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七八零年前后的欧洲，人口买卖是一桩明码标价的生意。在当时的俄国，一个成年男农奴在集市上的价格大约是八十卢布，而一个几岁的孩子只需要几个卢布就能被带走。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农奴严禁向国家行政机构控告他们的主人，违者会被判处终身苦役。这些农奴被禁止拥有财产，甚至结婚也需要得到地主的点头。地主可以随意拆散农奴的家庭，把丈夫卖到东边，把妻子卖到西边，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俄国是完全合法的，也是常有的事。
普鲁士的农民依然被农奴制死死捆住。他们每周要无偿为地主干活六天，只有剩下的一天时间能用来耕种自己那点勉强糊口的薄地。如果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这帮人就只能卖掉孩子来换取过冬的粮食。如果有人试图逃跑，被抓回来之后会被直接打断双腿。在海峡对岸的英国，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工业区里，工厂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十五岁。大量不到十岁的童工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里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很多人没活到成年就死在了煤烟和伤病中。
对比这些邻居，法兰西王国的普通人日子过得其实不算太差。当时的法国农民手里握有全国近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所有权，这在整个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虽然他们需要向教会交什一税，向国王交杂税，向地主交地租，但剩下的粮食基本能让一家人填饱肚子。法国的法律承认这些农民是自由人，他们不是谁的私产，不需要一辈子绑在同一块地里。如果觉得地主太苛刻，他们可以换个地方种地，或者直接进城打工，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离开而打断他们的腿。
在巴黎的街头，虽然也有流浪汉和极度贫困的人，但绝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工人每个月除了交房租和买面包，还能剩下一点余钱。他们偶尔能吃上肉，周末能去咖啡馆坐坐，甚至能攒下钱筹备自己的小作坊。更重要的是，由于日子还能过得去，法国的普通民众识字率比俄国和普鲁士高得多。很多工人能读懂市面上流传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里装载的思想，后来成了改写人类历史的关键。
一七六二年，一个叫卡拉斯的新教徒商人在图卢兹被判处死刑。当地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他为了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而杀害了儿子。卡拉斯在公众面前被处以轮刑，骨头被一寸寸打断。这件事引起了思想家伏尔泰的注意。他用了三年时间查阅卷宗、雇佣律师，并不断写信给全欧洲的权贵。最后，在伏尔泰的压力下，国王的御前会议撤销了判决，为卡拉斯家族恢复了名誉。这个具体的案例让当时的法国人意识到，法律不应该只是权贵的工具，人人平等的想法开始在民间传开。
但是，仅仅有思想还不够，真正把火点着的是一笔巨额的债务。路易十六为了报复英国，决定支持美国独立战争。他给北美战场先后砸进去了约十三亿里弗尔，这相当于法国当时三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这笔钱全是借来的，每年的利息就多得吓人。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国库彻底空了。路易十六不想缩减王室开支，也不敢得罪那些一毛不拔的贵族，最后只能把手伸向那些交税最多的普通人。
为了筹钱，路易十六在一七八九年五月重启了已经中断一百七十五年的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一千二百名代表从全国各地赶来。王室为了显示等级，规定教士穿华丽的法袍，贵族穿丝绸礼服佩剑，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八的第三等级代表必须穿一身黑，还要从侧门进去。会议开始后，国王只字不提政治改革，只想要钱。更让第三等级愤怒的是，投票是按等级来的。教士和贵族各有一票，第三等级也只有一票。这意味着只要前两个阶层联手，第三等级永远是输家。
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日，被关在会场外的第三等级代表跑到了一个室内网球场。五百多名代表在那里站着宣誓，只要不制定出宪法，就绝对不解散。这就是有名的“网球场宣誓”。路易十六对此的反应是调兵。三万名正规军，其中很多是不懂法语的外籍雇佣兵，开始向巴黎周边集结。这种武力威慑让巴黎市民感到极度不安，他们觉得国王是要把刚刚燃起的希望强行掐灭。
七月十四日早上，几万名巴黎市民冲进荣军院，抢走了三万多支火枪和五门大炮。可是那里没有火药，他们得知火药被转移到了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当时只关了七个囚犯，但它是王权的象征，而且墙厚水深，易守难攻。总督德洛内侯爵拒绝交出火药，并命令守军开火，造成近百名市民死亡。冲突中，一部分原本归属国王的卫兵倒戈，带着大炮帮市民轰击城门。下午五点，巴士底狱被攻克，德洛内侯爵的头颅被挑在长矛上游街。
这场街头的骚乱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很快平息。因为背后有一群受过教育、有钱、有组织能力的律师和商人。他们迅速接管了市政权力，组建了国民自卫军。一七九三年一月，一个藏在杜伊勒里宫的铁柜被发现，里面全是路易十六勾结外国军队准备镇压革命的信件。这些证据把路易十六推上了断头台。当铡刀落下的那一刻，欧洲盘踞了上千年的封建逻辑彻底断裂。权力不再是血缘带来的礼物，而是需要经过全体国民同意的契约。
革命之后的事情更加复杂。那些带头闹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掌权后，迅速把原本并肩作战的工人和农民挡在了政治门外。一八三零年，查理十世想要恢复专制，巴黎人用了三天时间再次把他赶走。一八四八年，全欧洲都在闹革命，法国人又冲在最前面，推翻了那个只顾着金融贵族利益的“公民国王”路易菲利普。对于当时的法国工人来说，既然大家都认同了平等，为什么财富和权力依然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一八七一年三月，这种矛盾爆发到了顶点。在普法战争失败、政府逃往凡尔赛的背景下，巴黎的工人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由劳动者自己管理的政权。公社宣布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限制公职人员的薪金。虽然公社只存在了七十二天，最后两万多人在“流血周”里死在了政府军的枪下，但它留下了一个让后来者无法忽视的事实：只要不公平还存在，革命就不会是最后一次。
回顾这一百年的历史，最惨的俄国农奴和普鲁士农民在沉默中忍受着鞭笞，而日子过得相对体面的法国人却先后发起了四次大革命。这并不是因为法国人天生爱折腾，而是因为他们最先读到了那些关于自由和权利的小册子。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不是“牲口”的时候，那点勉强填饱肚子的面包，就不再能买到他的顺从。思想上的觉醒一旦发生，就像泼在干草上的热油，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烧掉整个旧世界。
路易十六在被处决前，曾经在狱中读过伏尔泰和卢梭的书。他感慨说，是这两个人毁了法国。但他可能忘了，他自己为了虚荣砸向美国独立战争的那十三亿里弗尔，才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二百多年过去了，凡尔赛宫的镜厅依然金碧辉煌。但如果我们回到一七八九年的那个夏天，去问一个正准备冲向巴士底狱的裁缝，他到底是想给饿肚子的孩子抢一块面包，还是想去抢那个他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说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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