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夏的关中平原，晨雾尚未散尽。 一列西北军的汽车卷起尘土，驶向潼关以东的临时指挥部。 前排副座的参谋名叫丁维新，黄埔三期出身，归入胡宗南麾下才三个月。 这天，他奉命去接一名来历不明的“线人”，说是掌握了红军活动的要紧情报。 丁维新不以为意，只觉任务单调，一路打着呵欠。
车子停在破庙门口。 那个自称“王老板”的中年人拄杖而立，灰布长衫，镜片后目光沉静。 灯影微颤，丁维新忽然怔住，心中腾起难以言喻的熟悉感。 七年前，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典礼上，他的同窗陈赓就是这副眉眼。
“你叫什么？”丁维新压低声音，仍觉蹊跷。
“在下王庸，做棉纱小买卖，”来人嗓音带着湘音，又似成心压低。
“奇怪，我那位陈兄与你神似。” 丁维新喃喃。 他曾听说，陈赓已成红军将领，被南京通缉。 可眼前人衣着寻常，腿上还缠着纱布，似乎刚熬过一场硬仗。
短促的寒暄后，“王庸”递上一只旧皮包，说是缴获的“赤匪”攻陕计划。 丁维新翻了两页，多是铁路节点与兵力部署的草图，看似条理分明。 他心中窃喜，连忙请“王老板”随行去见胡司令，一边派警卫去电汇前线。
军车再次启动。 有意思的是，丁维新越看那双微眯的眼睛，越觉像极了记忆中的陈赓。 可在他印象里，陈赓左腿有旧伤，走路略微侧身。 而这位“王老板”，虽然拄拐，却步履稳健。 丁还未来得及细想，车已驶进潼关县署，黄沙滚滚，枪栓声此起彼伏。
胡宗南当年36岁，官至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方寸之间自有威严。 他得知抓到“知情商人”，便在正厅设茶，对方才推门而入。 灯下，胡宗南定睛一看，也是一愣：“咦？你和我一位老同学，生得一个模样。” 声音虽平，却在场面上压出寒意。
“王庸”不动声色，捧起盖碗抿茶，淡淡答道：“世间巧合多，先生莫见怪。” 话音未落，厅外急报涌来：红四方面军已越汉水，动向未明。 执勤副官禀报时，胡宗南正细端茶盏，目光却停在对方微微隆起的左裤脚——纱布隐约可见。
胡宗南的眉头拧紧。 三年前黄埔告别，他与陈赓分道扬镳。 后来在许昌、在随县，他屡次听说“陈疯子”率部突破包围的事。 他一直遗憾没能亲手搦战。 而今天，命运仿佛递上一面镜子，让他看见另一个可能。
厅中气氛骤冷。 “王老板，贵行开在何处？” 胡宗南语气随意，眼神却像探照灯。 “在德安路口，小店薄利。” “哦？德安路我熟，常去买雪茄。哪家柜台？” “东泰恒。” “那店东姓什么？” 问到第三句，对方终于露出一丝迟疑。
丁维新下意识握紧腰间手枪。 他终究是见过同窗陈赓枪林弹雨里那股沉着劲，心里莫名一颤：若真是那人，眼下可怎么办？ 胡宗南忽地起身，踱到“王庸”身旁，轻拍肩膀：“兄弟，脱帽子给我瞧瞧。”
屋外刮来一阵西北风，灯焰跳动，影子摇晃。 “王庸”缓缓摘下礼帽，露出还未愈合的额角伤疤。 他直视胡宗南，微微一笑：“长官若疑我，便押去宪兵队查。” 那样从容的神色，让胡宗南又生几分踌躇。
此刻，副官匆匆递来最新电文：鄂豫皖红军主力已潜入商南山区，领队者“据悉重伤在身”。 字里行间，并未确认陈赓去向。 胡宗南沉思半晌，忽抬手：“王老板带来的情报或许大有用处，先安排入寓所疗伤。” 说罢，他望着对方走出门槛，眼神复杂。
夜深，潼关城墙上火把摇曳。 “王庸”被安置在后院偏舍，小炭盆烧得噼啪作响。 他正往伤口上敷药，窗外有轻轻的脚步——丁维新推门而入。 “你究竟是谁？” 他压低嗓子问。
“江湖浪子，混口饭吃。” 人影在昏暗里淡淡回道。 丁维新心里翻江倒海，却听见对方补上一句，“丁兄，咱们黄埔湘籍同学多，你眼力不错。” 这半句似是承认，却又不给实证。 丁维新愣了半晌，终究没再追问，只留下两包磺胺：“军中缺这个，你自个儿留着。”
五更鼓声响彻。 城外东方白。 “王庸”早已空室而去，只剩窗台上一枚崭新的中正纪念章——那是丁维新昨晚别在大檐帽上的饰物，如今静静躺在残灰旁。 胡宗南得知人已脱身，苦笑：“好个陈赓，终究让他溜了。”
半个月后，上海公共租界。 法国巡捕房门口的布告竟换了新样：悬赏倍增，罪名依旧。 商贩热议中，一位身着长呢大衣的先生买了份报纸，匆匆折好塞进腋下。 他拐进霞飞路深巷，回首望见日头初升，低声自语：“戏还长着呢。”
1932年这场不期而遇，就像浮光掠影。 胡宗南握着那枚被退回的纪念章，心知自己错失了擒敌的大好良机；陈赓则托着未愈的伤，带着从敌营“借”来的情报，转身又投入隐秘而漫长的征途。 战火仍在延烧，江湖远未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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