭的创作源泉。
不可否认,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涌入,对年轻一代产生了巨大的诱惑。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甚嚣尘上,这些都在无形中侵蚀着青年作家的精神根基。面对这种局面,我恳切地希望青年作家们能够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生活,建立一种独立自觉的、追求真理、追求美好、追求仁爱的创作思想,努力确立自己的文学精神风骨。
这种精神风骨的建立,既要立足于民族精神的沃土,又要广泛借鉴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文以载道”传统,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血脉,这些是我们不能丢弃的根。同时,我们也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学在叙事技巧、人性开掘、形式创新等方面的优长,将二者融会贯通,丰富民族文学精神的本体,建立起一种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学精神。
最后,我要说:让那些把文学作为敲门砖、沽名钓誉、匆匆忙忙行走在文学边缘上的“弄潮儿”们,背着他们沉重的“俗人”包袱,回到功名利禄,宝马香车的负累中去吧。文学的神圣殿堂,只属于那些甘于清淡、简约、寂寞、勇于担当、心怀天下、笔系苍生的真正朝圣者。
唯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地繁荣,才能真正地为人民群众奉献精美的精神食粮,才能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发出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光芒。
作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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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奇,陕西武功人。研究员,文学硕士、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文艺轻刊》总顾问,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专著《整体论美学观纲要》《中国铜镜美学发展史》《文学审美的艺术追求》等九部,两部散文集,在全国50多家报刊发表500多篇论文、评论文章,多次获奖,有小说、诗歌、电视连续剧、翻译小说公开发表,曾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多次,2011年代表中国作家出访美国,在洛杉矶发表专题讲演(后在美国和中国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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