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一个落榜的年轻人站在长安城外,看着巍峨的城门,心里大概在想:“既然你们不让我考进来,那我就打进去。”于是他真就这么干了,带着六十万大军杀进长安,把大唐王朝搅得天翻地覆。这个人叫黄巢,而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一场科举落第。
黄巢出身于山东曹州一个靠贩运私盐致富的家庭,殷实的家底让他从小有条件苦读儒家经典,梦想有朝一日通过科举金榜题名,踏入官场。他是真的认真读过书,也真的对自己挺有自信。
然而现实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暴击——他屡次参加科举考试,每一次都铩羽而归,《资治通鉴》冷冷地记了六个字:“举进士不第,遂为盗。”
最后一次落榜后,黄巢彻底怒了。人一旦愤怒到极致,往往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黄巢的能量化作了一首诗。离开长安城时,他写下《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首诗杀气腾腾,隔着纸都能感受到那股不服输的狠劲儿。写完之后,他转身离开了这座伤透他心的城市,回去当了盐帮首领,暗中召集亡命之徒,静待时机。
时机很快就来了。唐僖宗年间,河南连年遭遇特大水旱灾害,百姓饿殍遍野,朝廷非但没有赈灾,反而变本加厉催征税赋。民不聊生之下,黄巢揭竿而起。他带着起义军一路攻城略地,最后真的攻进了自己曾无数次想以书生身份踏入的长安城。
进城之后,那些当年看不起他的公卿贵族被他杀得血流成河,真正做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黄巢最终兵败身亡,但经此一役,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奄奄一息,二十多年后便被他的旧部朱温彻底取代。
黄巢不是孤例。北宋年间,有个叫张元的华州读书人参加科举,本来会试都过了,眼看就差最后一步,结果殿试时被刷了下来。更可气的是,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
这个满腹经纶却报国无门的年轻人,一怒之下写了一首杀气比黄巢还重的诗:“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
写完之后,他做了个更狠的决定:叛逃西夏,投靠宋朝的死敌李元昊。这位落第书生当了西夏国相,亲自指挥了好水川之战,让宋军折损上万精兵,名将夏竦、韩琦、范仲淹全都因此被贬官。把自己的才华化为利刃捅向祖国,可悲可叹。
几百年后,又有一个落榜的读书人故伎重演。广东花县的洪火秀十四岁就考取了童生,然后开启了一段悲剧循环——他十七年间连考四次府试,次次落榜。第四次失败后,他在归途中写下《龙潜》诗:“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然后他改了名字,叫洪秀全,撤去家中孔子牌位,改信上帝,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直接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十四岁就能考取童生,说明他很聪明。一个被科举拒之门外的人,把聪明才智用在了毁掉科举体系上。
黄巢、洪秀全、张元,这些落第者都做出了同一个选择:既然此路不通,那就掀翻桌子。但科举落第者的出路绝不只有这一条。
晚唐诗人罗隐比黄巢还惨,他在二十八年间参加了十几次进士考试,屡战屡败,史称“十上不第”。他没有造反,而是把一腔愤懑化作了流传千古的诗句,“今朝有酒今朝醉”就出自他手。
清代文学巨匠蒲松龄同样是落第的常客。他十九岁应童子试连夺县、府、道三个第一,人人都以为他前途无量,谁知道从此以后他至少参加了十次乡试,全都没中举。一直到七十二岁才考了一个岁贡。
他把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和对人情冷暖的洞察写进了《聊斋志异》,一部惊世之作就这样诞生了。跟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吴敬梓,因为屡试不第,干脆跟科举决裂,不屑于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最终写出了《儒林外史》,把八股取士的荒诞讽刺得淋漓尽致。
他们的遭遇,说到底不是个人能力不行,而是科举制度本身出了问题。
从隋唐确立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虽然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但录取率低得令人发指。
明代会试录取率大约只有百分之一到二,到了清代,每科考生数万人,殿试仅取三百来名,绝大多数人注定落榜。
更要命的是,名门望族的子弟占据了大量资源,“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晚唐时期甚至有因为考官嫌长得丑就直接刷掉人的荒唐事。这种制度下,多少人才被白白浪费?
李世民当年改革科举,得意洋洋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思是天下人才都被我装进口袋了,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可他哪里想得到,口袋破了个大洞,这些“英雄”不仅没有被笼络,反而成了掀翻他千年基业的掘墓人。宋朝正是看到了张元的教训,才赶忙改革科举,规定殿试不再搞“末位淘汰”,成绩再差都授予“同进士出身”,生怕再出一个叛逃的张元。
黄巢的《不第后赋菊》流传至今,罗隐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家喻户晓,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被誉为名著。
这些落第者用不同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了自己。但黄巢那条路——打进去的路——恐怕不是对一个人最好的安排,也不是对历史最好的交代。
被一个合理的制度接纳入局,远比成为掀翻牌桌的人来得体面。
无论身处哪个时代,都愿每一个怀抱志趣与才华的人,都能找到容纳自己的考场,以及让他痛快答卷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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