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代国玺
来源：《历史研究》2026年第2期
摘 要秦代确立的少吏秩俸制度，在前汉文帝至后汉光武帝期间，历经六次改革，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文帝、武帝的调整，重点在于严尊卑等级之分，确保少吏俸禄必须低于长吏。二是宣帝至光武帝，重点转为提升少吏俸禄，使其生活稍有保障。文帝以降，粟二百石成为少吏岁俸难以突破的极限，表明汉朝对少吏的定位至多是庶人在官者。汉代长吏与少吏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官贵吏贱的结构已经形成。关键词：秦汉史 基层治理 官僚制 少吏
秦汉地方官吏从大的层级划分，有长吏和少吏两大群体。长吏是地方机构的领导者，包括郡国的守、相、丞、尉，以及县、道、侯国、都官的令、长、相、丞、尉等，由中央任命，权力大而员额少。长吏之外，即为少吏，占地方官吏的绝大多数。少吏从职掌划分大体有三类：第一类负责各种文书簿籍起草，第二类从事基层土地、户口、赋税、徭役、刑狱等事务管理，第三类处理基层治安事务。他们由地方任用，权位虽轻，但职责繁重，关乎王朝基层政权稳固。为保障少吏正常履职，朝廷免其徭役，给以秩俸。少吏的秩俸制度，体现官僚制国家在其建立早期对基层官吏管理方式的探索，值得深究细考。
关于秦汉少吏的秩俸，传世文献记载简略。《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据此可知，少吏秩次分为百石、斗食、佐史三等。古今学者以此说为准，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主要为西汉后期官制，加之撰写于东汉前期，难免受东汉制度影响。少吏秩次三等之说，能否反映秦和西汉200多年的全部情形，尚属疑问。
秩次高低决定俸禄多寡。颜师古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吏”：“《汉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然而，颜说其实反映东汉少吏的俸额，可知到唐代，时人已经不清楚西汉俸制。直到居延汉简被发现，情况才有所改观。学者根据简文所载，确知西汉支付官吏俸禄以钱而不以谷，同时系统梳理河西边郡各种少吏的月俸钱额。不过，由于居延汉简时间跨度较长，有所谓“同官异俸”（官职相同而月俸不一）的现象，导致学者认识少吏秩俸标准及其演变过程存在分歧。如陈梦家认为，斗食与佐史秩级虽有高下之分，但在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增俸之后，“二者月奉皆为900（钱——引者注）”。李天虹提出，神爵益俸“在边塞并未推行”，佐史的月俸由600钱增至900钱，是绥和二年（前7年）增俸的结果，并推测经此次调整，斗食的月俸由900钱增至1350钱。上述两说均有不合理之处。佐史与斗食月俸相同之说，有违秦汉秩次决定俸禄的一般原则；斗食月俸为1350钱之说，汉简中并无支俸记录佐证。应该说西汉少吏的俸制及演变过程，目前仍不明晰，还需探究。
近年来，大量秦汉简牍资料出土刊布，为重审秦汉少吏的秩俸问题提供契机。细绎相关材料，可知秦汉少吏秩次与俸禄变化频繁，至少历经七个阶段。今述论如下，以补旧史所未载，进而探讨秦汉少吏秩俸改革的动因及其历史意义。
一、秦及汉初少吏的秩俸及其特点
从简牍资料看，将地方官吏分成长吏与少吏两类，本为秦制。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效律》：“入禾、发漏仓，必令长吏相杂以见之。”张家山247号墓汉简《二年律令》的基本法律条文多沿袭秦律，如《贼律》：“长吏以县官事詈少吏”。“长吏”和“少吏”的概念既然能入律条，指称应该很明确。据里耶秦简9—633载：
迁陵吏志：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徭使，［今见］十八人。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徭使，今见五人。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徭使，今见廿四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凡见吏五十一人。
简文所谓“长吏三人”，指县令、丞和尉。其他吏员是否即属少吏，岳麓秦简《学为伪书案》载：
冯将军子臣癸敢昧死谒胡阳公……癸田新野，新野丞主幸假癸钱、食一岁。少吏莫敢诃癸。今胡［阳少内丞矰□］谓癸非冯将军子……愿公诏少吏，勿令还。
简文中的“胡阳公”指胡阳县令，“新野丞主”应指新野县丞，至于“少吏”，显然与“长吏”相对，指县令、丞、尉之外的县吏。郡的官吏是否也有长、少之别，简牍资料虽无直接说明，但传世文献有所反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同一件事，《史记·陈涉世家》则记载：“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刑其长吏”意即“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表明郡的守、尉、丞为长吏，而其他郡吏应属少吏。由此可见，郡级和县级机构军政主要负责人称长吏，其余地方官吏称少吏，自秦已然。汉代长吏、少吏之分承袭自秦，含义与秦基本一致。
明确秦及汉初少吏的含义，再来讨论其秩次。此时少吏的最高秩级为二百五十石。《二年律令·秩律》：
（栎阳、长安等县——引者注）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田、乡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
千石县的司空为二百五十石，秩次高于县的田、乡部啬夫。这是因为千石县为大县、要县，而司空掌管全县刑徒，事务繁杂，责任颇重，所以虽为少吏，秩次颇高。
第二等为二百石。《二年律令·秩律》载：
（胡、夏阳等县——引者注）秩各八百石，有丞、尉者半之，司空、田、乡部二百石。（汾阴、汧等县道——引者注）秩各六百石，有丞、尉者半之，田、乡部二百石，司空及卫官、校长百六十石。
八百石县的司空为二百石，秩次低于千石县的司空。而千石县、八百石县和六百石县的田、乡部啬夫秩级相同，均为二百石。田、乡部的秩次保持稳定，不因县的大小升降。论其原因，应是县设乡部、田部有相对固定的标准。县大户多田多，可以多设乡部、田部；县小户少田少，则少设乡部、田部。不论县之大小，其乡部、田部负责事务的繁简大体相同，故秩俸稳定。此与司空不同，县无论大小，仅设一个司空，司空事务繁简，与县之大小密切相关，故秩俸随之增减。六百石县的司空，秩次低于八百石县司空一等，年俸为百六十石。
秩百六十石的少吏，也称有秩乘车者，省称“乘车”。《里耶秦简》 10—15：“□。凡作□四。为官佐六岁。为县令佐一岁十二日。为县斗食四岁五月廿四日。为县司空有秩乘车三岁八月廿二日。”此吏曾任“县司空有秩乘车”，“司空”为其官职，“有秩乘车”是秩等。迁陵县编户不足二百，无疑是六百石县，其司空应秩百六十石。故知“有秩乘车”与“百六十石”是表示同一职务层次的两种方式。《二年律令·秩律》：
都官之稗官及马苑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有秩毋乘车者，各百廿石。县、道司马、候、厩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毋乘车者，及仓、库、少内、校长、髳长、发弩，卫将军、卫尉士吏，都市、亭、厨有秩者及毋乘车之乡部，秩各百廿石。
所谓“有乘车者”，即“有秩乘车者”省称，都官、县、道均设有该秩别的吏员。较有秩乘车低一等者，为有秩毋乘车，省称“有秩”，秩俸为百廿石。迁陵县的仓、库、少内等啬夫均为有秩。
不少学者认为，有秩并不专指某一秩次，而是表示秩次区间，包含二百五十石、二百石、百六十石和百廿石四等。此说并不准确。据《里耶秦简》9—1656载，“敢言之：牒书乘车、有秩、［官］”，“乘车”与“有秩”并列，显然表示不同秩次的官吏。又据《岳麓书院藏秦简（陆）》简248：“诸吏为诈以免去吏者，卒史、丞、尉以上上御史，属、尉佐及乘车以下上丞相，丞相、御史先予新地远犨害郡。”《二年律令·传食律》：“诸吏乘车以上及宦皇帝者，归休若罢官而有传者，县舍食人、马如令。”以上律令明确以“乘车”为特定秩级，足见“有秩乘车”可省称为“乘车”，但不能省称为“有秩”。“有秩”实际上仅是“有秩毋乘车”的省称，专指秩百廿石，是少吏的第四秩等。
有秩之下还有斗食和佐史。《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简210：“置吏律曰：县除小佐无秩者，各除其县中，皆择除不更以下到士伍史者为佐。”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据两条律文可知，佐、史为吏之初阶。又据《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简341载：“嚣园宣深有斗食啬夫、史各一人。”前引《里耶秦简》10—15，此吏先任“官佐”、“县令佐”，继而升任“县斗食”，后升任“县司空有秩乘车”。佐史之上、有秩之下，又有斗食，为吏的第二阶。斗食、佐史的具体俸额尚不清楚，《二年律令·赐律》载，“赐吏酒食，率秩百石而肉十二斤，酒一斗；斗食、令史肉十斤，佐史八斤，酒各一斗”，据此推断，斗食和佐史的年俸少于百石。
总之，秦及汉初少吏的秩级，高者为二百五十石，低者不足百石，共计六等。此时，少吏的秩等最多，而且少吏的最高秩次与长吏的最低秩次有所交叉，少吏的最高秩次可超过长吏的最低秩次。《二年律令·秩律》载，“太医、祝长及它都官长，黄乡长，万年邑长，长安厨长，秩各三百石，有丞、尉者二百石”，陵邑的丞、尉秩为二百石。又载“县有塞、城尉者，秩各减其郡尉百石。道尉秩二百石”，道尉也为二百石。上述两种丞、尉虽属长吏，但秩次低于千石县的司空，而与县的田部、乡部和八百石县之司空秩次相同。少吏俸禄可以超过长吏，是秦及汉初秩禄制度的重要特点。该特点反映秦创制秩俸等级并不苛求职务与秩禄等级完全统一。职官的秩禄等级，既以权力大小、职务高低为基本标准，又充分考虑职官的事务繁简、责任大小。田部、乡部、司空等县下重要机构的长官，身份权力虽不如邑、道的丞、尉，但因事务繁杂，秦制规定其秩禄可高于或等于邑、道的丞、尉。此秩级设置具有激励基层少吏的用意，体现秦制理性务实的特征。
二、汉文帝、武帝时期的秩次改革
汉初少吏秩次沿袭秦制，到文帝时作出重大调整。张家山336号汉墓《功令》载：
中二千石有缺，课郡守以补之。郡尉补郡守，它吏千石补二千石。八百石补千石。六百石补八百石。五百石补六百石。四百石补五百石。三百石补四百石。二百石补三百石。斗食、学佴通课补有秩，有秩通课补有秩乘车，有秩乘车通课补丞、尉。令史通课补属、尉佐，属、尉佐通课补卒史，卒［史］补丞、尉、丞相大尉史。丞相大尉史年五十以下治狱者补御史，御史补六百石，不当补御史者与秩比通课。
此条令文规定官吏按功次迁补的基本原则，把官吏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二百石以上长吏，第二类是斗食、有秩等普通少吏，第三类是令史、卒史等具有特殊政务能力的史类官吏。长吏、普通少吏迁补遵循逐级晋升原则，不得躐等，而史类官吏可跨秩级。由于事涉所有官吏，令史以上、中二千石以下官吏的秩级，令文应该记载完整，中间没有缺环。结合《功令》其他令文，可以发现相较于秦及汉初，对少吏的管理有以下显著变化。
首先，在秩别设置上，撤销二百五十石的秩等，且少吏的最高秩次降至有秩乘车。长吏的最低秩等为二百石，逐级迁补则“补三百石”，中间无二百五十石。据“有秩乘车通课补丞、尉”，少吏需先迁补为职务层次最低的长吏——丞、尉，然后才能按照长吏的迁补原则逐级晋升。因此，少吏的最高秩次就是有秩乘车，秩俸低于二百石。少吏既无二百五十石者，又无二百石者。
其次，有秩的任命权上调至二千石官。《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简207曰：“置吏律曰：县除有秩吏，各除其县中。”秦时，有秩的任免权在县。而《功令》载“御史、丞相杂补属、尉佐以上，二千石官补有秩啬夫”，可知文帝之时，有秩的任命权在郡，县已无权任命有秩。
最后，少吏的秩次由六等减为四等。少吏的秩级由高到低，依次为乘车、有秩、斗食和佐史。学佴、令史的秩俸参照斗食，属、尉佐参照有秩，卒史参照乘车。
总之，长吏与少吏的秩次不再交叉，其用意应是严长少之分，明确尊卑等级差异。不论少吏负责的事务如何繁杂，秩禄都不能超过长吏。少吏与长吏的区别，全面体现于职务、权力、秩禄，层级保持完全一致，不再出现职务高而俸禄低或职务低而俸禄高的现象。
武帝之时，对少吏秩制再作调整。此时与少吏秩次相关的名称有“百石”、“有秩”、“比百石”、斗食和佐史等。学界对武帝时少吏有百石、斗食和佐史之秩并无异辞，但对“有秩”和“比百石”的认识不一。陈梦家认为：“西汉时又有‘有秩’一级，介于百石与斗食之间，与‘比百石’似未曾正式列于秩别名之中。”他推测“有秩”可能是低于百石而高于斗食的秩级。裘锡圭更倾向于认为，“有秩”的秩俸就是百石，“比百石”“纯粹是想象的产物”。如依裘说，武帝时少吏秩级只有三等。而据陈说，此时少吏秩级不止三等。两说相较，陈说更有道理。裘氏对陈说的质疑，主要根据西汉后期及东汉的史料，没有考虑武帝之后“有秩”含义发生变化的可能。
娥、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后宫嫔妃女官的爵秩等级由武帝创制，除昭仪为元帝增设，其余嫔妃女官等次均是班固抄录武帝旧制。据此所载，武帝时百石之下、斗食之上还存在“有秩”一级。《史记·儒林列传》载：“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此为丞相公孙弘的奏议，武帝采纳后定为功令。太守卒史秩百石，则武帝时百石之下又有“比百石”秩别。“有秩”与“比百石”是什么关系？《汉书·张敞传》：“敞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张敞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事在武帝后期。他“本治《春秋》”，之所以能补太守卒史，应该就是符合“比百石已下（通一艺以上），补郡太守卒史”的规定。故“有秩”与“比百石”当是同一秩次的两种表达方式。武帝时期，少吏秩级应有四等，分别为百石、有秩（比百石）、斗食和佐史。
武帝时少吏秩次四等之说，也得到西北汉简佐证。目前刊布的西北汉简虽未见到武帝时的支俸记录，但存有昭帝时少吏的月俸信息。史籍未载昭帝有增俸与改革官制之事，故据此推断武帝时少吏秩俸应无问题。简牍所见昭帝时少吏月俸，由低到高有以下四等。
四等月俸360钱。《居延汉简》303.49：“书佐孙临国，始元四年六月丙寅除，未得始元六年五月奉用钱三百六十。”《居延汉简》303.21：“书佐樊奉，始元三年六月丁丑除，未得始元六年八月奉用钱三百六十。”书佐属于佐史，可知佐史月俸360钱。
。”《居延汉简》90.12+90.2+90.60：“司马令史行偷，始元六年七月甲子除，未得始元六年十月奉用钱四百八十。”令史属于斗食，秦汉没有变化，可知斗食月俸480钱。
年十一月丙寅除，未得始元六年九月奉用钱七百廿。”《居延汉简》3.18：“吞远□啬夫王光，十一月奉钱七百廿，十二月辛酉［取］□□□。”此啬夫应属有秩啬夫，可知有秩（比百石）月俸720钱。
杨卿在所负卒史韩。□敢言之［士吏］□［卿］，卿钱千唯卿=以”；反面简文：“七月奉钱千付韩。卿以印为信”。此简虽然残缺，但大意可通，应指士吏杨某因欠卒史韩的债，遂用七月奉钱偿还。西汉中后期，士吏、卒史都是百石之秩。宣帝增俸以后，士吏的月俸是1200钱。此简载士吏月俸1000钱，应是武昭时期的俸制，可见武昭之时百石的月俸为1000钱。
简牍所见昭帝俸制表明，武昭之时少吏秩次确有四等。少吏秩俸等级、数量与文帝时并无差异。武帝的调整主要有两点：一是取消“有秩乘车”的秩名，少吏的最高秩等用“百石”表示；二是降低少吏俸禄，拉开其与长吏俸禄的差距。汉初的“有秩乘车”年俸百六十石，“有秩”年俸百廿石。武帝时少吏最高秩为百石，“有秩”则为比百石。尽管“××石”是以粟的数量表示秩次高低，实际发放钱而不是粟，但粟石多者俸禄高，粟石少者俸禄低，是毫无疑问的。少吏的最高秩由百六十石降为百石，第二秩等由百廿石降为比百石，意味着少吏的俸禄减少，其与长吏最低秩等二百石俸额差距变大。该调整显然是承继文帝秩次改革精神，进一步严格上下之分，强调尊卑秩序。
三、宣帝时期的少吏增俸
武帝降俸后，少吏收入微薄，生活窘迫。《盐铁论·疾贪》载贤良反映昭帝时少吏困窘之状：“今小吏禄薄，郡国繇役，远至三辅，粟米贵，不足相赡。常居则匮于衣食，有故则卖畜粥业。”此状况不利于基层治理，宣帝时遂有给少吏增俸之事。《汉书·宣帝纪》神爵三年秋八月，宣帝下诏：“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所谓“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具体内容如何，《汉书》再无说明。三国时人韦昭推测“若食一斛，则益五斗”，意指百石以下各个秩等都增俸50%。不过，史书记载与简牍所见并不一致。
从西北汉简看，宣帝神爵三年以后少吏的月俸钱，确实较昭帝之时有显著提高。《居延新简》EPT5:47：
五凤四年八月奉□□。候一人六千；尉一人二千；士吏三人三千六百；令史三人二千七百；尉史四人二千四百；候史九人，其一人候史拓有劾，五千四百。
此为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八月的给俸记录，集中反映少吏的月俸钱额，其中士吏秩百石，月俸为1200钱；令史属于斗食，月俸900钱；尉史、候史属于佐史，月俸600钱。三种秩别少吏的月俸均较昭帝时有所增加。根据目前所见既有明确纪年，又有少吏月俸信息的简文，可知自神爵三年至成帝时，少吏的月俸保持不变，并且只有三等。下面择要予以说明。
《居延汉简》311.34：
出十二月吏奉钱五千四百。候长一人，候史一人，隧长六人。五凤五年正月丙子，尉史寿王付第廿八隧长商奉世卒功孙辟非。
上为五凤五年（即甘露元年，前53年）的给俸记录。候长一人、候史一人、隧长六人月俸共5400钱，其中候史、隧长属于佐史，七人月俸共4200钱，则候长一人月俸1200钱。西汉后期候长的秩级，汉简有明确反映。《肩水金关汉简》73EJT21:62载，“张掖肩水候官塞有秩候长公乘殷禹。元康三”；《肩水金关汉简》73EJT25:30载，“初元二年八月己丑朔，令史买之敢言之爰书塞有秩候长”；《居延新简》EPT50:18：“张掖居延甲渠塞有秩候长公乘樊立，鸿嘉三年以令秋试射发矢十二中矢十二。”上述三简分别记载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和成帝鸿嘉三年（前18年）之事，简文所言三人，职官均为“候长”，秩级为“有秩”，则西汉后期候长属于有秩，当无问题。宣帝神爵三年以后有秩的月俸1200钱，与百石的月俸相同。前已说明，武昭时期百石与有秩为两个秩等，可知宣帝时的增俸之举不仅提高少吏俸禄，而且改变少吏的秩次结构。
《居延新简》EPT51:234：
出二月三月奉钱七千八百九十四。候长□□三月奉千二百，候史充国三月二百九十四，不侵隧长□□三月六百，伐胡隧长张赦之二月三月千二百，止害隧长赦之二月三月千，驷望隧长二月三月千二百，止北隧长革二月三月千二百，察微隧长破奴二月三月千二百。建昭三年五月丁亥朔己丑，尉史弘付不侵候长赦∕候君临。
此为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的给俸记录。有秩候长月俸1200钱，隧长、候史月俸为600钱。简文中一位候史和一位隧长的月俸不足600钱，应是在岗时间不满全月所致，汉代对小吏实行计日受奉制度。
《居延汉简》178.19：
这是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向士吏发放月俸的记录。《悬泉汉简》Ⅱ90DXT0114③:145载，“士吏会水延年里公乘闵遂秩百石”，则士吏的秩级为百石。也就是说，成帝时百石吏的月俸仍为1200钱。又据《肩水金关汉简》73EJT31:158：“出钱三千六百，其千六百偿故南部候长陈博。河平元十一月丁酉，斗食给候长上官，元八月尽十月奉。”河平元年有秩的月俸也为1200钱，可见成帝时有秩与百石的俸禄依旧相同。
综合上引简文看，宣帝神爵三年至成帝时期，少吏的月俸只有三等。而尹湾汉简《集簿》记载成帝时东海郡少吏员额，“有秩卅人，斗食五百一人，佐使亭长千一百八十二人”，其少吏分为三个秩等，与西北汉简记载吻合。相较于武昭之时的少吏月俸，宣帝以后的俸制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百石与有秩的月俸相同。显然宣帝时为提高百石以下少吏俸禄，其实作了两方面调整：一是普调佐史、斗食、有秩与百石的俸禄；二是裁撤比百石（即有秩）的秩次，将其与百石合并。自此以后，百石遂与有秩合一，导致“有秩”逐渐向职官名称转化。如《居延新简》EPT4:87简文言“张掖居延甲渠候官塞有秩候长大夫□乐自占书功劳秩百石”，“有秩候长……秩百石”之“有秩”已有职官名称的意味。裁撤比百石，导致少吏秩次由四等减为三等。《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实为此次撤并后的情形。应该说此次秩级撤并影响深远，自此至东汉末，少吏秩次结构稳定为三等，不再变动。
至于宣帝时增俸的具体方案应为：佐史月俸由360钱增至600钱，斗食月俸由480钱增至900钱，有秩（比百石）月俸由720钱增至1200钱，百石月俸由1000钱增至1200钱。佐史增俸约66.7%，斗食增俸87.5%，有秩（比百石）增俸约66.7%，百石增俸20%。四者合计增俸约52.3%，此即宣帝诏所谓“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可知“益奉十五”指的是总体增俸比例，而非每一秩等都增俸50%。
关于宣帝增俸还有一事需特别注意。《汉书》载宣帝增俸，事在神爵三年秋八月，但西北汉简反映的增俸时间较之早了数年。
《居延汉简》498.8：
广谷隧长薛昌，元凤元年六月辛丑除。未得本始三年正月尽三月积三月奉用钱千八百。已得河内赋钱千八百。
《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945+534+723：
肩水望城隧长屋兰大昌里丁禹，本始二年六月己巳除。未得地节二年正月尽九月积九月奉钱五千四百。兄当取。已得都内赋钱五千四百。地节二年四月壬辰，授为如意。
《居延汉简》433.33+433.48：
出赋钱六百，以给广谷隧长安世元康三年三月奉□元□
《居延新简》EPT58:74：
出七月奉钱六百，神爵二年八月丙申甲渠候官尉史山尊□
上列简文所载给俸时间，距神爵三年最近者为神爵二年，最远者为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简文显示，在此期间，隧长、尉史等佐史的月俸已经是600钱。再据《肩水金关汉简》73EJT21:310+314+325载，“居延东乡啬夫阳里王青，未得元凤五年正月尽三月积三月奉用钱千四百卌”，则昭帝元凤五年（前76年）斗食吏的月俸仍为480钱。可知西北边郡少吏增俸应在元凤六年至本始二年之间，较《汉书》所载早了十余年。何以如此？一种可能是西北边郡增俸在先，而内郡普遍调俸在后。另一种可能是宣帝时增俸实际上有两次，本始二年前后增加斗食、佐史之俸，神爵三年撤并调增有秩、百石之俸，而《汉书》缺漏前者，唯载后者。当然也可能《汉书》因故记错增俸时间，真实情形，因史料阙如，莫可究诘。
四、哀帝增俸与新莽变革秩名
《汉书·哀帝纪》载绥和二年六月，“益吏三百石以下奉”，是继宣帝之后对少吏的又一次增俸。李天虹认为，绥和增俸之时，佐史月俸由600钱提升至900钱。此说主要是为解释“同官异俸”问题。西北汉简所见宣帝以后佐史月俸一般为600钱，也有900钱者，例如《居延汉简》267.27载，“第廿三候史淳于良，十一月奉钱九百”；《居延汉简》286.17载，“第廿八隧长程丰，十月奉九百”。如何解释同一官职有两种俸禄？俸制调整当然是首选理由，不过，佐史月俸恰好增至原斗食的俸额，未免太巧合。
受禄钱名籍一编敢言之”。据此可知，哀帝时的简就已用“禄”字言俸。从现有西北汉简看，新莽时期发放俸禄或以粟，或以布帛，简文一般记录为“禄粟”、“禄帛”或“禄大黄布”。发放俸禄时，称“禄钱”云云者，应该是哀平时期的事情。再据《居延新简》EPT59:181：“出钱十五万四千二百，给佐史八十九人积二百五十七月禄。”可知每月禄钱600者，正是佐史。哀平之时，佐史月俸仍为600钱，与增俸前保持一致。何以有此现象，稍后再作讨论。另外，需要特别注意《居延汉简》214.25简文：“第廿二隧长史丰，八月禄钱九百。”这位哀平时期的隧长月俸为900钱，表明同一俸制时期，佐史月俸既有600钱者，又有900钱者。上述“同官异俸”现象，显然与俸制调整无关。
其实，“同官异俸”除由俸制改变引起外，还有一种可能，即增秩或贬秩。所谓“增秩”、“贬秩”是指为激励奖惩官吏，有意使其俸禄层级高于或低于其职务层级的管理办法。杨鸿年以宣帝时的郡太守黄霸为例提出：“所谓郡守秩二千石乃是原则，实际上因为功过增贬以及任职者资格深浅不同，以致太守官秩差别颇大，上自中二千石，下至八百石，凡有六级之别。”郡太守的职务层级为二千石，但为表示褒贬奖惩，可以使任职者的俸禄高于或低于二千石，以激励其竭忠自效，尽心履职。从简牍看，该激励方式不仅适用于高级官吏，还运用至基层小吏。《肩水金关汉简》73EJT10:61：“甘露二年五月己丑朔丙辰，东乡守啬夫寿以私印行事，斗食佐谭、佐护敢言之。”《肩水金关汉简》73EJT37:22：“建平三年二月壬子朔己卯，中乡啬夫定、守斗食佐受、佐宣敢言之。”所谓“斗食佐”，应指职务层级为佐史，但享受斗食俸禄者。宣帝以后，佐史的标准月俸为600钱，而享有900钱月俸的尉史、隧长、候史，应该就属于“斗食佐”之类。佐史可能因其业绩、资历突出而得以增秩一等。同时据“斗食佐”可“守”，即能暂时代理可知，“斗食佐”有员额限制，不能随意设置，实际上已构成介于斗食与佐史之间的晋升等级，意味着历经多年实践，汉代已探索出更加灵活的少吏等级使用办法。
出偿索子惠。”厩佐、亭长的秩等均为佐史，月俸825钱。关键是《悬泉汉简》Ⅱ90DXT0115①:44：
已出与未出总用钱为33000，此为佐史、亭长40人的月俸，可知825钱确实在特定时期成为佐史的标准月俸。据《悬泉汉简》Ⅱ90DXT0115②:122：“少内佐段谊。八百廿五。五月庚辰啬夫敞出偿□。”此为少内啬夫敞向少内佐发放月俸的记录。《悬泉汉简》Ⅱ90DXT0112②:76载，“元延五年正月辛巳少内啬夫敞付卒史□”，元延五年（前8年）即绥和元年，此时少内啬夫也是敞。由此来看，佐史月俸为825钱，应为绥和元年前后的事，可能与绥和增俸有关。又据《悬泉汉简》Ⅱ90DXT0113④:133载，“狱史安乐里高逢时，奉钱九百六十，自出郡库”，狱史属于斗食，此或为增俸后向斗食吏发放月俸的记录。《居延汉简》甲附1载：“第四候长夏候放，三月奉钱千八百，已前出。”此简候长月俸1800钱，高于宣帝至成帝时候长的月俸，应系增俸所致。综合上述简文，可推断绥和前后确有增俸之事，此时佐史月俸由600钱增至825钱，斗食月俸由900钱增至960钱，百石月俸由1200钱增至1800钱。不过，由于相关简文过少，河西地区增俸时间是否如《汉书》所言在绥和二年六月，尚不敢遽断。
此次增俸实行时间较短，不久又改回旧俸制。前面提及，哀平之时佐史月俸为600钱，与成帝以前相同，应系俸制反复导致。关于此点，河西地区居摄年间的俸制可进一步佐证。《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417载，“出赋泉六百”，《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399载，“入赋泉六百，受望泉隧长田并□”，佐史月俸为600泉。王莽居摄，更造大钱，文曰“大泉五十”，行用至新朝灭亡。故以“泉”称钱，是居摄年间和新莽时事。据《地湾汉简》86EDT5H:204+148+242载，“谓肩水尉史孙晏，未得居摄元年五月尽九月积五月奉用泉三”，“三”字后面应为“千”字，可知佐史月俸为600泉（钱），居摄元年（公元6年）已是如此。又据《地湾汉简》 86EDT5H:63“五年十月尽居聑元年七月积十月奉用泉六千”，简中“五年”应为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此简表明王莽居摄年间佐史月俸600泉（钱），实为沿袭平帝元始时制。可见至迟在平帝之时，河西地区的少吏俸制就已改回宣帝旧制。
王莽对少吏秩制改革是在新朝建立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新莽变革官吏等级名称，“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秦和西汉用谷俸多寡表示等级高低，新莽废弃此法，改用公卿大夫士等身份名称表示官吏尊卑。原来的百石吏改称为庶士，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史也改变秩名。《汉书·王莽传》言及新莽官吏等级概况：“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舆和僚是新莽官吏最低的两个等级。《左传》昭公七年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此为新莽命名小吏为舆、僚的出典。据《居延汉简》210.27载，“右庶士士吏候长十三人”，原为百石的士吏、候长称为庶士，而西汉旧制百石之下有两等，正与新莽庶士之下的舆、僚相对应，可知新莽少吏层级也是三等，除庶士外，斗食吏改称舆，佐史改称僚。
新莽改革秩名之时，并未立即创立新俸制。因财政困难，新莽前期实行临时俸制，少吏不分官等高低，给予相同的俸禄。《汉书·王莽传》载，王莽追述天凤三年（公元16年）之前的情形：“予遭阳九之阸，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据此可知，官吏不论等级高低，大体发放同等数量的布或帛作为俸禄。简牍所见始建国年间的少吏月俸确实属于该情况。《居延新简》EPT59:191—228是一组集中反映始建国三年十月少吏月禄的简册。据简册记载，候史、尉史、隧长等佐史、斗食令史和士吏、候长等百石，月禄一致，均为大黄布13枚。又据《居延新简》EPT59:226A：“冣候以下吏百桼人，用大黄布千三百。”简所谓“候”为候官的最高负责人，原秩六百石，新莽时属于元士。元士以下107人，如果每人月禄均为大黄布13枚，则总计用黄布1391枚。简文“千三百”后所缺文字，应该就是“九十一”，表明不仅少吏自身俸禄无差别，而且长吏与少吏之间也没有差别。有官等而无禄等，是新莽前期临时俸制的一大特点。
直到天凤三年五月，新莽才正式确立吏禄制度。《汉书·王莽传》：“四辅公卿大夫士，下至舆僚，凡十五等。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上述记载相当简略，仅言俸禄级数、最低俸额和最高俸额。僚的月禄是粟5.5斛，至于舆、庶士的俸禄，只能据西北汉简略作推测。《居延新简》EPT52:391载，“□禄月七斛”，《居延新简》EPW:104载，“六月禄粟十斛，凡三十斛”，“禄月七斛”可能是舆的月禄粟额，而“粟十斛”应为庶士的月禄粟额。据此推测，僚的岁禄为粟66斛，舆的岁禄为粟84斛，庶士的岁禄为粟120斛，此为新莽后期的少吏禄制。
五、东汉少吏的俸禄水平
光武帝并未继承新莽的官等名称，而是重回前汉旧制，用秩石多寡区分官等高低。同时，光武帝再次提高少吏俸禄。《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诏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此次增俸方针是提高低级官员俸禄，降低高级官员俸禄。《续汉书·百官志》“百官受奉例”条载：
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
此为光武帝增俸后东汉少吏的俸额。汉代的斛有大小之分，此斛为大斛还是小斛？据《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晋百官表注》：“百石月钱八百，米四斛八斗。”米四斛八斗，合粟八斛，此即“半谷”；而100钱折粟1斛，八斛合钱“八百”，即为“半钱”。由此可知，东汉支俸，法定以100钱折1斛粟；而计俸之时用的是标准量器，即西汉的“小石”。东汉百石吏的岁俸为粟192小石，斗食的岁俸为132小石，佐史的岁俸为96小石。
关于东汉俸制有一点需要注意。东汉少吏的俸额虽较前汉增加，但因两汉官吏的报酬结构发生变化，其增幅并没有名义上那么大。秦和西汉官吏不仅有秩俸，而且有月食或廪食。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官啬夫免，复为啬夫，而坐其故官以赀偿及有它债，贫窭无以偿者，稍减其秩、月食以偿之。”所谓“减其秩、月食”，就是缩减其秩俸和月食，说明秦代官吏享有俸禄的同时，官府还为其提供口粮。西汉承袭秦制，官吏也有廪食。西北汉简中的大量廪食简表明，西汉中后期少吏不仅每月有俸钱，同时还可获得三石或三石三斗三升少的粟作为口粮。少吏月廪三石三斗三升少，何德章已经指明。此处再补充月廪三石的简文。《居延新简》EPF22:93：“令史夏侯谭，四月食三石，四月辛亥自取。”《肩水金关汉简》73EJT10:95：“出穈小石三石，以食厩佐一月食。”月食粟三石恰是秦汉成年男子的标准口粮。总之，秦和西汉官吏既有俸钱，又有月食。
东汉则不然，崔寔《政论》载：
夫百里长吏……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刍膏肉五百，薪炭盐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余财足给马，岂能供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费乎？
崔氏以三百石县长为例，说明东汉官俸之薄。三百石吏月俸粟40斛，给付以半钱半谷。崔氏统计其支出时，有一项是长吏和仆从的口粮，即“二人食粟六斛”，表明东汉官府不再向长吏提供月食。而从东汉简牍看，少吏也无廪食，口粮由己负担。《敦煌汉简》2010：“入十二月食穬麦一斛，建武卅一年十二月癸巳宜秋卒代仲民受尉史敬。”《敦煌汉简》2015：“入十一月食穬麦六斗，建武卅一年十一月乙巳受降卒仲民受尉史敬。”《敦煌汉简》2089：“入六月食二斛三斗，永平十一年五月九日富贵徒尹当受尉史义。”
不同于西汉廪食简中月食的“出……付”，以上简记录的则为月食“入……受”，是少吏向隧卒、刑徒交付其口粮。交付月食应该是让隧卒、刑徒代为加工蒸煮。上引简可以佐证，东汉不同于西汉，官吏领俸禄后不再享有月食。该变化可以理解为，建武俸制改革已把月食纳入俸禄之中。究其原因，可能与俸禄支付方式调整有关。秦和西汉，支俸以钱，朝廷遂提供月食以保障官吏的口粮。而东汉支俸变为半钱半谷，每月已向官吏发放粮食，无须再给口粮。
东汉少吏既无月食，相较于西汉少吏，待遇虽有改善，但幅度有限，下面试作比较。西汉支俸以钱，钱粟折合的比例具体为何，史无明文。有学者推测两汉折合标准相同，此说未必准确。西汉宣帝以后，斗食月俸 900钱，佐史月俸600钱，两者又有月食3石，若以100钱折粟1石，则斗食月收入为粟12石，佐史为粟9石，反而高于东汉斗食、佐史之俸。故可推知，西汉支俸1石粟的折钱标准应较100钱多。官府规定折钱标准，离不开实际物价。关于西汉粟价，西北汉简多有记录，1石粟的常见价格在100钱左右，有时高于100钱，又以120钱更为多见。如《居延汉简》26.9A载，“穈三石直三百六十”；《居延汉简》286.4载，“出钱千二百……黍粟十石”；《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1012载，“出粟六石直七百廿，元始六年二月厨啬夫□”；《居延新简》EPT51:5载，“从史弘受钱千二百，出钱七百廿粟六石，今余钱四百八十”。以上粟价都是120钱，若以120钱为西汉支俸的折粟标准，则佐史年收入为96石，与东汉佐史岁俸持平；斗食年收入为126石，较东汉斗食岁俸少6斛；百石俸钱加上月食，年收入为156石，较东汉百石岁俸少36斛。以上估算可以作为建武年间实际增俸额度的参考。由此可见，即使东汉对百石吏的增俸力度最大，但百石吏的岁俸也未能超过粟二百石。
六、汉代少吏秩俸改革的历史意义
管理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离不开官吏队伍。如此众多的官吏，势必无法做到全部由中央选拔任用。秦从职责属性着手，把地方官吏分为两类，负有领导管理责任者为长吏，而承担具体事务工作者为少吏。权重员少的长吏统一由中央任命，位轻员众的少吏则交由地方辟除。此官吏分层录用模式，能解决中央对大规模官僚队伍的控制和管理问题，有效维护中央集权制度，故被后世王朝取法。汉朝承袭秦代的地方官吏分层模式之余，为完善低层吏员的管理，遂在200多年间，对少吏秩次和俸禄频繁调整，体现两汉王朝（包括新莽）对如何定位少吏、激励少吏的不断探索。总体而言，秦代确立的少吏秩俸制度，在前汉文帝至后汉光武帝期间，历经六次改革，大体分为两个阶段。文帝、武帝的调整，重点在于严尊卑等级之分，确保少吏俸禄必须低于长吏。但武帝降俸幅度太大，导致少吏俸禄过于微薄。故宣帝至光武帝，重点转为提升少吏俸禄，使其生活稍有保障。不过，虽经累次增俸，少吏的最高俸额仍未能达到秦及汉初水平，不仅深刻影响后世的官僚管理制度，还集中反映古代王朝低层吏员激励保障体制的内在矛盾。
汉制粟二百石是少吏岁俸难以突破的极限，背后有特别蕴意，指明汉制对少吏的定位。据《汉书·食货志》对普通农户粮食收支与生计问题的测算，一家五口种田百亩，百亩之收为粟250石，其中五人口粮需150石，五人衣服之费需50石，是最大宗的生活支出。少吏岁禄低于粟二百石，意味着其收入未达到普通农户在正常年景耕田所获，难以负担一家五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就是说，少吏之禄不足以“代耕”。相较而言，西汉二百石长吏月俸2000钱，以120钱折粟1石，加上月食，岁入约为粟236石，接近普通农户耕田所获。而东汉比二百石吏月俸27斛，岁禄粟324斛，高于普通农户耕田所获。换言之，长吏之禄足以“代其耕”。
在战国及汉初儒家学者所追记的周制中，士分三等，最低等的下士，其禄要足以代其耕。《礼记·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下士”之禄，要参照上农夫耕田百亩的收获量，确保“禄足以代其耕”。郑玄注：“庶人在官，谓府史之属，官长所除，不命于天子国君者。”郑氏把“庶人在官”者与《周礼》所载“府、史、胥、徒”联系起来。唐人孔颖达认为：“庶人在官者，虽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如依孔说，禄可否代其耕成为区别“下士”与府、史等庶人在官者的标志，即士庶之别的标志。
由此来看，少吏岁禄以粟二百石为上限，表明汉朝并不把少吏视为士。汉朝对少吏的定位，至多是庶人在官者。关于此点，新莽的少吏等级名称可进一步佐证。新莽将西汉少吏百石、斗食、佐史三等改称为庶士、舆、僚三等。舆、僚近乎仆、隶，而庶士也不是真正的士。《国语·鲁语》：“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礼记·祭法》：“庶士、庶人无庙。”郑玄注：“庶士，府史之属。”所谓“庶士”，偏重于庶而非士，即庶人在官者，表明汉制以士庶之别、贵贱之别来定位长吏与少吏区别。秦汉官吏相通，不存在身份上的固定差异。此贵贱之别，实际上与其职掌有关。《后汉书·左雄传》载尚书令左雄上书：“乡官部吏，职斯禄薄。”李贤注：“斯，贱也。”长吏担负郡县政务的管理之责，干系甚重，而少吏仅承担基层事务性的工作，近乎执役。两汉时人经常将“吏、卒”连称或“吏、卒、徒”并举。所谓“卒”，指更卒、戍卒；所谓“徒”，指刑徒；而“吏”，主要指少吏。少吏之所以与卒、徒并称，原因在于其工作性质与徭役、兵役相近，都是受人役使。汉制贱少吏，缘由在于此。汉代长吏与少吏因职掌性质有别，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官贵吏贱的结构在此时已经形成。而汉代对少吏的定位，深刻影响后世低层吏员管理制度。魏晋时期的官吏分途，实际上就是将官吏的阶层之别进一步转化为身份之别。
少吏职掌的特殊性质，注定其俸禄额度受到徭役制度影响。汉制，普通丁男需要服徭役。董仲舒言及秦汉丁男的徭役：“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具体而言，包括每年为期一个月的“更卒”徭役，一生为期一年的外徭和兵役。徭役对普通丁男而言是沉重的负担，纯属法定义务，完全没有报酬。少吏从事的公务，性质近乎服役。相较于普通丁男，少吏等于全年执役，时间长于丁男，自然不能毫无报酬。但具体给予多少报酬，又是棘手问题。如果报酬超过普通农户耕田所获，对每年服役一月的普通丁男不公平，会影响徭役制度的执行。如果报酬不能满足其基本所需，则少吏就可能转嫁负担，非法寻租，侵渔百姓。对王朝来说，徭役制度直接关系王朝统治基础，无疑是不能动摇的。因此，少吏俸禄只能低于普通农户的岁入，王朝在激励保障少吏方面能做的工作相当有限。汉朝对少吏俸禄的频繁调整，实际上就是在有限的报酬额度内，努力寻找保障激励少吏的最佳策略而已。但因限额已定，势必无法做到对少吏的有效保障。东汉左雄提出：“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可见虽经屡次增俸，汉朝少吏的合法报酬依旧微薄，只能凭借手中权力获取非法收入，以满足生活所需。低层吏员不能获得合法有效保障，不唯汉朝如此，秦汉以后历代王朝亦是如此。
更有意思的是，历代王朝其实都清楚它是导致低层吏员非法寻租的重要原因，但很少有王朝敢越雷池半步，将其报酬提至“足以代耕”的水平。究其缘由，就是因为一旦低层吏员的俸禄“足以代耕”，便有可能动摇徭役制度，而在历代王朝的制度体系里，徭役制度是基本制度，低层吏员的俸禄制度属于配套制度，后者只能从属于前者，不能影响前者。可以说，低层吏员薄禄甚或“无常禄”，由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所决定，是结构性问题。
（作者代国玺，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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