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龙门地理指向变迁研究|伊阙|北魏|变迁|大禹|山西|隋唐|隋炀帝|龙门地理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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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时期，龙门这一地名便已存在于晋南地区黄河峡谷一带。隋唐时期，随着东都洛阳地位的提升与统治者建设的需要，豫西伊阙被改称龙门，从而形成跨区域同地名并置的现象。在隋代，为修建以洛阳为中心的庞大水网体系以及强调迁都洛阳的必要性，隋炀帝借龙门地名中的神话传说与皇权符号实现其政治目的，促成了龙门地名的东迁。唐代之后，在科举考试与佛教的推动下，龙门的地理指向逐渐由河津迁移到洛阳，龙门也从最初单一的地名而成为如今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对古代地名演变的研究，有利于从微观视角透视中央政权的运作机制，促进地方地名的保护与文化传承。

关键词：龙门；地名变迁；洛阳；河津；隋唐

地名在古代承担多重社会功能，它既是地理标识，又是文化与权力结构映射的载体，尤其在小农社会中，地名绝非简单的地理标签，而是融合了权力运作、经济活动、文化记忆等社会要素的历史“活化石”。龙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一，既是存在于地理中的坐标名称，又是传统神话中鲤鱼化龙的文化象征。目前，关于龙门的研究集中于洛阳的龙门石窟，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立足文献史料或考古发现研究隋唐时期龙门石窟的相关宗教问题。二是强调龙门石窟的现存新考古发现，分析龙门石窟的最新研究成果。现有研究未能对龙门名称的形成进行针对性讨论。文笔以中古时期龙门地名为研究对象，探究地理指向变迁背后的社会主观逻辑与客观条件，为研究龙门逐渐从黄河之滨迁移到伊水之畔的原因提供参考。

一、河津龙门的地名由来与行政化确定过程

据史料记载，上古时期龙门地名便已出现，并与大禹治水的传说紧密相关。«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开凿的缺口之处便称为龙门；«吕氏春秋»载：“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山西龙门作为自然地理实体，黄河在此处切开吕梁山脉，形成两岸峭壁对峙的天然峡口。这种独特的地貌特征，为早期人类的认知与命名提供了直观依据。«魏土记»认为梁山北有一座龙门山，后来大禹凿穿此山，使水流能够顺利流通，在此基础上自然地理与文化传说得以进一步结合；«水经注»中也提及其“导河积石，疏决梁山”。因此，在北魏之前，龙门地名便已经形成于山西河津地区，但更多是作为一种俗称，并未以正式的地名确定下来。

龙门以行政地名形式被正式确认下来出现在北魏时期。«魏书»记载：“龙门，故皮氏，二汉属河东，晋属平阳，真君七年改，属。”这是山西龙门地名首次正式以行政建制的方式确立下来。«隋书·地理志»云：“河东郡，后魏曰秦州，后周改曰蒲州。辖河东、桑泉、汾阴、龙门、芮城、安邑、夏、河北、猗氏、虞乡。龙门，后魏置，并置龙门郡。开皇初郡废。”由此可知，在隋代时此地依旧称龙门，且其地理位置大概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

到唐代，龙门行政区划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高。«太平寰宇记·河南道»记载：“武德三年属泰州。贞观十七年州废，隶绛州。大顺二年与万泉割属蒲州。”武德年间，龙门首次成为一州的治所所在。«旧唐书·地理志»：“武德元年，于县置泰州，领龙门、万泉、汾阴四县。”在唐高祖李渊起兵过程中，山西龙门的军事地位进一步提高。“八月辛巳，高祖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平霍邑。丙戌，进下临汾郡及绛郡。癸巳，至龙门，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一方面，龙门靠近太原根据地，得以更好地进攻与防守；另一方面，龙门地处黄河峡谷地带，地势险要，渡河难度较大。但在此处渡河可以避开隋军主力屈突通部在蒲津的布防，因此高祖折中了薛大鼎“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的建议，一半部队从龙门渡过黄河，从而拿下关中。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进一步提升了龙门的行政等级，加强对龙门的行政管理，在县西北二十二里处设置“龙门关”。由此可知，在唐初期龙门的军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古人行军打仗前往往用天象预测吉凶后方才出军，李渊从龙门渡河可能选择将军事地理条件和风水问题相结合，在选择时兼顾其象征意义。作为地方性反叛政权，李渊在取得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也不断与隋炀帝进行着“龙性”正统的争夺。自秦汉以来，“龙”已是皇权的核心象征。李渊称帝后，其政权合法性需要与“天命”“龙兴”等概念绑定，而“龙门”作为起兵关键节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外，龙门修有“高祖神尧皇帝庙，在禹庙南绝顶之上，尽行幸仪卫之像，盖义宁初义旗至此也”。文物古迹的存在同样证明李渊对龙门意向的重视，这也充分证明山西是唐人龙兴之地。李渊从龙门渡河，并在此后不断强调龙门的地位，反映出隋唐之际地方政权对“龙”符号的政治争夺，表现出李渊对龙门这一唐代“龙兴之地”的复兴，也象征自己从地方势力的“鱼”跃升为天下共主的“龙”。经过隋末唐初社会的一系列影响，龙门逐渐从扑朔迷离的远古神话的意象中走出来，更兼有世俗色彩与政治功效。

此外，鱼跃龙门的传说使得此地的文化符号得以在早期定型。«元和郡县图志»转载«三秦记»道：“河津一名龙门，水陆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故曰‘曝鳃龙门’。”随时代发展，这一意象也已经初步具备登科之意，如«后汉书»中提及李膺“独持风裁，以声明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郦道元«水经注»云：“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风山，风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门山。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矣。否则，点额而还。”随着地名的不断更改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龙门这一名称也从最初的地貌代称逐渐与神话传说相融合，并逐渐定型为行政地名。但不管是由山还是依水而建名，种种记载均表明山西龙门的名称自古以来便已确定，并且时间要早于洛阳龙门。

二、洛阳伊阙地名的由来与龙门俗名的确定过程

在隋之前，洛阳龙门一名也偶尔出现，但次数较少，山西河津龙门更具有话语权。在隋之后，洛阳龙门的出现次数明显增多，并逐渐有超过河津龙门的势头。也是在这一时期，龙门的地理指向逐渐从河津迁移到洛阳。

洛阳伊阙地名的由来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水经注»记载：“伊水又北入伊阙，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春秋之塞阙也。昭公二十六年，赵鞅使女宽守塞阙是也。”正是因为两山夹道，傍伊水流过其间，故以伊阙来命名此地。据此可知，在先秦乃至上古时期，伊阙一名便已出现。后来，该地地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隋书·地理志»云：“伊阙，旧曰新城，东魏置新城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有伊阙山。”«括地志»曰：“洛州伊阙县，在州南七十里，本汉新城（县）也，隋文帝改新城为伊阙，取伊阙山为名也。”在隋文帝时期，改新城为伊阙。正是由于伊水从两山之间流过才命名为伊阙，因为大禹开山，才使得一山为二，山名也由伊水而来被称为伊阙山。由此可知，该地地名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同样有很重要的联系。正是因为二者有着相似的地理条件，为之后地名的变迁提供了基础。«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其宫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由是，洛阳龙门的地名便逐渐确定下来。但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河南府管县二十六，其中“伊阙县，畿。北至府七十里。古戎蛮子国。汉为新成县，属河南郡。周武帝时属伊川郡”。因此，在隋唐时期，伊阙一名始终是官方的地方行政名称。但相较于之前，龙门一名出现次数更为频繁。在«全唐文»中，洛阳龙门的出现频率更高，所指更多是洛阳伊阙，并逐渐超过河津龙门，从«太平寰宇记»中也可窥知“洛阳西南伊阙口也。俗名龙门”，可见世人已逐步形成伊阙等同于龙门的观念。

在隋代之前，并没有史料明确记载洛阳出现龙门这一县名的称呼。«汉书·沟洫志»中虽曾提及“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但在同卷中仍提及“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柱，及盟津、雒内，至于大伾”，后者可以清楚判断其地理位置是河津，同卷中同时出现的相同地名是否是指两个不同地方还有待辨析。另外，也可根据石窟的名称来判断。«洛阳伽蓝记»对洛阳南伊阙的石窟寺称作“伊阙石窟寺”或“南石窟寺”。«魏书·释老志»记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由此可知，龙门石窟的名称在北魏时还未形成。隋代时期，«隋书·炀帝本纪»云：“丙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俊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若细究该处“龙门”的地理位置便可发现其并不位于洛阳。据«隋书·地理志»可知，长平郡“旧曰建州，开皇初改为泽州，大业初置长平郡”，其位置大约在今天的山西晋城，位于“龙门”之上。由此可知，该处的龙门并非指代洛阳地区。这也进一步证明，在隋代之前，洛阳龙门并没有正式进入官方书写中。洛阳龙门地名的真正凸显则是在隋炀帝时期，其地名迁移背后也暗含隋炀帝的深刻动机。

三、龙门地理指向变迁的原因

由于隋炀帝的改名举动，龙门的叫法逐渐在洛阳确立下来。两地拥有相似的地形地貌，使得名称的变迁能够在地理空间上得到解释。事实上，这不是隋炀帝唯一一次欲迁都而改名的举措。«资治通鉴»记载：“帝改蒋州为丹阳郡，盖欲都建康也。”此次地名迁移也表现出相较于之前，隋政权的地名政治功能进一步强化。从整体看来，除种种客观原因外，这看似巧合的“借取地名”行为背后隐藏着隋炀帝深刻的政治动机和时代因素。

（一）地貌特征的相似与洛阳龙门地理位置的特殊

首先，两地相似的地貌特征为地理指向的迁移提供了最基础的客观原因。«水经注·河水»记载，河津龙门“昔者，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同样，«水经注·伊水»记载：“伊水又北入伊阙，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春秋之塞阙也。昭公二十六年，赵鞅使女宽守塞阙是也。”两地同有两山傍边、水从中流的相似景观，并且共有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这为隋炀帝对龙门地名进行指向性变迁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伊阙处于洛阳外廓城的特殊位置为龙门地名指向的变迁提供了政治原因。伊阙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龙门被赋予天阙之称，其整体布局之精妙更展现出隋唐时期皇帝借城市中轴线表达的君权通天的思想。洛阳神都的中轴线从南至北，形成天阙（城南香山、龙门山对峙的伊阙）—天街（中轴街道）—天门（宫城应天门）—天津（洛河上的天津桥）—天枢（皇城外的“颂德”纪念碑）—天宫（明堂）—天堂（礼佛堂）的格局。«唐两京城坊考»更记录定鼎门“南通伊阙，北对端门”。龙门作为“天界入口”，定鼎门作为“人界枢纽”，紫微宫作为“权力中心”，共同构成天人交感的通道，为君权神授论提供支撑。伊阙一名的更改更增添了该地的神圣性，这也与隋炀帝对洛阳作为帝国中心的风水布局要求相契合。因此，龙门一名的迁移更改为隋炀帝迁都洛阳与营建新城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支持。

（二）隋炀帝时期推动地名变迁的主观原因

龙门，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名符号，其“龙”字自古至今便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龙作为象征真命天子的一种证据和作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一种证据，被民众普遍信仰。隋炀帝改伊阙为龙门，暗示此为天子居住的地方。«隋书»记载，随着汉人王朝的再度统一，当时隋朝面临“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沦为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的局面。高敏认为：“平陈之后不久，江南地区地主阶级的某些利益受到了伤害，便大造隋欲徙江南人入关中的谣言，从而掀起了反隋的轩然大波，以致各自拥兵反叛。”因此，东都洛阳的建立对于隋炀帝来说十分紧迫。一方面，有利于压制叛乱逆贼，进一步控制南部和东部，利用“龙门天阙”意象塑造北方文明正统；另一方面，有利于打击聚集于长安的关陇士族，压抑其政治地位。此外，财政方面，“隋文帝之建都长安，在经济上带来了颇为严重的困难。在关东经济超过关中的情况下，与其苦于漕运而不得不频频就食洛阳，何若迁都洛阳，弃俭就丰”。隋炀帝改伊阙为龙门，使其具备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显示出隋朝的强盛和皇帝的威严，既可增强洛阳的政治神权意味，加强迁都、营造都城的政治合理性，减少迁都阻碍，又将地名与皇权直接关联，彰显皇权至高无上。

洛阳龙门地名的变迁也继承了北魏时期«水经注»中流传下来的大禹治水传说。隋炀帝搬运山西龙门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至洛阳伊阙，可以彰显自己修建沟渠、开辟运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水经注»记载：“昔者，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由此可见，大禹在龙门留下的深远文化影响。然而，关于伊阙之地大禹治水的传说在«史记·夏本纪»中并无记载，只有关于山西龙门的记录。洛阳治水神话的出现在郦道元«水经注·伊水»强调的“禹疏伊阙”之说中。这其实是北魏时期的文化建构，此类文化书写正是其作为外来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一种认同与运用，也为孝文帝迁都洛阳提供了合理性。

北魏时期，鲜卑族作为外来民族，要在中原建立自己的合法政权，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来继承华夏正统。大禹治水的符号具有一定的正统权威性，孝文帝在太和二十一年“行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诏修尧、舜、夏禹庙”，表现出其迁都洛阳后对华夏政权正统的重视。关于禹庙，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大禹祠，在县西二十五里。魏风土记曰：‘梁山北有龙门山，上有禹庙。’隋末摧毁，唐贞观九年奉敕更令修理”，其地理位置便在山西龙门处。由此可见，北魏朝廷对这一华夏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关注。北魏对禹凿伊阙书写的初步完成也使得隋炀帝为大禹治水这一神话的嫁接提供了可能性。

在生产力相对薄弱的古代，修建大运河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必定会劳民伤财，致使百姓哀怨。隋炀帝转接龙门之名于此，不仅能够以大禹之形象来比喻自身，显示自己同行禹事，从而加强自身政权统治力，而且也可以变相消解人民对开渠劳役的不满，提高劳动积极性，以大禹治水之事呼吁百姓复刻历史，共谋类于大禹的千秋事业。虽无直接史料证明炀帝曾欲以开凿运河之事与大禹比肩，但据其他史料记载，隋炀帝欲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时，群臣阿谀道“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虽是朝臣奉承之话，但所说之意皆出于隋炀帝本心，由此可知，当时隋炀帝本人也接受自身形象的禹化。晚唐诗人皮日休曾在«汴河怀古»中评价隋炀帝“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后人对隋炀帝的评价也必然是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

在地理层面上，龙门之名从西向东的迁移过程与中古时期国家经济重心逐渐向东转移具有同步性。随着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开通，洛阳成为“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的物资枢纽。山西龙门所在的黄河漕运地位下降，洛阳龙门所在的“伊水—洛水—黄河”水道成为新动脉，地名变迁实为经济权重构的空间表征。隋代修建大运河，特别是隋炀帝时期陆续开凿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运河，打造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漕运系统，沟通了东西、南北运输，由此在运道沿岸设立了众多漕仓，洛阳的经济实力进一步上升，带动洛阳龙门的经济得以更快发展。

（三）唐代龙门石窟的开凿与科举考试的兴盛

经过隋代，伊阙地名开始了龙门化的转变。随着唐代佛教的兴盛繁荣、科举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加之洛阳作为东都地位的逐渐稳固，地区经济不断发展，洛阳龙门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当中。最初，山西龙门的原始传说强调自然神力，随着科举制的落地落实，洛阳龙门则衍生并确定“进士及第”的新解，科举制度中的“龙门”喻象，在此获得空间载体，进一步促使了龙门地理指向的变迁。产生于山西河津的“上渡龙门”传说，在唐代之前，多作为一种神话故事或美好寓意而存在，象征万物力量突破自然束缚，到了唐代，鲤鱼跃龙门直接表示科举及第。«鱼文化的历史演化»认为唐朝处于“鱼文化的鱼龙演化期”，提到唐代以鲤鱼跃龙门来表示科举，鲤鱼成为道教圣物，李唐王朝与鲤鱼关系密切。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很多考生到洛阳赴考，传说故事便和现实进行了深入结合，虚无缥缈的神话便裹上了政治文化的烙印，从而不断流传，变得更加具体化和普及化，而跃龙门这一神话更彰显出它的科举寓意。李白«赠崔侍御»中提到“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直接道出因科举考试而落第的失落感，赋予跃龙门传说浓厚的政治意味。«唐摭言»记载韩愈、皇甫湜“亦一代之龙门也”，将登科者直喻为龙门，体现出龙门精英文化符号的形成。由于科举考试的推动，洛阳龙门逐渐在唐代完成了地理指向的迁移。

在唐朝时期，随着石窟佛像的进一步开凿，佛教的兴盛也推动着大众对洛阳龙门的认可。唐朝初期寺庙佛教文化兴起，洛阳石窟迎来了第二次大开凿。据有关统计，在唐代，城外龙门石窟的造像活动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无论是开凿窟龛、造像数量，还是各类石像的雕造水平，均达到唐代最高水准。在唐代之前，北魏开凿石窟时，此处并不冠以龙门之名，多以伊阙或洛阳为主，而随着隋炀帝龙门地名的迁移、唐代的皇家工程在此建设，龙门之名随着政治权力的干预和佛教力量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杜甫«龙门»提道：“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这两句诗展现出当时的人们对此地自然景观的直接感受，从诗句中也可以窥探到当时龙门由于洛阳的城市建设和石窟的开凿工程已经逐渐和政治、佛寺符号相融合。其«游龙门奉先寺»一诗更写道“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夜晚所感受到空虚稍寒的环境，并于清晨听到清冷的佛寺钟声，令诗人渐入禅境。刘沧«题龙门僧房»：“禹门山色度寒磬，萧寺竹声来晚风。僧宿石龛残雪在，雁归沙渚夕阳空。偶将心地问高士，坐指浮生一梦中。”诗人同样在钟声磬语中，静悟禅意佛理。由此可见，随着皇家工程的开工，龙门逐渐成为多元符号的融合。诗人作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群体，对洛阳龙门的叫法认同也逐渐影响着整个社会对洛阳龙门的认知。

四、结语

龙门地理指向的变迁，表面是地名更易，实则折射出深层的时代动因与政治逻辑。随着隋炀帝因建立东都洛阳、开凿运河与维系统治的需要，迁移河津龙门于洛阳伊阙，龙门这一普通的地名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经过有唐一代，龙门渐渐从上古神话中走出来，更兼有世俗色彩，于河津到洛阳，从而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变迁不仅揭示了龙门地名在晋豫两地的形成与演变，也呈现出地名如何被政权用作构建认同、彰显权威的工具。通过追溯龙门背后的历史动因，可以从微观的地名视角，窥见古代政治治理、文化塑造与社会变迁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作者：高友年

来源：《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板）》

2026年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江桐

校对：耿曈

审订：王昱婷

责编：杜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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