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以为搞科研就是闷头做实验，但现在的科学家得先学会一件事：怎么应对死亡威胁。
一位研究者刚上电视科普完，匿名恐吓信就塞进了邮箱。气候学家被政客公开羞辱，年轻学者为了躲开网络暴力直接换研究方向。这些故事在学术圈里传得越来越多，背后是一种正在蔓延的敌意——对科学的敌意。
2025年6月，德国柏林的亚历山大·冯·洪堡互联网与社会研究所办了一场特别的研讨会。项目叫KAPAZ，全称是"应对仇恨言论与科学敌意的能力建设"。当天到场的有研究人员，也有专门做科学传播的从业者。他们要聊的不只是外部攻击，还有学术圈内部的霸凌。
Chris Marchesano来自美国气候科学法律辩护基金，他一开口就定了调：情况在变糟。他说，在特朗普领导下，对科学的攻击从明面上的审查转成了更隐蔽的形式。"这些变化的策略，"他解释，"现在包括预算削减和人员清洗，直接掏空科学机构。"这种趋势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头几个月明显加速。在场很多人担心政治气候的变化会影响自己的研究。一个关键问题悬在空中：什么样的政策能让科学更有韧性，扛住反民主势力的冲击？
但敌意不只来自政治或社交媒体。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精准健康研究员Morteza Mahmoudi提到了学术霸凌这个老问题。他说得很直接："研究环境常常纵容霸凌者，把霸凌当成职业工具。"他的解决方案也直接：引入外部利益相关方，把机构的声誉和反霸凌记录挂钩。
这场研讨会里，研究人员轮番上阵，展示科学敌意的各种面孔。
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与科学研究中心的Clemens Blümel分享了一项德国代表性研究的结果。他梳理了攻击的类型，从社交媒体骚扰到暴力威胁都有。虽然严重攻击不多，但某些领域明显更危险——比如社会学。有意思的是，很多科学家的反应不是退缩，而是更积极地参与公共讨论。
芬兰坦佩雷大学的Atte Oksanen则提醒："不受约束的仇恨会常态化"，对科学家、记者、政客这些公众人物尤其如此。他分享的一项代表性研究发现，30%的研究者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网络骚扰。更麻烦的是，这种经历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方式和心理健康。
科学传播者站在火线最前端。他们要把复杂的发现翻译成大众语言，却因此暴露在聚光灯下。一位参与者描述了自己的日常：发完一条科普视频，评论区立刻涌入数百条辱骂，从质疑专业资格到人身攻击，再到威胁家人安全。她说，最耗人的不是单次攻击，而是"永远不知道下一条消息是什么"的持续焦虑。
但研讨会也展示了一些应对策略。有人建立了同行支持网络，遭遇攻击时互相声援。有人和机构沟通，争取更明确的保护政策。还有人选择调整传播方式——不是沉默，而是更谨慎地选择平台和话题。
德国的研究特别关注了机构层面的责任。Blümel指出，很多大学对这类问题反应迟缓，往往等到媒体曝光才介入。他建议把"科学传播者的安全"纳入机构考核指标，就像现在考核论文数量和引用率一样。
Mahmoudi关于学术霸凌的观察引发了最多讨论。他展示的案例显示，霸凌者往往是资深学者，利用权力不对等压榨学生或初级同事。受害者投诉时，机构常以"学术自由"或"个性冲突"为由和稀泥。他的提议是引入外部仲裁机制，让调查独立于涉事机构。
Marchesano则从法律角度补充了美国的情况。他说，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攻击有明确模式：先削减特定领域的研究经费，再替换机构领导层，最后通过人事变动改变研究方向。这种"慢性扼杀"比直接禁止更难抵抗，因为每一步都可以包装成正常的行政决策。
研讨会的一个共识是：科学敌意的形式在演变，回应也需要更新。传统的"科普就好了"假设正在失效——不是沟通不够，而是沟通本身成了攻击目标。一位参与者说，她现在发推文前会评估风险，这种自我审查"和学术自由的理念直接冲突"。
关于未来政策方向，讨论集中在几个层面。国际层面，需要监测和记录跨国界的攻击模式，特别是针对气候科学和公共卫生的 coordinated campaigns。国家层面，研究机构需要更系统的支持机制，包括心理援助、法律支持和安全培训。机构层面，则要改变激励结构，让保护研究者不再只是"成本"，而是声誉资产。
Oksanen的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悖论：经历过骚扰的研究者，一部分选择退出公共讨论，另一部分则变得更加激进。他说，后者往往是原本就关注社会议题的学者，攻击反而强化了他们的参与动机。但这种"越打越勇"模式也有代价——长期暴露在敌意中， burnout 和心理健康问题显著增加。
研讨会的最后一天，参与者分组设计了具体的干预方案。一个小组提议建立"科学传播者安全指数"，定期评估各国机构的保护水平。另一个小组关注技术层面，讨论平台算法如何放大敌意内容，以及研究者如何集体向平台施压。还有一组专门研究"建设性回应"——不是无视攻击，而是用特定方式回应以降低升级风险。
这些方案的共同点是：把应对科学敌意从个人责任转向集体和制度责任。正如一位参与者总结的，"我们不能指望每个科学家都变成网络安全专家或危机公关高手，机构必须承担更多。"
回到开头的问题：什么能帮助被针对的科学家？研讨会没有给出简单答案，但划出了几个关键方向。外部支持网络比单打独斗有效。机构的明确立场比模糊的"关切"更有保护作用。而长期来看，科学界需要重新谈判与公众、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是退缩到象牙塔，而是找到更有韧性的参与方式。
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当Blümel展示数据时，提到社会学领域的威胁率较高。现场有人低声说"不奇怪"，引来一阵苦笑。这个瞬间或许比任何数据都更说明问题——对某些领域的学者来说，被攻击已经成了职业预期的一部分。改变这种预期，可能是衡量进展的最直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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