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牺牲的女性——
从安提戈涅到邻家女孩》
揭露“牺牲”的本质
探究女性“被牺牲”的内在原因
01 内容简介
Content Summary
在人类社会的深处,有一群女性始终站在生与死的交界处——她们是少女、情人与母亲,她们或被命运选中,或主动献祭,在沉默中走向牺牲与毁灭。《被牺牲的女性》不是一部控诉之书,而是一次穿越灵魂的叩问。
·何为牺牲?
牺牲不只是压迫的代名词,它同时是某种反抗与新生的符号,因此,女性的牺牲永远是一种悖逆之举,是一场背对着“公序良俗”的个人壮举。
·牺牲从何而来?
牺牲往往源于未被言说的创伤——家族的秘密、暴行的记忆、童年的缺失,它们如影随形,迫使女性在某些时刻成为“替罪羊”或“摆渡人”。
·为何总是女性?
女性之所以成为牺牲品,并非因其天然的性别属性,而是因为女性特质的命运,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向牺牲。
从伊菲革涅亚的献祭、安提戈涅的违抗、朱丽叶的殉情,到彭忒西勒亚的作战、埃洛伊兹的修道、美狄亚的复仇,再到伍尔夫的创作与死亡……她们的牺牲虽无观众,却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底色,提醒着我们:没有见证者,就不存在牺牲;而女性的声音,必须在几个世纪的沉默之后,被真正听见。
献给所有曾被牺牲绑定,或仍在牺牲中寻找出路的你。
因为你值得为自己活着,而非为他者牺牲。
02 作者简介
Author Introduction
安娜·杜弗勒芒特尔(Anne Dufourmantelle,1964—2017),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她在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深造。曾任教于法国国家建筑学院(École nationale d’architecture)、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以及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作为法国哲学界独具魅力的声音,她的思想深受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影响,并与之合著《论好客》(De l’hospitalité,1997)。2017年,她因救两名落水儿童而溺亡。
03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序001
引言 001
一 牺牲性女性 005
在生者与死者之间 007
个体的行动,集体的宿命 011
女性的影子 014
不省心的女性 016
牺牲者还是被牺牲者? 020
空白的生命 022
放弃的诱惑 026
倾盆而至的女英雄 032
牺牲,从创伤中解脱? 036
二 少女 043
今日此处,仍有伊菲革涅亚 045
一位少女 057
安提戈涅,少女与死亡 063
考狄利娅,被偏爱的女儿 075
朱丽叶或已逝的韶华 081
彭忒西勒亚(Penthésilée)与处女战士 089
圣女与食人怪,圣女贞德与吉尔·德·莱斯 104
独一无二的女性 111
三 情人 119
牺牲里的情欲 121
伊瑟 127
关于贞洁与伟大的爱情 133
牺牲,爱之痴缠 145
姐妹 153
兄弟之爱 157
贝蕾妮丝或对绝对的偏爱 160
卖淫 167
野性的女人 178
四 母亲 183
牺牲中的交易 185
母性:恐惧与创作 191
马利亚和美狄亚 196
杀子 210
五 创作、牺牲与女性 217
牺牲与死亡冲动 219
创作与解脱 220
致一位画家女友 225
关于焦虑的必要性 229
弗吉尼亚·伍尔夫: 童年、死亡、优雅 233
04 精彩书摘
Reading Highlights
一 牺牲性女性
在生者与死者之间
牺牲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开辟了一个悲怆的空间。因为必须要找到一言半语来回应来到这个世界的恐惧,之所以恐惧是因为要在背靠死亡与允诺的情况下面对未知。在任何时期,献祭仪式的壮观都是在传递这份悲怆,让人尽可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与人性。即便献祭不指向某位神明,没有任何固定仪式,也不是出自什么神圣的经文,但只要我们共享同一门语言、同一份对逝者的记忆、同一段历史,牺牲就是牵系所有人类族群的联结。从这场灵魂的自我对话—古希腊人称之为“思想”—中衍生出了我们心底的渴求: 相信有人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牺牲”(sacrifier)一词来自拉丁语“sacrifacare, sacrum facere”,意思是“做神圣的事”。牺牲,最初是向神明献祭以获得他们的恩慈,以期神明用神力让生死之界壁垒分明,以防二者互相侵蚀。在当今的世界,俗与神的界限已不再分明,至少在世俗社会的纷杂日常里是如此。但“牺牲”一词仍会让我们记起有一个位置是留给被抛弃的神性的。但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如果说牺牲总是面向某位未知、虚构且全能的他者,那正是因为面对神的缄默,我们必须创造一套语言。这一创造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场域,由此语言才能趁虚而入。就这样,依赖着恐惧而生的牺牲求助他者的方式,就是用尽一切手段召唤他者,祈求得到他的回应。
当宗教在信徒生活中只占据微不足道的一角时,祈求神明慈悲又有何益呢?牺牲仍在分隔着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但在神位上,已空无一人。可以想见,之后连这个空位也会消失,最终被废弃。但从某种角度上看,牺牲的仪式变得前所未有地活跃与实在。
一直以来,“牺牲”一词都意味着生者与彼世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位于冥界的彼世本是缄默不语的。人们试图用牺牲来让彼岸内或外的某个存在开口。以前,我们管它叫“神明”,现在我们称之为“虚无”或者—用更合适的词来说—“科学探索”。但人类仍然希望某个本原之物能在有限的边界之外与人沟通,让他逃离生之荒谬,这种荒谬在于生因死而戛然而止,没有任何价值加诸他的行为或延续给他的后代。牺牲是这份希冀的展现形式,这也是牺牲要质询他者的原因。他者越不回应我们,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越崇高。我们想象自己背负着欠他的债,换句话说,我们这条命是欠他的。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才笃信,这一世要遵循某种必须完成的宿命。而这份笃信撑起了整个宇宙、价值等级和道德体系。各地文明以极具差异化的方式表现出这份与神明的债务关系,只是当权力系统濒临崩溃时,这种表现才格外明显。当人类要到彼世寻找自身厄运的原因时,牺牲就成了强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演示了与神明或其他冥灵的联系。
如今,我们似乎已不再需要这样的演示。尽管神明已离弃人类情感的剧场,但这世界真如人们所说,与宗教彻底疏离了吗?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截然相反,比如信仰的复兴,比如尽管习俗不同、国家不同,人们却痴迷于信仰与宗教战争领袖,又比如某种“软信仰”,这种虔诚无关某位神明,却渗透到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试图为糟糕的偶发事件找到某种意义。牺牲仪式上的规矩都在尝试用亡灵的记忆联结人类与神明,开辟出一个被承认的神圣时空,它超越了所有物质供奉。
我们在脑中勾勒的牺牲意象总是因战争而具有英雄主义色彩,并且在一次次的战争中持续升华。但其实牺牲昭示了深埋的创伤,它揭开了某个神圣的领域,之前这里被损毁、被辱没,如今要重塑差异—当然也包括距离、意义、象征—以求个人或集体的伤痛不会被沉默与遗忘掩盖。我们也可以说,之前被蹂躏或被否认的找到了修复的出路,找到了救赎(希望“救赎”这词不至于过于沉重),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牺牲仪式里。
某一举动要想获得牺牲的意义,必须要在社会空间中产生回响,让献身牺牲者的命运被粗暴地解读为宿命。但也有一些“空白的”生命,他们的自我湮灭也涉及牺牲的场域,但从未获得任何外部形式的公众见证。照亮他们的是一条通过自我消解的道路,最终极的形态就是秘教或弃世的形象。他们的“空白”是一种标记,象征着他们的生命切断了所有与尘世成规的联系,只留下绝对性的一面,并日渐锐利,让我们愣在原地。这种“生中之死”(mort dans la vie)的体验,使得这群人—比如巴特比1—变成了摆渡人。他们用乖张又新奇的方式拒绝俗世,但实则是对庸常的宽宥与超越。
在牺牲行为中,一切都关乎分离与边界—存在于阳世与阴间之间、宽恕和谬误的圣境与妥协和爱恨嗔痴的尘俗之间。因此,在最初的牺牲仪式中,切割肉身显得非常重要。解剖一只牲畜要依着其关节的走向,因为没有及时分离的部分会坏死。此刻的风险就是眼见着枯朽腐蚀生机,这种腐蚀可能是肉身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分离,首先是打开差异的场域: 死者和我们不一样。然后是哀悼的场域: 我们可以为他们哭泣,他们确实是离开了我们。最后是可能性的场域:没有他们,我们也能活下去。分离,得以让生者不受死者侵扰,让他们远离亡灵的纠缠与恐怖(比如屠杀、战争与谋杀的记忆)。这是沿着牺牲所构筑的分隔生死的边界线与不可名状之物拉开距离。凭什么说这是绝对现实存在的呢?因为我们从未停止做这件事……作为言说的生灵,我们出生并生活在某段时期,但却总是在跟死者打交道,他们可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也可能是我们的先人,可能是在战争或病痛中徘徊在我们身边的人,还可能是蛰伏在文字里的人,栖息在每个发声的字节里。
查尔斯·马拉默德(Charles Malamoud)曾向我们指出,在印度经典《梨俱吠陀》(Rig-Veda)提到过的献祭仪式里,献祭肉身的具体限度变成了举行祭祀仪式的封闭领域。这具肉身将神圣空间与凡俗空间分隔开,而这样的差异使世间恢复了烟火气,就如同人死后所产生的空寂因棺材或坟墓这一空间而有了人形。马拉默德强调,献祭肉身并没有随着牺牲而消失。任何牺牲都做不到烧毁一切。总有东西留下,任何火刑,任何想一把烧干净的尝试都不会使之消失。这里的“残余”(reste)是世界本身吗?正是这个“残余”的部分,让意义在牺牲者之间流传,构筑了时间与空间,在字节之间留下了空白。这份残余既不能还给人,也不能还原为人。无论如何,它都是非人的。正如马拉默德所说的,这份残余并不专属于宗教性的传统族群,它存在于今时今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即便是现代的火化,既不留下尸体也没有写下碑文,既没有祈祷也没有召唤,最后还是留下了一把灰。而余下的这把灰虽然已没了人形,但仍属于此世。即使是撒在了公园里,也并不等于完全被抹去、被遗忘。它压在生者心头,提醒着他们那些难以名状之事。在死神盘桓之际,应有人见证并为其言说。牺牲的缘起经常是那些因创痛而不能安息的亡灵,他们被遗忘、被抹去,见证者为他们发声是在讨要某种补偿。德里达曾说,牺牲本质上是对债务的偿还。但既然从存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从未能摆脱这笔债务,又怎能奢望清偿呢?
这是一笔因活着的事实而向死者欠下的债。这笔债务要说的未尽之事应不断向人性回流、向话语回流、向创造回流。创造者们负担了这份债务中的大部分,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以所赋之名召唤亡者,并与他们定下契约。这就显得仪式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仪式尝试从无以名状中建立一套说法。“债”“牺牲”与“偿还”这几个词,只有在“有物可代”的逻辑下才并行不悖。为了避开被抹杀的风险,我们用其一代替另一。对应生物,我们代以静物;对应人身,我们代以牲畜;对应神务,我们代以俗务,以此来完成代偿。未能摆脱这笔债务的总归要上贡,只是欠债的并不想知道要上交什么。被轻忽之物总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时刻提醒我们要记得,比如鬼屋、闪回、幽灵、现代科技淬炼出的地狱轮回。存在即被分离的状态,却知晓我们从属于某些羁绊。这些羁绊以忠贞之盟联结了生者与死者。盟约是不背弃记忆,不遮掩来处,不让一位逝者无坟无名。如今没有了这份契约,暴烈的怒火将重新席卷我们这片不温不火的大地,就像从前复仇三女神(érinyes,也称作“Euménides”或“Furies”)让罪犯在希腊神庙为其错误付出代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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