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军人蜂拥进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发生的这一切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说出这句话的老人叫朴莲伊，1920年出生在韩国马山的一个普通农户家。18岁那年，她像往常一样去村口给下地的父亲送水，几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堵住了她的去路，连推带搡把她塞进了军车。她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妈妈”，车就卷起尘土，把熟悉的村庄远远甩在了身后。
那是1938年，她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长达七年的地狱人生。
和她一起被掳走的还有十几个同龄的姑娘，她们被塞进闷热潮湿的船舱，在海上漂了整整半个月。船经过下关、台湾，最终停在了中国广东的港口。夜幕沉沉地压下来，海浪拍打着船舷，姑娘们抱在一起发抖，没人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什么。
天刚亮的时候，军车把她们拉到了郊外的军营。不远处有个被铁丝网围着的小院，门口站着带枪的哨兵——那就是她们此后三年被囚禁的地方：慰安所。
院子里已经有五六个先被掳来的女性，管理员恶狠狠地要求她们管这些人叫“姐姐”，说这里的规矩和军队一样，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那些“姐姐”面无表情地给她们讲“注意事项”：不能反抗，不能哭，不能问客人的名字，稍有不顺从就要挨打。朴莲伊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她还是个在家会跟父母撒娇的孩子，怎么就要承受这样的屈辱？
当天，管理员就给她取了个日本名字：蓝子。从那一刻起，马山的朴莲伊“死”了，剩下的只是编号一样的“蓝子”，一个供日军泄欲的工具。
她的第一个“客人”是个年近五十的军官，满嘴酒气地扑过来。她拼命推搡反抗，被对方一巴掌扇得嘴角流血，半边脸肿得老高。她不敢喊，只能死死咬着嘴唇，疼得浑身发抖，眼泪混着血滴在冰冷的床板上。
那间慰安所是强占的中国百姓住宅，每间屋子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像关牲口的棚子。哨兵二十四小时围着院子巡逻，连只鸟都飞不出去。从那天起，朴莲伊的生活里再也没有白天黑夜的分别：门一开，有士兵进来，她就得“服务”，人刚走，下一个已经在门口等着。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要接待三四十个士兵，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管理员把饭盆放在门口，她们只能趁着接客的间隙扒两口，有时候饭还没咽下去，就有人掀帘子进来。每接待一个人就得洗一次澡，冬天的冷水冻得她骨头疼，可她不敢说半个不字。门口永远放着一个洗手盆，要求每个进来的士兵都洗手，每周还有军医来做性病检查——他们从来不是关心这些女孩的死活，只是怕士兵染了病，没法上战场打仗。
刚开始的几个月，朴莲伊疼得下不来床，觉得自己肯定活不成了。可她咬着牙硬撑了下来，哪怕被打得浑身是伤，哪怕饿得眼冒金星，她都想着：我要活着，我要回家见我爸妈。
可反抗的代价是残酷的。只要稍有不从，管理员的皮带就会劈头盖脸地抽下来。每天晚上，管理员会清点每个人当天接待的人数，接待少的不仅要挨打，还不给饭吃，运气差的时候，只能领到已经发馊的烂菜叶。她亲眼见过有姑娘受不了凌辱，半夜偷偷吞了毒药，尸体被人用草席一卷，扔到了后山的乱葬岗。还有人生了重病不给治，硬生生烧得没了气息。
每见一次这样的场景，朴莲伊活下去的念头就更坚定一分：我不能死，我得活着出去，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犯的罪。
1941年，21岁的朴莲伊被转到了广州市区的“松之屋”慰安所。没待多久，管理员又通知她们收拾东西，要把她们送到新加坡去。她拖着一身病痛，和其他女孩一起再次被塞进船舱，在海上漂了十几天，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地狱。
新加坡的慰安所条件比广东的好一些，每个房间有独立的水槽和马桶，甚至还有前任房主留下的冰箱。可看着窗外同样密不透风的铁丝网，朴莲伊只觉得更深的绝望。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家，不知道父母是不是还活着，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很多女孩熬不下去了，有的撞墙，有的绝食，有的偷偷藏了玻璃片割腕。朴莲伊也经常对着窗户发呆，可每次一想到家里等她回去的父母，她就把眼泪抹干净，咬着牙继续熬。她开始学着藏吃的，学着和粗暴的士兵周旋，哪怕被打出血，她都死死攥着拳头不吭声。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四年。
1945年的一天，往常排着长队的慰安所门口突然空了。远处传来嘈杂的呼喊声，有人跑进来喊：“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
朴莲伊坐在床边愣了好久，直到看见管理员慌慌张张地收拾东西跑了，哨兵也撤了，她才敢相信：她活下来了，地狱一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可回家的路比她想象的难得多。她拖着满身的伤病，沿着海岸线一路走一路乞讨，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终于回到了阔别七年的马山老家。可站在村口她才知道，母亲早在她被掳走的第二年就哭瞎了眼睛，父亲到处找她，被日本人打了一顿，没多久就去世了。
她站在自家空荡荡的院子里，号啕大哭。她拼了命活下来，却还是没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
那段地狱般的经历成了她一辈子的阴影。她不敢结婚，不敢和人提起过去的经历，晚上一闭眼就看见那些穿军装的魔鬼，听见姑娘们的哭声。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民间开始调查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七十多岁的朴莲伊才第一次站出来，对着镜头讲出了自己的遭遇。
她像很多受害者一样，一次次去日本大使馆前抗议，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承认那段罪行。可直到她去世，等到的只有推诿、否认，和一句轻飘飘的“没有证据”。
2023年，又一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在中国大陆离世，目前在册的幸存者仅剩下8人。这些老人一辈子都在等一句道歉，可时间不等人，她们在一天天老去，一个个离开，而有些人，却在等着她们死去，等着历史被遗忘。
朴莲伊生前总说：“我不怕死，我怕我死了，就没人记得这些事了。”
是啊，我们怎么敢忘？那些被糟蹋的青春，那些流不尽的血泪，那些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怎么敢忘？
她们在等一句道歉，我们在等一句承认。只要道歉一天不来，我们就一天不能忘，也不敢忘。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她们受过的苦，就是对暴行的默许。
愿所有曾经历苦难的老人，来生都能生在太平盛世，有父母疼，有家可归，一辈子平安顺遂，再不受半分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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