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今日起，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秦汉至唐宋时期（一）
秦对巴蜀的统治（上）
秦并巴蜀
秦国（前 770 — 前 207 年）原是中原之西北的诸侯国 ，到东周时期，秦国占有西周丰镐之地，遂成为以秦陇关中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区。由陇到蜀形成的陇蜀文化是巴蜀文化的源头，经穆公、惠公、献公励精图治，到孝公时国力持续增强。秦孝公重用卫人商鞅（约前 395— 前 338），经过变法与改革，秦国跃升为诸侯国中带甲百万的头等强国。为实现混一宇内的雄心，秦惠王（前 356— 前 311）力主向秦国四面扩张。惠文王七年（前 318 年）和八年（前 317 年），秦国举全国之力连续两次击败了齐、赵、韩等关东诸侯国。到底是继续东进攻打弱小的韩国， 还是南下攻打强大的楚国呢？ 秦国君臣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争论。但名将司马错（生卒年不详）与中尉田真黄（生卒年不详）提出了另一种策略， 即先征讨富饶的蜀国再攻打楚国。他们分析认为，蜀国僻远，蜀王贪财溺色，不修武备 ，若以强大的秦军进攻蜀国，犹如以豺狼驱赶群羊一般易获大胜。夺取蜀地之后，不但可以扩大秦国的国土，而且可以得到大量布帛、金银和粮食以资军用。另外，若从蜀、巴两国出兵，均有水路可直通楚国，利用巴国的精兵，乘大船从东边进攻楚国，可以获得楚国之地。司马错关于“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的战略分析，获得了秦惠王的支持。
周慎靓王五年（前 316 年），秦惠王派秦相张仪（？— 前 309）、名将司马错和都尉墨（生卒年不详）从石牛道进攻蜀国。蜀王开明十二世仓促带兵前往葭萌（今广元市昭化区昭化古城）迎战，结果被秦军打得大败。蜀王败逃至武阳（今眉山市彭山区东北），为秦军所害，蜀王的丞相、太傅和太子退到彭乡（今成都市彭州市附近），亦为秦军所害，死于白鹿山下，开明王国就此灭亡。张仪贪恋巴、苴两国的财富，趁灭蜀之机，顺势攻灭了苴国和巴国，并活捉巴王献于朝廷。
周赧王元年（前 314 年），秦国在平定蜀国后，采取了“贬蜀王，更号为侯”的治蜀方略。先把蜀降为侯国，封秦公子通国为蜀侯， 以陈壮为蜀相， 以张若为蜀太守。秦惠王既分封蜀侯又置蜀郡守，采取的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并用的治蜀之策。这是考虑到蜀地开明氏残余势力还比较强大， 以及西南少数民族 “戎伯尚强”这一客观事实后做出的明智之举。周赧王三年（前 312 年）， 巴蜀之地趋于稳定后，惠王采取分治巴、蜀的措施，分别从巴、蜀两郡划出一部分区 域新设汉中郡，以削弱巴、蜀旧势力的影响，强化其对巴蜀之地的统治。
周赧王六年（前 309 年），蜀相陈壮反秦，杀掉了秦公子通国。秦廷派遣甘茂、司马错再次伐蜀。二人很快诛杀陈壮，平定了叛乱。次年，秦封公子恽为蜀侯。周赧王十四年（前 301 年），蜀侯恽祭祀山川， 向秦昭王进献馈赠，却被他人以所馈赠食物有毒为名构陷， 司马错奉王命逼蜀侯恽夫妇自杀， 同时 ，诛杀了蜀侯郎中令婴等下臣 27 人。次年，秦王听闻蜀侯恽无罪被诛，遂封蜀侯恽之子绾为蜀侯。周赧王三十年（前 285 年），秦昭王怀疑蜀侯绾将谋反，诛杀了蜀侯绾。
在灭蜀的三十年时间内，秦廷曾三次分封蜀侯，三任蜀侯均死于非命。平定蜀乱，亦派遣了甘茂（生卒年不详）、司马错等名流重臣出征，说明秦定蜀之地确非易事。在诛杀蜀侯绾后，朝廷在蜀地不再设置蜀侯， 只设郡守，成功地将蜀地全部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管辖范围之内。
秦灭巴后，在巴地推行郡县制，设置巴郡，郡下设县，治所设在江州（今重庆市），但仍然以巴氏子等大姓首领为地方上的君长，并规定他们须世代娶秦女为妻，这些君长仅仅负责本民族的派差、服役等事情。同时，这些本地君长必须接受郡、县官吏的管理，他们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纳赋 2016 钱， 每三年还要缴纳义赋共 1800 钱。对于其部族之民，朝廷认定他们的地位等同二十等爵中的第四级“不更”。凡是获得“不更”之爵者，均可免除服兵役之苦，但如果他们犯罪，则免除他们的“不更”之爵。对于巴地一般百姓，规定每户每年需缴纳巴地的特产即赛布八丈二尺、鸡毛三十锥。秦国对巴地之民的统治与对蜀民的统治虽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是在推行郡县制度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羁縻之策，重在置之于其统领之下。
张仪所灭之巴，实乃江州之巴。汉水中游的“姬宗之巴”、夷水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南的“巴黔中”，实际上还在楚人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周赧王三十五年（前 280 年）， 司马错从陇西县出发，率领巴、蜀之地的十万之众，浮大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沿长江东下伐楚，夺取了楚国的商于之地。周赧王三十八年（前 277 年），蜀守张若再次伐楚，又夺取了楚国的巫郡及江南，并在此设置黔中郡。秦国在获得巴、蜀两国之后， 国力日益富盛，史称“秦并六国，自蜀始”。司马错借助征伐巴蜀所得人力、物力与财力，取得了从巴蜀东出对楚作战的胜利，说明司马错伐蜀攻楚的策略是正确的。
古蜀道（图片来源：新华社）
建城置郭
开明氏曾在成都平原修建了所谓的王都，但主要采取的是竹木泥墙、栅栏连接等简陋松散的筑城方式，还未修筑版筑夯土、砖石结构那样的闭合式城墙。为了在巴蜀之地推行秦国的制度政令，加强对巴、蜀之地的有效管辖，秦惠王命令张若、张仪、司马错在巴蜀之地按照秦城规制建新的城邑。张若、张 仪奉命新修了成都（今成都市南）、郫城（今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和临邛（今邛崃市临邛镇）三座城池。新修的成都城城墙周回十二里， 城高七丈。郫城城墙周回七里， 城高六丈。临邛城城墙周回六里， 城高五丈。新修的三城大体呈“品”字形结构，它们以成都城为中心， 临邛、郫城分列东、西， 以为辅翼，三城互为犄角，创新地建构了成都平原新的防御体系与城市工商业体系，并有助 于震慑开明氏残余势力以及氐、羌等“戎伯”势力。新修三城的规制基本相同，都分别建有治所馆舍、工商集市和居民集聚区， 以利于城市的日常管理，方便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生产与生活。为了发挥城市在一地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张 仪等还在成都城墙之下专门新修了“下仓”。所谓“下仓 ”，即用来储备战时所需的粮草、武器之类的专门仓库；在城墙上面，还修建有可供瞭望的“观察楼”和能射箭的“射栏”。在城墙上、下，分别修建专门的“观楼”“射栏”“下仓”等专用军事设施，是蜀地城市借鉴中原城市战争功能的开始。在巴地， 张仪、司马错还新修了阆中城（今阆中市旧城）、江州城（今重庆市）。阆中史称“张仪 城”，正是对张仪等在此地筑城功绩的肯定。
公元前 311 年，张若、张仪仿照秦国首都咸阳的规制，修筑成都城。新修的成都城主要由大城和少城两部分组成。大城和少城紧邻，大城东垣即少城西垣。少城位于成都城市的西边，为成都县县治所在地， 内置成都县令、丞， 以及盐官、铁官和负责管理市场的市官之长、丞。秦民万家迁蜀，不少商贾、百工均迁居其中，少城成为蜀地工商业与商贾互市中心。大城位于成都城市的东边，是蜀地军事和政治的中心，最初是蜀侯、蜀相以及蜀守的治所之地，秦昭王裁撤蜀侯、蜀相后，大城仅剩蜀郡治所这一主要职能。
成都的冲积平原独特的地形结构，使新修的成都城市东、西、南、北四至并未像咸阳城那样规整与方正，而是呈现出不方不正、自然曲缩如龟背样的结构形态。成都城这种顺其自然的独特结构布局，被称作“龟城”走向，成都城也因此叫作“龟城”。龟城走向奠定了成都城市历史发展的雏形，亦为全国所未有， 因此 ，龟城成为成都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名片。由于成都平原土质比较疏松，张仪在筑成都城时总是屡筑屡毁。为此，他决定到十里之外的地方另取新土筑城。取土之后的土坑，全都用于蓄水养鱼。成都城的东边有千秋池、北边有龙坝池、西边有柳池，西北边有天井池，另外还有万岁池， 即源于此。各池与自然津流连通，活水自来，冬夏不枯，成为成都城市重要的渔猎与田囿之所。张仪筑城充分发挥活水在成都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这也是今人所云“活水成都”的历史与文化源头。
张若、张仪将中原城市的结构、功能和布局引入成都城城市的建设之中，并根据城市的功能与用途，将城市划分为军事区、管理区、生产区、商贸和生活区等不同功能区块，有助于发挥成都城市的工商业功能，有助于推动巴蜀城市朝着中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考虑到成都城市建成后的发展与繁荣，张若、张仪先行修建了专门负责盐、铁生产及负责相应商业交换与管理的“市官”，并设置了相应的长、丞。这似乎表明，秦并巴蜀之际， 巴蜀已经有了盐铁生产的能力。《华阳国志 · 蜀志》记载， 张若、张仪“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成都城市内仿照秦都咸阳规制新修的街道、巷闾，无疑为朝廷施行“移秦民万家实成都”的治蜀策略，做足了充分的前期准备。移民来蜀的数万秦民中，不乏燕、赵之地的贵族、豪侠、知识分子及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手工业者，他们落户成都平原后，对推动成都平原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迁移到临邛的赵人卓王孙（卓文君之父）、山东人程郑等，正是依靠冶铁、制盐等手工业、商业、交通和贸易致富的。《华阳国志 · 蜀志》在记载秦惠王时迁蜀豪侠大家族的生产生活景况时说，“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他们丰衣足食，“以富相尚”蔚然成风。“工商致结驷连骑”，豪门大族居家则“服王侯美衣”，嫁娶时则设牛、羊、猪等“太牢”膳食，乃至于出嫁后返家妇女至“有百两之从车”, 如此等等，可见秦迁蜀移民带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冶铁制盐技术及商业交通、贸易文化，在促进巴蜀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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