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施塔德,40名塞尔维亚女性涉人口贩运案即将开庭。在这座奢华小镇,财富与劳工之间的巨大落差,如今被带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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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曾为世界上一些最富有的人打扫卫生——每周工作7天,每天16小时,月薪1500瑞士法郎。检方称,40名来自塞尔维亚的女性多年来在格施塔德遭受剥削。如今,这起案件即将进入审理阶段。

据称,在伯尔尼高地的格施塔德,多年来一直有塞尔维亚女清洁工在遭受剥削的劳动条件下工作。

一对塞尔维亚夫妇涉嫌以剥削性条件雇用40名女性。这些女性每周工作7天,常常每天工作16小时,且没有行动自由。至少部分客户据称知道,这些女性是在非法且毫无保障的状态下工作。案件将于下周在图恩开庭,判决将于6月16日作出。

在格施塔德,生活着两类人。一类人拥有财富,而且是巨额财富;另一类人则想方设法去挣这些钱。无论是在迪拜、圣特罗佩,还是在这座伯尔尼的奢华小镇,阶层差距似乎都是国际名流圈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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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周开始,这种权力落差——一边是地球上一些最富有的人,另一边是为他们做饭、打扫、照看孩子的人——将在上地法院地区法院第五法庭接受审视。

距离开庭只剩几天,案件周边已显出紧张气氛。起诉书的具体内容要到开庭时才会公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塞尔维亚家庭的客户中,除了酒店、中介机构和房地产管理公司外,还直接或间接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这些人究竟知道多少?他们是否清楚这些塞尔维亚女性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更重要的是,庭审是否会披露这些客户的身份?

围绕这些问题,法庭将连续审理8天,判决定于6月16日作出。表面上,受审的是这些清洁工中介是否有罪;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被推上被告席的,还有“格施塔德体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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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始于一个承诺。这对夫妇在塞尔维亚专门招募家境贫困的女性,让她们来瑞士工作3个月——这正好是不需要居留签证的停留时长。她们得到的承诺是:工作时间固定、每天三餐、每月净收入1500瑞士法郎。她们将被安排在酒店、公寓和私人住宅打扫卫生,并照看客户的孩子。

格施塔德在旺季对人手的需求极大。当地豪华酒店有一条经验法则:至少每名客人对应一名员工。为了满足高端客人的各种额外要求,酒店和业主还会启用自由接单人员。被告正是把自己定位在这个市场区间。

她们年龄在29岁到53岁之间。每天清晨,这对夫妇会把这些女性送到工作地点。后来,一名受害者在笔录中说,她总是要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打扫。窗户和露台必须在日出前清理完。白天,她不被允许走到阳台上,也不能靠近窗边。有些人还被明确要求绝不能离开住处。她们被禁止与外界联系。

她们必须保持“看不见”——像格施塔德的幽灵一样。在旺季的格施塔德长廊上,人们忙着看别人,也忙着被别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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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很快击碎了“规律工作”的承诺。从第一天起,这些女性面对的就是另一套生活。她们每周工作7天,常常一干就是16个小时,还要忍受任意克扣工资。

一名当事女性说,她一天只吃两顿饭,根本没有机会给自己买点吃的,经常挨饿。“身体上几乎难以承受。”伯尔尼州检方还指控,这对夫妇长期系统性地向这些女性施压,使她们无法反抗这种剥削性的劳动条件。

一名女性向警方表示,她工作20天后就已经受不了了,想回家。随后,这名即将年满70岁的主犯嫌疑人拿走了她的护照,并威胁说,如果她不待满原定的3个月,就一分钱也拿不到。

富有的客户知道什么?至少有一部分富有客户显然并不觉得这种无法容忍的处境有什么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似乎甚至就是这份工作的组成部分。根据此前一份判决书披露,2019年秋天,主犯嫌疑人在电话中告诉一名客户,为他工作的这些女性“是在这里打黑工的”。而这名男子显然毫不羞愧地利用了这一点。

两名受害女性在笔录中说,打扫结束后,她们的工作日远未结束。晚上,她们还要照看孩子,有时一直忙到凌晨2点。如果有孩子因为长牙疼得厉害而哭闹,她们凌晨4点又会被叫醒。这种情况几乎每晚都会发生。她们连续多天几乎睡不到觉。

其他拥有豪华木屋的富人,是否也知道是谁在为他们扫地、为他们擦拭画框上的灰尘?事情并不总像这起案件中这样明显。在格施塔德这样的地方,被大规模外包的,不只是家务劳动。几乎所有组织性事务,也都有专人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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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塞尔维亚家庭在伯尔尼高地的生意持续了多年。最终,让他们陷入麻烦的是邻居匿名举报。2019年,伯尔尼州警方收到一封来信,称主犯嫌疑人与丈夫居住的那栋公寓楼里,经常有许多陌生女性进进出出,情况十分异常。

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并开始系统性监听这对塞尔维亚夫妇的通信。2020年1月,刑事司法机关最终采取行动,逮捕了这3名家庭成员,并对多名客户实施搜查。

执法人员在这对夫妇的住所内发现了一个简陋的夜间睡铺,供那些暂时没有被派出去工作的女性使用。这对夫妇随即被羁押。到2021年底,检方公开表示,调查已经结束,并将以人口贩运罪名起诉这3名家庭成员。

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新的进展。格施塔德体系建立在“隐秘”之上。

从法律上看,人口贩运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往往并不十分清晰。其核心在于一种权力不对等:加害者利用受害者的经济困境,把对方拖入依附关系,再用一个并不存在的工作前景实施诱骗。很多情况下,受害者起初并非完全被迫,而是出于现实考虑自愿接受,比如即便如此,收入仍比在家乡高。因此,许多人在面对刑事司法机关时,要么犹豫配合,要么干脆不配合。

在这起案件中,还有一个额外难点:受害者并不生活在瑞士,跨国调查的复杂程度要高得多。据称,伯尔尼州检方一度几乎难以掌控整个程序。就在检方正式提起公诉前,一些疑似受害女性撤回了作为附带民事原告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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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塞尔维亚提交声明称,自己曾受到瑞士调查人员施压;如果她们愿意指证前雇主,还有人向她们提出给钱。

案件承受着怎样的压力,从另一个安排也可见一斑:此次庭审将部分不对公众开放。伯尔尼司法机关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那些愿意出庭作证的女性。

格施塔德体系建立在“隐秘”之上。它之所以能够运转,也依赖那些在豪华门面背后默默劳作、却不被看见的人。这个案件所呈现的,也正是她们所处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