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在镇上赶集偶遇初中女同学，突然她红着脸问我：你还缺媳妇不|县里|周家|李师傅|李庄|赶集|退婚

楔子

前些天回了趟老家，在镇上老街上走了走。老街还是那条老街，只是路两边的老房子拆得差不多了，原来的供销社改成了超市，摆着花花绿绿的商品，门口一个小喇叭反复喊着“特价特价，全场八折”。我站在超市门口愣了好一会儿，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却是三十多年前的光景——那时候这条街还是青石板路，每逢农历三六九赶集，四乡八村的人都往这儿涌，挑担子的、推板车的、骑自行车的，整条街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卖菜的吆喝声、卤肉的香味、炸油条的热气，掺杂在一起，那叫一个热闹。

我在老街上站了很久，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些从前的事。这些年我经历了不少，生意上的起起落落，婚姻里的聚散离合，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不该经历的也经历了。人到了我这个岁数，按理说该认命了、该消停了，可是有些记忆就像长在骨头里似的，你不想它，它自己会跳出来。

尤其是那个画面——1991年春天，在这条老街上，我碰见了我的初中同学周秀兰。那天她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梳着两条麻花辫，红着脸站在我跟前，嘴唇动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陈志远，你……你还缺媳妇不？”

就是这一句话，彻底改变了我半辈子的命运。如今回想起这件事来，心里头酸甜苦辣全涌上来了，像打翻了五味瓶。秀兰已经不在了，可是她不在了这件事，我一直不知道该跟谁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些年憋在心里，实在太难受了。我想着，索性从头到尾把它写下来，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事情得从1991年那个春天的早晨说起。

第一章

1991年，我二十四岁，用我们村老一辈人的话说，正是一个小伙子最好的年纪。可是我这个“最好的年纪”的小伙子，在村子里却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

我叫陈志远，家住在豫东平原上一个叫陈家庄的村子里。说是平原，其实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夏天的时候全是绿油油的玉米，到了冬天就剩下光秃秃的土坷垃，风一吹能把人脸刮出几道口子。村子里大概有两百多户人家，全都姓陈，据说祖上是明朝的时候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边迁过来的。村里人世代种地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平淡得像村东头那口老井里的水，一年到头也泛不起什么波澜。

可是我这个人打小就不太安分。初中毕业以后，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回家种地就是出门学手艺，我倒好，整天琢磨着怎么“做生意”。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就是从县城批发点针头线脑、纽扣松紧带之类的百货，然后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去卖。到了赶集的日子，就在镇上老街摆个地摊，铺一块塑料布，把小商品一样一样摆出来，扯着嗓子吆喝：“针线纽扣松紧带，针线纽扣松紧带，大姑娘小媳妇都来看看啊……”

这在当时的农村，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村里的老人们看见我，总是摇摇头叹口气，嘴上不说，那眼神分明是在讲：“老陈家这个儿子算完了，好好的庄稼人不当，天天瞎折腾，将来连个媳妇都讨不上。”

我爹陈有福对此意见最大。他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在他眼里，种地方是正经事。我每次推着自行车从外头回来，他都要蹲在院门口抽着旱烟，斜着眼睛看我，那眼神就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有一回我算了一笔小账：赶一次集能挣个十来块钱，一个月赶六次集就是六十块，再加上平时走村串户，一个月下来能挣到七八十块。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要知道那会儿在县城工厂里上班的正式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一百来块钱。可是我爹不这么算，他只认一个道理：庄稼人不种地就是不务正业。

不过我倒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这个人打小就有个特点，认准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而且说句实话，我的小生意虽然算不上红火，但好歹有了点起色。我卖的东西便宜实惠，村里的媳妇姑娘们都很给面子，尤其是那些松紧带和纽扣，卖得特别好。一来二去，我手上攒了点小钱，自行车后座上的货也越带越多。

1991年春天，农历三月初六，正好是镇上的大集。头一天晚上我就把货理好了，该补充的补充，该归置的归置。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从炕上爬了起来，胡乱洗了把脸，啃了两个昨天晚上剩的玉米面饼子，推着自行车就出了门。

从陈家庄到镇上大概有十五里路，骑自行车要四十多分钟。那会儿的路全是土路，前两天下过一场小雨，路面有点泥泞，自行车轮子时不时打滑，得小心翼翼地骑。好在天公作美，那天早上太阳早早就出来了，金黄色的阳光洒在路两边绿油油的麦田上，风吹过来，麦浪一层一层地翻，好看得很。

我一边骑车一边盘算着今天能卖多少钱。天暖和了，妇女们开始做针线活，松紧带和纽扣应该好卖。还有上回从县城进的那批花边，村里的媳妇们说挺时兴的，这次可以多摆一些出来。

等我骑到镇上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老街两边的摊位差不多都摆满了，卖菜的、卖肉的、卖布匹的、卖农具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找到自己常占的那个位置——老供销社门口左边的路边，把自行车支好，从后座上卸下那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铺上塑料布，一样一样把货摆出来。

刚摆好摊子，旁边卖鸡蛋的王婶就跟我说：“志远，听说你爹前两天给你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西边李庄的？”

我摆摆手说：“别提了，连面都没见着就黄了。”这倒是实情。我爹托媒人说了好几门亲事，对方一听是陈家庄陈有福家的儿子，再一打听这小伙子不种地、整天在外面倒腾小买卖，人家姑娘家里就不乐意了。在当时的农村，不会种地的小伙子跟不会下蛋的母鸡差不多，在相亲市场上属于“滞销货”。

王婶笑着安慰我：“别着急，小伙子长得周正，早晚能碰上好姑娘。”

我笑了笑没答话，心里却有点堵得慌。说不想娶媳妇那是假的，二十四岁的大小伙子，谁不想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可我这样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的人，上哪儿碰见合适的姑娘去？

正胡思乱想着，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了。我收回心思，开始扯着嗓子吆喝：“针线纽扣松紧带，便宜卖了，大姑娘小媳妇都来看看——”喊了几嗓子，果然有人过来蹲下挑挑拣拣，我忙着介绍货、找零钱，不知不觉就忙到了快晌午。

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上，晒得人脊背发烫。我正打算收摊去街东头吃碗馄饨，突然注意到人群里有个年轻女人站在离我摊位几步远的地方，也不过来，也不走开，就那么站着，好像在犹豫什么。

我瞄了她一眼，只觉得有点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的确良衬衫，下身是一条蓝色的布裤子，脚上穿着自己做的黑布鞋。身材苗条，脸庞清秀，梳着两条麻花辫，低眉顺眼地站在那儿，两只手绞在一起，手指头不停地搅来搅去，看起来十分局促。

“妹子，要买点什么？”我习惯性地招呼了一声。

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看清她模样的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不是周秀兰吗？

周秀兰是我在镇中学读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说起来，我们俩不光同班，还同桌过一个学期。那时候她坐在我左边，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尤其是语文，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念。她性格内向，平时不怎么说话，跟男同学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初中三年，我跟她说过的话加起来大概不超过二十句，而且全是关于作业和考试的。初中毕业以后，我听说她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而我因为不想念书了就回了家。从此再没见过面。算起来，从初中毕业到现在，差不多八年了。

“周……周秀兰？”我有点不敢相信地叫了一声。

她听见我叫她的名字，脸更红了，两只手绞得更紧了，好半天才憋出一句：“志……志远同学。”

这还是那个说话都不敢抬头的周秀兰，声音还是那么小，要不是街上人声嘈杂，我可能都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哎哟，真是你啊！”我从摊位后面走了出来，上下打量着她，“多少年没见了？初中毕业就没见过了吧？你还好吗？”

“嗯。”她低低地应了一声，“毕业以后就没见了。”

“你不是考上高中了吗？后来考上大学了没有？”

她摇了摇头，声音更低了：“上了两年就没上了。”

“哦。”我应了一声，不知道该怎么把话往下接。那会儿农村的女孩子能读到高中已经是少见，辍学也是常有的事情。我看她穿的衣服虽然干净，但明显洗了太多次，颜色都发白了，想必日子过得不太宽裕。

“你现在在哪儿呢？嫁人了吧？”我随口问道，语气里带着点老同学重逢的亲切。可这句话一出口，她的表情就变了。

周秀兰咬了咬嘴唇，眼圈一下子红了，像是被什么戳中了心头的痛处。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好一会儿没说话。

我心里一紧，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话了。在那个时候的农村，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要是还没嫁人，多半是有什么苦衷。更何况她这副神情，显然是有说不出口的难处。

“这个……秀兰同学，你是不是碰上什么事了？”我小心翼翼地又问了一句，“你要是有啥困难，咱们虽然是老同学，但能帮忙的我肯定帮。”

她的嘴唇动了动，又动了动。我看得出来，她心里藏着很大的事情，也在做着激烈的斗争。过了好一阵子，她终于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我，眼眶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打转，脸色从脸颊红到了脖子根，就连耳朵尖都变成了粉红色。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轻得像一片树叶掉在棉花堆上，可是那句话落在我耳朵里，简直像打了炸雷一样响。

“陈志远，你……你还缺媳妇不？”

这句话说完，她的脸彻底变成了秋天的红高粱，红得不能再红了。

我当时就愣在了那里。

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卖菜的吆喝声、孩子们的嬉笑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全部像潮水一样退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耳朵里嗡嗡作响，脑子里只剩下她那句话在反复回响：“你……你还缺媳妇不？”

我想我这辈子听到的最不可思议的话，大概就是这一句了。

周秀兰见我不说话，又低下头去，两只手已经把衣角揉得不成样子了。她的肩膀微微发抖，看得出是窘迫到了极点。

过了老半天，我才缓过神来张开了嘴，可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旁边卖鸡蛋的王婶突然探过脑袋来，笑呵呵地说：“哎哟，这个小姑娘长得可真俊！志远，你还不赶紧答应？”又冲着周秀兰说：“姑娘，我跟你说，这个小伙子人可好了，虽然是做小买卖的，但是人勤快、心眼实诚……”

周秀兰的脸已经红得快要冒烟了，转身就要走。我急忙叫住她：“秀兰，你先别走！”

她脚步停住了，但是没回头。

“这街上人太多了，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一些，“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说，你看行不行？”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转过身来，点了点头。

我让王婶帮我照看一下摊位，带着周秀兰到了街东头那家馄饨摊子，要了两碗馄饨。那会儿正是饭点，馄饨摊子上人挤人，我好不容易找了两个空位，招呼秀兰坐下。可是她低着头坐在那儿，筷子也没动一下。

馄饨摊子支在一棵老槐树下，旁边是一口水井，来来回回有人打水洗菜，井台边湿漉漉的一片。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一边包馄饨一边跟我们唠嗑：“小伙子，这是你对象？长得真俊！”

我摆摆手说：“老同学，老同学。”

胖大姐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笑着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两碗热腾腾的馄饨摆在面前，汤面上飘着碧绿的葱花和几点油花，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我早上只啃了两个玉米面饼子，这会儿肚子早饿了，可是对面坐着的人没有动筷子，我也不好意思先吃。

“秀兰，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低声问道。

她沉默了好久，然后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落在馄饨碗旁边的桌面上，在木桌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迹。

她一边哭一边把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

原来当年她考上了高中，可是家里实在太穷了，父母身体又不好，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要上学。她勉强读了两年高中，终究还是辍了学。辍学以后回到村里，她爹托媒人给她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邻村的一个矮矮胖胖的木匠，叫孙大勇，比她大五岁，家里条件还算不错。

“那家人来相家的时候，带了整整一篮子鸡蛋。”秀兰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情，“我爹当时就点了头，收了人家五百块钱的彩礼。”

五百块钱在1991年的农村可不是小数目。那时候一斤猪肉才一块多钱，一个正式工人的月工资也就一百来块钱。能拿出五百块彩礼的，在村里已经算得上是有钱人家了。

“可是我不愿意。”她的眼泪又掉下来了，“那个孙大勇动不动就发火，媒人说他结过一次婚，头一个媳妇就是被他打跑的。后来一打听，整个李家庄的人都知道他那脾气。他喝多了酒就打人，打牌输了也打人，连赶集跟人吵个架回来都要拿老婆出气。”

“我跟我爹说我不想嫁，我爹就说我不懂事，说人家家里有钱，嫁过去不吃亏。我跪下来求他，他还是那句话：收了彩礼了，日子都定好了，不能退。我娘倒是心疼我，可是她说话不算数，家里的事情都是我爹说了算。”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婚期定的是下个月初六。”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颤的，手指也在发抖，“我娘偷偷跟我说，孙大勇欠了别人的赌债，其实是想拿我抵债。他欠了人家三千多块钱，自己还不起，就找人来跟我爹说亲，给的彩礼其实就是借来的高利贷。”

我听她说完，沉默了好一阵子。这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严重得多。

“所以你刚才问我……缺不缺媳妇？”我斟酌着用词。

周秀兰闭上眼睛，两行泪水沿着脸颊滑下来：“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抢在嫁人之前，自己找个对象嫁出去。只要我先嫁了人，那门亲事就自然作废了。可是……可是我在村里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谁会愿意娶我？谁会相信我？”

“我想了好久好久，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老是想起来咱们初中同班那会儿，你成绩不算好，但是你从来不欺负人，也从来不笑话我。咱俩同桌的时候，我忘记带午饭，是你把你的杂粮饼子掰了一半给我。你都忘了，可是我记得。”

我愣住了。说实话，那半块杂粮饼子的事，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可是她记得那么清楚，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后来我知道你在镇上赶集做小生意，我就——”她不敢看我的眼睛，声音越来越小，“我就一直惦记着这个事情。我知道我这样跑来说这些话，很丢人，很不要脸。可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志远同学，你……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吧。”

她说完这句话，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抖一抖地哭了起来。

我坐在那里，头一次为一个女人的事情犯了难。馄饨摊子边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这两个各怀心事的人。我盯着面前那碗馄饨看了很久，汤面上的油花已经凝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圆圈。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如果我答应了，就意味着我要捅一个大娄子，得罪的不仅仅是孙大勇那家人，还有秀兰她爹，还有可能因此惹上一大堆我根本应付不了的麻烦。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种事情要是闹起来，往往不是讲道理能解决的问题。

可是看着周秀兰坐在那里掉眼泪，我心里又实在硬不起来。

说到底，她只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姑娘，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不过想从火坑里跳出来，找一个她自认为可以相信的人，问了一个她这辈子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会问出口的问题。

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我心里头是清楚的。一个从来不敢抬眼看人的姑娘，羞得连说话声音都像蚊子叫的人，却当着街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说出“你还缺媳妇不”这样的话来——除非是真的被逼到了绝路上，否则她做不出这种事。

“你吃馄饨吧，都快凉了。”我把碗往她面前推了推，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

我陈志远虽然不务正业，虽然被人说成是“倒腾小买卖”的没出息货，可是这辈子有一个原则我一直守着：做人得讲良心。见死不救的事情，我干不出来。

我把筷子塞到秀兰手里，又问她：“你爹收了人家多少彩礼？”

“五百块。”

我算了一下自己手头的积蓄，赶集做小生意攒下的，总共也就四百多块钱。还差一点，但也不是没有法子。

“孙大勇欠的赌债是怎么回事？”

“是我娘打听到的，说他在城里赌场借了高利贷，还不起，就想娶个媳妇带过去，让媳妇帮他还。他头一个媳妇就是这么被他打跑的——受不了他赌钱欠债还打人，跑回娘家再也没回来。”

我心里暗暗骂了一声。这种人，在我们农村老家有个说法，叫做“烂泥扶不上墙”。

“婚期是下个月初六？”

“嗯。”

“还有二十来天。”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时间，“这样吧，我有个主意：你今天就跟我回村子。我家虽然穷，但是有房子住，先把你安顿下来。后面的事情我去想办法。”

秀兰一下子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又是惊讶又是感激，张嘴想要说什么，可是她的嘴唇哆嗦了半天，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眼泪只是一个劲儿地往下掉，擦了又擦，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先吃馄饨，再不吃就坨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故意把语气放得很轻松，装作这不过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好像三鲜馄饨和那个惊天动地的请求一样，都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组成部分。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回想起来，始终觉得自己当时做出的这个决定太草率也太冲动。可是每次回想的最后，我又总是得出一模一样的结论：就算让我重新活一百次，那天在老街的馄饨摊子上，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秀兰拿起筷子吃馄饨的时候，手还是抖的。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细细地嚼，好像要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好运也一并嚼碎了咽进肚子里。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洒在她素净的脸上，她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在光线下亮晶晶的。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姑娘其实长得挺好看的。不是那种让人一看就惊艳的好看，而是越看越耐看的那种。清瘦的脸庞，秀气的眉眼，嘴唇微微往上翘，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可抬起头来的那一瞬间，眼睛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倔强。

就是这股倔强，让她在被逼到绝境的时候没有选择认命，而是骑着自行车跑到了镇上的集市里，当着我的面问出了那句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话。

吃完了馄饨，我结了账，一共两碗馄饨四毛钱。我正要站起来，王婶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拍着大腿说：“你可算吃完了，有人把你摊子掀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谁？”

“不认识，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凶得很。”

我扭头看了一眼秀兰，她的脸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着说：“是孙大勇。”

我心里一沉，快步往供销社那边走去。馄饨摊子离我的摊位也就两三百米，等我赶到的时候，看到我的塑料布已经被掀翻在地，塑料布上的针线纽扣散落了一地，有的被踩进了泥里，有的滚到了路边的水沟里。一个矮壮的男人正站在那里，叉着腰，嘴里骂骂咧咧的。他皮肤黑粗，满脸横肉，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深蓝色工装，嘴上叼着一根烟，整个人看起来蛮横无理，凶相十足。

我快步走过去，道：“你这是干什么？”

孙大勇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冷笑道：“你就是那个姓陈的？听说秀兰来找你了？我告诉你，秀兰是我定下的媳妇，我给了她爹五百块钱彩礼，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你算什么东西？也敢骑到我脖子上拉屎？”

这时候秀兰也从后面赶过来了，孙大勇看见她，眼睛一下子就红了，扯着嗓子骂：“你个臭娘们，还敢跑到镇上来勾引男人！老子花钱定下来的媳妇，你也敢跑？信不信老子今天扒了你的皮？”

秀兰被他一骂，吓得往后退了两步，脸色惨白。

我挡在秀兰前面，沉声道：“你说话放干净点。”

“放干净？”孙大勇撇了撇嘴，一脸不屑，“你一个摆地摊的，算什么东西？老子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赶紧把这娘们给我交出来，不然老子连你一块收拾！”

说着他伸手就要去抓秀兰的胳膊，周围赶集的人都停下来看热闹了，指指点点的。

我拦住了他：“你说你给了五百块彩礼，可有凭证？”

“凭证？老子说的话就是凭证！”

“你没有凭证，那我替她还你这五百块。”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也在打鼓，但是表面上尽量保持镇定。

孙大勇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你还？你拿什么还？五百块是彩礼，我请媒人请吃饭还花了不少钱，前前后后加起来，没有八百块这事免谈。”

我心里一紧，知道孙大勇在趁机讹人。可是我知道，跟这种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想着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就在这时，旁边一个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小伙子做得对。”

我转头一看，说话的是边上铁匠铺子的老铁匠李师傅。李师傅五十多岁年纪，瘦高个子，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花白的头发剃得很短，眼睛不大但是很有神。他在镇上打铁几十年，在这一带很有威望。

李师傅慢慢走了过来，看了孙大勇一眼，不紧不慢地说：“你掀了人家的摊子，这是故意损坏他人财物。这里这么多人看着，要不要我派人去叫派出所的老张过来？”

李师傅回头看了看周围围着的人群，又说：“大家都看到了什么？”

人群里有几个人应和道：“是这个男的先骂人，又动手掀了摊子。”

孙大勇的脸色变了变，显然没有料到会有人站出来干预。他恶狠狠地瞪了李师傅一眼：“你少多管闲事！这是我跟我媳妇的事，跟你们没关系！”

李师傅冷冷地说：“这姑娘是你媳妇？有结婚证吗？”

孙大勇涨红了脸：“下个月就结婚！”

“那不是还没结吗？”李师傅淡淡道，“没结婚就不是你媳妇。你这是骚扰妇女，按照治安条例，我这就去叫派出所的人来。”他挥了挥手，旁边一个年轻小伙子应了一声，拔腿就往派出所方向跑去。

孙大勇脸色彻底变了，看了看地上的零碎货品，又看了看围观的人群，最后恨恨地指着秀兰说：“周秀兰，你别得意，你爹收了我孙家的彩礼，这事没完！”然后又指着我：“姓陈的，你给我等着！”

说完，他转身拨开人群，气冲冲地走了。人群给他让开一条道，有几个人在他背后窃窃私语：“这人怎么这么横？”“听说是李庄的，远近闻名的赌棍……”

等他的身影消失在人流中，李师傅才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陈志远是吧？你爹陈有福年轻的时候跟我一块修过水库，算是老相识了。你这事我看在眼里，做得很对。回头有什么麻烦，到铁匠铺子来找我。”

我感激地说：“谢谢李师傅，又让您费心了。”

“客气什么，这世上的事，总得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李师傅摆摆手，转身回铁匠铺子了。

围观的人群也渐渐散去了，我蹲下身子，开始捡拾散落在地上的货品。秀兰也跟着蹲下来，默默帮我收拾。我看到她的手指在微微发颤，但她没有哭，咬紧了牙关，一动一动地把泥里的纽扣捡起来，用袖子擦干净，放回塑料布上。

“对不起。”她低着头说，“把你的东西都弄散了。”

“没事，纽扣又踩不坏。”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就是脏了点，回头擦擦就好了。这东西皮实得很，不怕摔不怕踩。”

收拾好摊子，我让秀兰跟在我后面，推着自行车往回走。王婶追上来说：“志远，那个孙大勇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你得当心啊。”

我说：“王婶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回去的路上，我骑车载着秀兰。她坐在后座上，一路上也不说话，只是紧紧抓着车座下面的铁杆。土路坑坑洼洼，自行车颠来颠去，有时候她的胳膊会碰到我的腰，她急忙缩回去，好像犯了什么错一样。我心想这个姑娘胆子也真是小得可怜。

不过我倒是挺高兴的。虽然摊子被掀了，货也损失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今天我干了一件挺爷们的事。从小到大，村里人都说我“不务正业”“不三不四”，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干过什么正经事。可今天我为秀兰出头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该出手时就出手”。

走到半路，经过一片麦田的时候，秀兰突然开口了：“志远，你带我回村子……你家里人不会骂你吗？”

“肯定会骂。”我诚实地说，“不过早晚都得挨这一顿骂，早骂早利索。”

确实，带个大姑娘突然回家还说要娶她，这种事情在我爹那儿肯定是通不过的。但是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什么事情都等我爹点头才做，那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在镇上做小买卖，而这才是我的烦恼所在。

“如果……如果你爹娘不愿意怎么办？”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安。

“我爹那个人你不用担心，”我故意压低了声音说，“他虽然嘴巴凶，但其实心肠软得很。再说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跟谁犟过眼，我这辈子第一回这么坚决，他总得承认我已经长大了。”

秀兰没有说话，但我感觉到她抓着车座的手稍微放松了一些。车轮碾过一块突起的土疙瘩，车身晃了一下，她轻轻扶了一下我的腰，然后马上又放开了。

那天下午的太阳真好，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麦田绿油油的，一片一片延伸出去，远处的村庄笼罩在淡淡的炊烟里。我想，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八年前的同桌，八年后的今天突然站在我面前，问我缺不缺媳妇——这种事情，说出去恐怕都没人信。谁知道呢，反正我这个从来不信命的人，居然开始怀疑这世上是不是真的有“姻缘天注定”这种事儿。

回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村子里的几个婶子大娘正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纳鞋底，看见我载着一个陌生姑娘回来，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看，脸上的表情就像看见了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张大婶第一个开口：“哟，志远，这是你对象？”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没多说，加快了骑车的速度。

秀兰在我背后坐得端端正正的，大气也不敢出。

到了家门口，我把自行车支好，回头看了一眼秀兰。她站在那儿，两只手绞在一起，又是那副局促不安的样子。

“进来吧，别怕。”我说。

院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先迈了进去。院子里，我爹正蹲在屋檐下修农具，我娘在灶房里忙活。听见动静，我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看到我身后的秀兰之后，手里的锤子“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

“这是谁家的姑娘？”我爹站起身来，皱着眉头问。

我深吸了一口气，开门见山：“爹，娘，这是周秀兰，我初中同学。我要娶她。”

话音刚落，我娘的勺子“咣”一声掉进了锅里头。

第二章

院子里安静得只剩下一只老母鸡在墙角咯咯叫的声音，好像连风都不吹了，树叶也不动了。

我爹陈有福站在院子当中，脸上的表情像是同时吃了三样东西：酸、苦、辣。他的眼睛从秀兰身上扫到我身上，又从我身上扫回秀兰身上，嘴唇哆嗦了半天，愣是一句话没说。

倒是灶房里我娘先反应过来了。她捡起掉进锅里的勺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满脸疑惑地走了出来，上下打量着秀兰，表情复杂得很。

秀兰站在院门口，恨不得地上有条缝子能让她钻进去。她的脸红得像是要滴血，两只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最后只好使劲儿绞着衣角，低眉顺眼地小声叫了一句：“陈叔，婶子。”

我娘毕竟是女人家，心软。她打量了一下秀兰，虽然惊讶，但脸上很快就堆出了笑来，连忙迎上去说：“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快进来坐，快进来坐！”说着拉着秀兰的胳膊往堂屋里走。走到一半又回头推了我爹一把，低声说：“你愣着干什么？给人家姑娘倒水去！”

我爹这才回过神来，黑着脸瞪了我一眼：“你跟我来。”

我知道这顿训是非挨不可了。跟着我爹进了厢房，他刚把门关上就开始劈头盖脸地骂：“你是不是疯了？出去赶个集，突然带个姑娘回家就说要娶她？你当娶媳妇是赶集买菜呢？今天看上哪个就拎哪个回来？我这老脸都被你丢尽了！你知不知道村里人背后怎么嚼舌根？”

我站在那里听我爹的训话，心里十分清楚，他是真的担心我，担心他的儿子草率行事，将来要吃苦头。可是我知道我没有草率行事，我是在救一个人，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我等我爹骂够了，才开口把今天在镇上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从秀兰怎么突然出现在我摊子前，她红着脸问出那句让我大吃一惊的话，说到孙大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渣，再说到在集市上掀我摊子的那场冲突。我爹起初还绷着脸，听到后面，脸上的怒气慢慢地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凝重。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问道：“那你打算咋整？”

“先把她安顿在咱家，然后我替她把彩礼退了。”我说，“钱我来出。”

“你出？”我爹嗤笑了一声，“你摆地摊挣那仨瓜俩枣，够干什么的？还有，你以为退了彩礼就完了？那个姓孙的能善罢甘休？”

这些我都预想到了，可是我也清楚，有些事情不能光靠预想。路都是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爹，我知道有麻烦。”我认真地说，“可是您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讲良心。她现在走投无路了，我要是不帮她，谁帮她？再说了……”我顿了顿，“您不是整天着急抱孙子吗？这不正好有人肯嫁给我了？”

“混小子！”我爹抬手就要打我，但手举起来又放下了，狠狠叹了口气。

这时候我娘推门进来了，眼睛红红的，显然已经听秀兰讲了一遍事情的原委。女人家最懂女人家，我娘拉着我爹的袖子把他拽到一边，两个人嘀嘀咕咕说了好一阵子。

过了好一会儿，我爹回到堂屋里，看了看坐在那儿忐忑不安的秀兰，又看了看我，终于开口说道：“周家姑娘，你先在家里住下吧。后面的事情……从长计议。”顿了一顿，又补了一句：“我们家虽然穷，但绝不会趁人之危。”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在事情解决之前，不会把秀兰当成落难的鸟儿栓在自己家里，也不会把她当成一个烫手山芋一样往外推。

秀兰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她站起来鞠了一躬，哽咽着说：“陈叔……谢谢您……我给您添麻烦了……”

我爹被这阵势搞得有些手足无措，一摆手，粗声说道：“别哭了别哭了，哭什么，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我娘在一边看不下去了，一掌拍在我爹后背上，嗔道：“你个死老头子，好好说话不会啊？”她随即过去拉着秀兰的手，轻声细语地说：“闺女，别哭，来了这里就当是自己家。有婶子在，什么都别怕。”

安顿好秀兰以后，我娘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这姑娘身世可怜，心性也好，长得又周正，妈挺喜欢的。但是志远，妈得问你一句：你是不是真心想娶她？还是只是一时冲动？”

我想了想，认真地说：“妈，说实话，我跟她才重逢不到一天，要说有多深的感情那是骗人的。但是我看到她被孙大勇那种人欺负，看到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集上，我就是觉得不能不管。往后的日子处久了，感情自然会有的。”

“你长大了。”我娘看了我一会儿，擦了擦眼角，轻声道。

当天晚上，我娘把秀兰安排在了西厢房里住下，铺好了干净的被褥。吃过晚饭以后，我坐在堂屋里发愣，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首先要解决的是彩礼的问题。孙大勇给秀兰爹的彩礼是五百块，按道理来说应该如数退还。但是我手头只有四百多块，还不够。这事也不能跟我爹开口——我可不想让他拿家里卖粮食攒下的那点血汗钱。

其次要解决的是孙大勇这个人。今天在镇上他吃了亏，以他的性格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得做好他会找上门来的准备。

至于周秀兰她爹那边，等彩礼退了以后再说。毕竟她是他的女儿，总不能真的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吧？

正想着，秀兰从西厢房里出来了，轻声道：“志远，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我想帮你干点活，不能白吃白住。”她认真地说，“做饭洗衣服，地里的农活，我都会干。”

我有些意外，因为据我所知，现在的农村姑娘虽然勤快，但并不喜欢干农活。尤其是刚来到别人家就主动提出要下地干活，确实少见。

“你不用着急干活，”我摆手道，“先休息几天再说。”

“不行。”她难得倔强了一回，“我不能让你家里人说闲话。”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在那个时候的农村，一个外姓姑娘住到别人家已经是很容易招闲话的事了，如果再整天什么都不干，那更不知道要被人在背后怎么嚼舌根。能主动帮家里忙，对村人来说是最好的交代。

“行，”我说，“那你明天跟我娘学做早饭就行。地里的活不急。”

秀兰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又轻声说：“谢谢你。”

“不谢。”我尽量让事情显得平淡。

“如果……如果以后你后悔了，我随时都可以走。”她补充道。

我看着她，昏黄的灯光把她清瘦的脸映得柔和了几分。这姑娘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朝一日用这种方式向一个男人开口求助，所以她心里总是担心别人嫌弃她，生怕自己拖累了别人。

“秀兰同学，咱们同桌都坐了那么久，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我不爱后悔。再说，后悔又有什么错呢。”我像在思考一个道理，然后又道，“我这个人，总是走在人生最好的路上。”

秀兰抿了抿嘴角，微微笑了一下。这是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看见她笑。虽然很浅，像春天的水面被轻风掠过之后的涟漪，但那个笑容连同满天的星星，一并落进了我的心里。

第二天一早，秀兰就起来了，比我娘起得还早。我娘醒来的时候，她已经把院子扫干净了，灶里的火烧起来了，锅里的水也开始冒热气了。

我娘高兴得不行，逢人就说：“哎呀，我家秀兰真是个好姑娘，今天天不亮就起来帮我喂鸡生火。”那语气，好像秀兰已经不是外人，而是她亲生的闺女。

到了赶集那天，我决定先去镇上找老铁匠李师傅商量一下。我早就想清楚了，李师傅在镇上德高望重，人脉广，有他帮忙说句话，事情会好办很多。另外我还需要借钱凑齐五百块的彩礼钱，要是实在没办法就找我姨夫借，他是镇上跑运输的，手里应该有余钱。

在去镇上的路上，秀兰跟在我后头，用推车推了一些鸡蛋和粉条。她死活要跟我一起去，说鸡蛋是自己攒的，粉条是她自己做的，拿到集市上去卖了能贴补点家用。

我看她那么认真，也就没阻止。到了镇上，李师傅看见我带秀兰来了，笑呵呵地说：“你们两个现在倒是形影不离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把来意说了。李师傅听完，抽了口旱烟，慢慢说道：“志远，那个孙大勇是李庄的，我让人去打听了，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还严重。他不光是欠赌债，前段时间还因为打牌跟人打架，把人胳膊打折了，赔了不少钱。他爹娘早就不管他了，他在村里名声早就臭了。秀兰她爹收的那五百块彩礼，恐怕不是被媒人骗了就是被孙大勇的花言巧语迷惑了。”

“那彩礼的事怎么办？”我问。

李师傅想了想说：“按规矩，退还彩礼这事得通过媒人办。秀兰她爹收了人家的钱，按理说该原数退还。不过这里面又有讲究——如果是因为男方品行不端导致女方不愿意，女方可以只退一半。但是你说的这个情况特殊，孙大勇那个人不会按规矩来，肯定要搞事。”

“所以我的意思是，咱们分两步走。”李师傅磕了磕烟灰，继续说，“第一步，先找媒人把彩礼退了，该是多少就多少，把手续走清楚。第二步，你们俩的事情先不要声张，免得刺激孙大勇那头。等婚期过了，生米煮成熟饭，他再想闹也没由头了。”

我觉得李师傅说得很有道理。秀兰的婚期是下个月初六，距离现在还有二十天左右。我们必须在这之前把彩礼退了，否则孙大勇到时候抬着花轿来娶人，那就迟了。

当天李师傅就带着我，又约上了秀兰爹那边的媒人——一个叫刘婶的中年女人。刘婶是秀兰她娘托的媒人，跟孙大勇那边的媒人不是同一个人。

刘婶听了事情的原委后，拍着大腿说：“这个孙大勇真不是个东西！欺人太甚了！姑娘家的终身大事，怎么能把他坑进火坑里？”

“亲家那头怎么说？”李师傅问。

“秀兰她爹是个要面子的人，收了钱不肯退，怕丢人。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他就是不听。”刘婶摇头叹息，“秀兰她娘倒是明白人，可是在家里说话不顶用。”

“那这样，”李师傅出了个主意，“咱们先去找孙大勇，让他主动退婚。他虽然蛮横，但是如果他当着外人的面答应了，事后就算想反悔也没那么容易。事后再去找秀兰她爹，彩礼原数退还，这样两边都能交代。”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可行，唯一的问题是：怎么让孙大勇主动退婚？

我倒是不急，心里已经有了计较。上回在集市上跟孙大勇过了一招，我发现这个人虽然凶，但是其实心里头虚得很。他欠了高利贷，急需钱还债，这才是他想娶秀兰的真实原因——拿走秀兰家的彩礼，用这笔钱去堵赌债的窟窿。只要让他明白，拖延婚期只会让他被高利贷追得更紧，他就会主动退婚。

“我有个想法，”我说，“让刘婶去给孙大勇传个话，就说秀兰不见了，找不到人。这样他拿不到秀兰也拿不到钱，高利贷又追得紧，自然就急了。”

“然后呢？”李师傅问。

“然后再告诉他，如果愿意退婚，我们把彩礼原数奉还。他知道婚期将近却找不到新娘，这笔钱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李师傅点点头：“好计策。不过不能让你去跟他谈，得找个人在中间斡旋。我看就让刘婶出面，她跟孙大勇那边的媒人也认识，话能说得上。”

大家商量好了对策，分头行动。刘婶去找孙大勇，李师傅去找秀兰她爹，先给他打打预防针。而我则回家筹钱。

手头的积蓄统计下来是四百二十块，还差八十块。八十块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我爹是不肯借的——他把家里的钱看得比命还重。想来想去，我决定去镇上找我姨夫借。

我姨夫叫马德厚，是镇上跑运输的个体户，开着一辆旧解放牌卡车，从县城往镇上拉货，一年下来能挣个几千块，在当时算是有钱人。

我把事情的原委跟他一说，他倒是爽快，直接从抽屉里抽出一沓票子：“八十块够不够？不够再来拿，随便你用。”

我接过钱，心里松了口气。四百二十加八十正好凑足五百块，再加上之前做生意攒下的二十块零钱，足够还彩礼和支付其他开销了。

接下来的几天，事情进展比我想象的要快。刘婶回来说孙大勇得知秀兰“不见了”之后果然慌了神，天天堵在刘婶家门口要人。刘婶趁机跟他说，如果愿意退婚，彩礼可以原数退还。孙大勇犹豫了两天，最后松了口，答应退了这门亲事。

但是他又耍了个花招，说他为婚事来回跑了多次，花了三百多时间费，要求额外再给二百块。这分明是讹人，但李师傅建议我们认了，免得横生枝节。于是我又找我姨夫借了二百块，加上之前的五百块，一共七百块，由刘婶拿着退了给孙大勇。

秀兰她爹那边，李师傅亲自上门去说的。李师傅当着他面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又说他女儿差点跳进火坑，他作为父亲也有责任。秀兰她爹那张老脸彻底挂不住了，最后红着眼睛认了错，说他对不起秀兰。

这段日子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颇为曲折，还有些事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孙大勇收了钱以后并没有完全消停，他带着几个狐朋狗友找到了我们村，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堵着道，扬言要跟我“讲道理”。

那天正好是傍晚收工的时候，村子里不少人都看到了。孙大勇带着三个人，个个都是人高马大的壮汉，身上的酒气飘出几丈远。这阵势让村子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姓陈的，你以为退了彩礼就完了？”孙大勇往前迈了一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抢了老子的媳妇，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秀兰正跟我在院子里搬柴火，听见外面有动静，她走了出来，看到孙大勇的一瞬间脸色变了。

我把秀兰往身后护了护，平静地说：“钱你也收了，婚也退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老子要你赔精神损失费！再加五百！”他眼睛瞪得溜圆。

“我要是不给呢？”

“今天不拿钱，我就拆了你家的房子！”孙大勇一根手指头戳在我胸口上，满脸横肉抖动着。

这时候我爹从屋里出来了，手里提着一把锄头，冷冷地说：“你敢动我儿子一下试试？”

村里的一些青壮年也闻讯赶来了，站在我身后。我们陈家庄的人虽然平时各过各的日子，但遇事从来都是抱团的。这一下子双方就成对峙的架势，气氛紧绷得像一根快要断了的弦。

就在这时候，李师傅骑着自行车赶到了。他今天来我们村办点事，正好撞上这一幕。他从车上下来，不紧不慢地分开人群走上前。

“孙大勇，你又来闹事。”李师傅说话的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硬邦邦的，“彩礼已经退了，这事就算清了。你还要五百精神损失？行啊，那我们去派出所理论——让老张给你好好算算，你砸了人家的摊子赔多少钱，你赌博欠债又该罚多少钱。”

孙大勇一听“派出所”三个字，气焰消了大半。赌债的事一直是他头上悬着的一把刀，他怕惹上派出所的人。

“你等着，你给我等着！”他恶狠狠地撂下一句话，带着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等人走远，李师傅叹了口气：“这种人就像蛆虫一样，不咬人但膈应人。往后他们可能还会来骚扰你们，但量他不敢轻易再来闹大的了。”

李师傅猜得对，孙大勇之后再也没来过。他的赌债被追得太紧，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据说到最后是悄悄地离开了李庄，再也没回来过。

从那以后，事情渐渐平息了下来。婚约退干净了，秀兰她爹那边也说通了。我们又把心思重点放在了过日子上。

秀兰在我家住了下来，很快就融入了我家。她是个非常勤快的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院子扫得比镜子还干净。我娘逢人就夸她心灵手巧，说我捡了个宝。村里的婶子大娘们一开始还在背后嚼舌根，说我们家找了个“逃婚”的媳妇不吉利。但是看到秀兰干活勤快、待人实诚，慢慢地也就没人说什么了。

相处的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对秀兰的情感确实在慢慢发生变化。原本只是出于同情和义气出手相帮，可是天天处在一起，难免会生出感情来。

她这个人很有意思，在外面不爱说话，但在家里其实挺爱笑的。有一次我在院子里修自行车的链条，弄得满手都是油污，她走过来看着我笨手笨脚的样子，捂着嘴笑了好一阵子。那笑容跟我第一次看见她笑的时候一模一样，浅浅的，柔柔的，看得我心里软软的。

“你笑什么？”我故意板着脸问。

“你修链条的样子，跟初中时候修文具盒的样子一模一样。”她笑着说。

“你还记得那事？”

“当然记得。你那次把文具盒修成了两半，气得李老师罚你站了半节课。”

我也笑了：“你还真是记得够清楚的。”

她抿着嘴笑，不说话，但是那双眼睛分明在说：我还记得很多别的事情呢，只是不告诉你。

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着。可是我心里清楚，我得尽快给秀兰一个名分。毕竟一个姑娘家没名没分地住在别人家里，时间长了总是说不过去。

我最大的障碍是我爹。自从那次在家门外跟孙大勇对峙之后，他就一直闷闷不乐，吃饭的时候不说话、抽烟的时候不抬头。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虽然没有明确反对我跟秀兰在一起，但是他总觉得这门亲事来得太突然，不合规矩，怕被人说闲话。

“爹，我想跟秀兰把婚期定下来。”一天吃过晚饭，我当着全家人的面说道。

我爹放下碗筷，沉默了很久。

我娘在一边捅他的胳膊，小声说：“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自己拿主意吧。”我爹终于开口，语气里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不过我得说，周家姑娘是好姑娘，咱家不能亏待人家。结婚前，得先去县城给我登个记。”

登记就是领结婚证的意思。我爹这么说，等于已经默认了。

我娘高兴得直抹眼泪，立刻就开始盘算婚宴的事了：“酒席得请几桌？烩菜做多少？大米饭蒸几锅？请帖印多少份？”

秀兰坐在一边，脸又红了。可是这一次，她的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亮晶晶的笑意。

当天晚上我在院子里喂鸡，秀兰凑到我身边来，轻轻碰了碰我的手。

“志远，我想跟你说个事。”她说。

“什么事？”

“你确定你愿意娶我？”她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问，“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我不想让你因为可怜我才娶我的。”

我放下手里的鸡食盆子，看着她的眼睛说：“我确实开始是因为可怜你。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跟你相处的这些日子，我发现你是特别好的人。具体怎么好我也说不上来，反正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秀兰的眼睛里闪着光，好像要说什么，但是终究没说出来。她微微低下头，两个麻花辫垂在肩膀上，像一个害羞的初中女生。

我挠挠头岔开话题：“对了，我有个计划，进城一趟。一来是去办结婚证明的材料，二来是想看能不能在县城摆个固定摊位，比赶集强。”

“你真想去县城？”秀兰问。

我点头道：“在这里虽然也过得下去，但我总感觉眼界太小了。县城人流量大，买卖好做。你是不是也想去县城看看？”

秀兰想了一下：“我没怎么出过门，但县城比镇上热闹，这是肯定的。”她停了一下，“那我跟你一起去。”

“好。”我说。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开始盘算去县城的事情。人生就像一道弯曲的河，我无法预测流向哪里，但我可以决定在哪个拐角勇敢地走下去。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段初中往事。那个学期同桌结束没多久，有一次课间休息，我正在啃杂粮饼子。那是我妈一大早起来烙的，已经凉了，硬邦邦的像一块板子。秀兰好像忘带了午饭，坐在位子上默默喝水。我把饼子掰了一半递给她，她接过去，小声说了句谢谢，低着头一点一点地吃，吃得很慢很慢。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已经忘了这件事，可她却记得那么清楚。也许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就能在心里记一辈子，谁说得准呢。那些我们不曾在意的瞬间，竟然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拐点。

我看了看院子里忙碌着的秀兰，她正在晾晒刚洗好的床单，一边挂在晾衣绳上一边对着阳光东张西望，嘴里还哼着一首当地的小调。那种平和的场面，在我看来是那么熟悉而珍贵，就好像她原本就是这院子里的一棵树，一颗我从没注意过却根深蒂固的树。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一起把根扎稳了，把未来的日子越过越好吧。

第三章

去县城的前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不是紧张，是兴奋。算起来我在镇上做小买卖也有四五年了，虽然挣钱不多，但也算是积累了一些经验。镇上每逢三六九才有集，人流有限，生意也就那么大。可是县城不同，县城天天都有人，工农兵商场门口的那条商业街人来人往，摆个固定摊位一个月能挣的钱，恐怕比赶半年集还多。

当然风险也大。县城摊位要交摊位费，听说一个月要二十块钱。二十块对我们家来说不是小数目，万一卖不掉还得倒贴。可是我心里有底——我之前在镇上认识一个姓赵的批发商，他从省城进货运到县城，价格比本地批发部便宜将近三分之一。只要货源便宜，东西就不愁卖。

第二天天还黑着，我就从床上爬起来了。我娘比我起得更早，已经和好面在烙煎饼了，灶房里飘出玉米面的香味。她把烙好的煎饼用布包好递给我，又往包里塞了四个煮鸡蛋，叮嘱道：“路上小心，在县城注意点，别让人欺负了。”

我爹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看我背上包要出门了，闷声说了一句：“早点回来。”然后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要是办证明需要盖村上的章，去找你二叔就行了，他是村支书。”

我哭笑不得。这半年来，我爹对我去县城办正经事的态度已经从“不务正业”慢慢变成了“少废话赶紧去”，甚至开始主动帮我开绿灯了。这变化大得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

秀兰已经在院门口等着了，今天她把麻花辫梳成了花式辫，穿着那件碎花的确良衬衫，斜背了一个她自己缝制的布袋子。布袋子上用彩线绣了一个小小的兰花图案，好看得很。

“走吧。”我说。

去县城没有直达班车，得先骑车到镇上的汽车站，然后搭每天早晨七点的那趟长途班车。那趟班车是旧的，帆布座椅，发动机轰隆隆的，走起来摇摇晃晃，从镇上到县城六十里路要开将近两个钟头。

班车上坐满了人，有挑着担子进城卖菜的，有抱着鸡笼去县城送货的，还有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要去县里开会。车厢里混杂着烟叶味、鸡屎味和劣质香皂的味道，熏得人脑仁疼。

秀兰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我第一次发现她看什么都新鲜。班车经过一片油菜花田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像落进了碎金，亮晶晶的。经过一座石桥时，桥下的河水浑浊见底，几条水牛在河边喝水，她开心地指着窗外说：“你看，那牛角上站着个鸟！”

我能看出，这个姑娘平时由于生活范围所限，几乎没出过门。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而这种好奇，让她看起来不再像平时那个怯生生的小媳妇，倒像只第一次展翅的小鸟，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头顶广阔的蓝天。

到了县城已是上午。县城的汽车站比镇上的大得多，车站广场上到处是人，有摆摊卖香烟汽水的，有举着牌子接人的，还有穿着喇叭裤、烫着一头卷发的小青年骑着摩托车突突地来来回回。那时候的摩托车可是最时髦的东西，在镇上有辆自行车就已经很拽了，到了县城才发现，人家已经骑上摩托车了。

“县城好热闹啊。”秀兰小声感叹着，一边紧跟着我，怕在人群中走丢了。她的眼睛不够用了，一会儿看百货大楼的玻璃橱窗，一会儿看街上姑娘们身上的新式裙子。

我带着秀兰先去了工商局。在那个年代，要想在县城摆固定摊位，必须办一个“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有时候是许可证。办执照倒不难，交了表格，领了个号码，等了一上午，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问了我几个问题，就盖了章，收了五块钱的工本费，算是办妥了。

从工商局出来，我又去了工农兵商场旁边的商业街看摊位。那条街大概有两三百米长，两边全是摆摊的，卖衣服的、卖鞋的、卖日用品的、卖蔬菜水果的，什么都有。摊位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热闹是热闹，就是几乎找不到空位。

管摊位的是个瘦高个子的姓张的大爷，他告诉我，黄金地段的摊位早就没了，只有街尾那边还剩一个，一个月十块钱，但是位置偏，人流量不行。

“你要的话就十块钱，不要的话下个月再来看看。”张大爷头也不抬地说，“不过我劝你想清楚，十块钱也不是小数，万一卖不动，你这钱就白搭了。”

我去街尾看了那个摊位，确实偏得离谱，夹在一个修鞋摊和一个卖老鼠药的中间，属于那种逛街的人走到这儿基本就转身往回走的角落。

秀兰却观察得很仔细，她在街尾站了一会儿，数了数路过的人，然后认真地说：“这里路过的男人比街中间少，但是女人多。”

“你观察得这么仔细？”我有些诧异。

“因为我一直在看。”她指了指街对面，那边有一家卖童装的小店，店门口不时有抱着孩子的妇女进进出出。“我们的松紧带、纽扣、针线，不正好是这些妈妈们需要的东西吗？”

她说的有道理。我的货品主要是针头线脑、纽扣、松紧带之类的缝纫用品，这些可不是男人爱逛的摊子。但是在人流主道上摆摊，我的产品又比不过那些卖衣服、卖日用品的。如果靠在童装店附近，带孩子的妈妈们在逛完童装后会顺便过来看看，正好是我的精准顾客。

“那就定这个摊位，”我当即做了决定，“十块钱，值。”

办完了正事，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干粮——可不能让秀兰饿着。于是我们走进街角一家叫做“迎宾楼”的小饭店，点了两个菜：红烧豆腐和青菜炒肉片。

“这顿饭四块钱呢，”我小声对秀兰说，“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在外面正经吃饭，得好好吃，不许剩下。”

她点点头，小口小口地吃着，样子斯文又可爱。饭店里人声嘈杂，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员端着盘子穿梭在各桌之间，不时有划拳的声音从里面包间传出来。

正吃着，隔壁桌有两个男人在说话，其中一个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戴着解放帽，说话声音很大：“现在做生意就得跑省城，县城的货哪里来的？全都是从省城二道贩子手里转过来的。你要是直接去省城批发市场进货，价格能便宜一半！”

我来了兴趣，假装继续吃饭，耳朵却竖了起来。

另一个男人问：“省城批发市场在哪里？”

“郑州二七塔那边有个巨大的批发市场，什么都有。服装、布料、针头线脑、化妆品，一整条街都是批发的。不过你必须大批量进货才能拿到批发价，小打小闹不行。我每次去都是带三千块钱进货。”

三千块钱。我心里苦笑了一下。我的全部身家加在一起，把我姨夫借给我的那二百块也算上，满打满算也就五百块。五百块对三千块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不过那个男人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他说得对，要想在县城把生意做大，必须得去省城进货，直接对接源头，这样才能拿到最低的价格。

吃完饭我带着秀兰去了一趟县城的百货大楼。百货大楼有三层，一楼卖食品日用品，二楼卖服装布料，三楼是办公区。二楼的布料柜台上摆着各种花色的的确良、灯芯绒和棉布，价格比镇上便宜不少。我买了十尺青灰色的的确良，准备回去让秀兰给我做件衬衫。又买了十二尺枣红色的灯芯绒，让秀兰给自己做条裙子。

“志远，这个料子太贵了，我穿不起。”秀兰连连摆手。

“你就别见外了，你手艺这么好，做出来一定好看。”我说，“再说，到了县城就得有点县城的样子，不能再穿得像乡下人似的。”

秀兰被我说得脸红了，但还是收下了布料。

从百货大楼出来，天色已经暗了。我们是赶不上回去的班车了，只好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来。那是个什么样的旅馆呢？简陋的平房，墙皮到处都是脱落，但床单还算干净。两张单人床，一个暖水壶，墙角有一个铁皮桶让我们洗脸。上厕所要去院子里的公厕，黑灯瞎火的，得打着手电才敢去。

躺在硬邦邦的床铺上，我望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缝想了很多。县城这么大，机会这么多，可我的本钱只有五百块。五百块能做什么生意？能不能真的在县城站住脚？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转来转去，怎么都睡不着。

翻了个身，却发现秀兰也没睡着。她侧着身子，眼睛睁着看着窗外县城稀稀拉拉的灯火。

“睡不着？”我问。

“嗯。我在想以后的事情。”她轻声说，“志远，我帮你一起做生意好不好？我手艺可以，做针线活快，我还可以帮你看摊、帮你理货。做衣服我也会，以后你要卖成衣我也可以帮忙。”

黑暗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是听得出来她语气里透着一股子认真劲儿。这个姑娘虽然胆小，但从来不是一个只会坐以待毙的人。

“行啊，”我笑了一声，“等我们在县城站稳脚了，你的手艺可就是咱们家的‘核心技术’了。”

“什么叫核心技术？”

“就是我走了你不走的技术。”

她愣了一下，然后轻轻笑了起来。在小小的旅馆房间里，我们俩的笑声混合在一起，像夜晚的虫子鸣叫，轻得只有彼此能听见。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志远，我其实不怕吃苦，我只怕你后悔。”她的声音在黑暗中听起来很轻，却直直地敲在我心上，“你要是后悔了，一定要告诉我。”

这一次我没有笑。我在被窝里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全是做针线活留下来的细茧，可她摸上去的感觉很实在很温暖。

“我不后悔。”我说，“从馄饨摊子那一刻起，我就没打算后悔。”

窗外，县城夜晚的风轻轻吹过，带走了一天的疲惫。头顶的星星比在村里看得更稀，因为街上的路灯还亮着，把天空洗得有些发白。但是星星还在那里，就像希望还在那里一样，虽然微弱，但始终没有熄灭。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办结婚证的证明材料。那时候办结婚证要开大队的介绍信，还要去乡政府登记，手续比现在复杂多了。我们在县城的民政所办好了需要的表格和预登记，然后带着材料回到镇上，等着回村以后让村支书盖章完婚。

回到村里的那天，天色已近黄昏。夕阳把麦田染成了金黄色，远处的村庄笼罩在炊烟中，像一幅旧画。秀兰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一手抓着铁杆，一手抱着从县城买回来的布料，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

“等将来我们有了孩子，”她突然说，“我希望他能住在县城，上好学校。”

“你的心还挺大。”我笑着回答，“不过要我说，咱们先想办法把日子过好，然后在县城买个房，让孩子上好学校。”

那个时代，在县城买房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但对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说，在乡下说起要去县城，已经是一件很让人激动的事情了。

从县城回来以后，我开始筹备在县城摆摊的事情。手头的资金还是不太够，进货量小的话拿不到批发价，进货量大的话又怕卖不掉。秀兰说她可以帮忙做点针线活拿去卖，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针线活成本低、利润高，是城里人喜欢的东西。

不过这些事情都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过得平静而忙碌。我在镇上继续赶集，同时筹备县城摆摊的事。秀兰在家里帮我做了一批针线活——绣花鞋垫、手工布鞋、碎花围裙，每一样都做得精细又好看。

就在这时，秀兰她爹来了一次。

那是四月里一个闷热的下午，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我正在院子里修理一根断了的晾衣绳，突然听见门口有动静。抬头一看，一个瘦削的老头正站在院门外，搓着手，脸色尴尬，身后还跟着一个矮胖的妇人——那是秀兰她娘。

秀兰从灶房里出来，看见门口的两个人，端在手里的搪瓷盆“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盆里的水洒了一地。

“爹……娘……”她说话的声音又变得很小了，身体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爹和我娘闻声从屋里出来。我爹看了看来人，又看了看秀兰，什么都没说，只是站在那儿。

我走上前，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和：“叔，婶，进屋坐吧。”

堂屋里，两家人算是正式地坐在了一起。秀兰她爹坐在靠门的那张条凳上，腰微微躬着，粗糙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不停地搓来搓去，指甲缝里还带着泥。他跟我爹年龄差不多，可是看起来比我爹老了十岁——满脸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了。他不像个暴君，倒像个被岁月压弯了腰的可怜庄稼汉。

“有福老哥，”秀兰她爹终于开口了，说话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来……是来道谢的。”

我爹没说话，只是从烟袋里捏了一撮烟丝，慢慢地卷着旱烟。

“李师傅把事都跟我说了。是我瞎了眼睛，听了媒人的花言巧语，差点把秀兰推到一个骗子手里。”他说话的时候不敢看秀兰，只是低着头，“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们。”

秀兰站在角落里，嘴唇抿得紧紧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还是掉下来了。

秀兰她娘也抹着眼泪开口了：“我家老头子就是死要面子。其实他早就后悔了，就是拉不下脸来。后来知道秀兰在你们家过得挺好，才敢过来。”她走到秀兰跟前，拉着女儿的手，看了又看，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淌，“瘦了……不对，白了，也胖了，在你们家养得好。”

那天晚上，我娘在灶房里炖了一大锅土豆白菜粉条，又烙了十几张杂粮饼子。两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前，就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吃饭。虽然饭菜粗糙、桌子不平，但是气氛却缓和了许多。

酒过三巡，秀兰她爹又开了口：“有福哥，这门婚事，你同不同意？”

我心里一紧。

我爹放下酒盅，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秀兰，缓缓开口：“我原本是不太同意的。不是嫌弃秀兰，是嫌两个孩子相识的缘分不合常理，怕他们是一时冲动。但这段日子处下来，我看秀兰这姑娘确实不错，勤快、本分、懂事。我们全家都喜欢她。”

“至于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斜了我一眼，“总算干了一件正经事。”

所有的人都笑了。我看到秀兰和她娘都松了口气，秀兰的脸上甚至浮起了两朵红晕。

那之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李师傅做证婚人，两家人把结婚的日子定了下来——定在了五月初六，正好是秀兰和孙大勇原本婚期整整一个月后。那一天天朗气清，晴空万里，似乎老天爷也在点头说：“我愿意。”

结婚前还有一件事要做：去县城把结婚证领了。等我拿到营业执照后，又去了一趟县城，还是带着秀兰。这次我们熟门熟路地到了民政所，出具了村支部书记盖过章的证明，又在办公人员面前走了个过场，然后就领到了两张印着烫金喜字的红本本。

拿着结婚证从小小的民政所出来，秀兰破天荒地笑出了声。她把那个红本子举起来对着阳光看了又看，好像那是一份天大的宝贝。

“志远，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了。”她说着，脸又红了。

“嗯。”我把红本子小心地放进上衣口袋里，拍了拍那个位置确保它不会有掉出来的可能，“现在我们谁也不欠谁的，我们是一伙的了。”

她笑了，笑得像朵晒在阳光里的小花。

回到村里，我娘已经开始张罗婚宴的事了。按照我们当地的规矩，结婚酒席在男方家办，我娘早早地就开始准备。养了一年的那头猪被提前宰了，两条后腿用来腌火腿，前腿肉和五花肉留着做婚宴上的烩菜。她还跟邻居借来了一张大圆桌、十把折叠椅、六十个碗盘。酒是镇上酒坊现打的散装大曲，虽说不上醇厚，但是足够喝到尽兴。

婚宴定在五月初六。那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鞭炮声就在村口响了第一声。我被鞭炮声震醒了，一时还迷糊，等第二个炮仗当空炸响的时候，才猛地想起——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

婚宴办得很朴素，但是很热闹。一共摆了八桌，村里姓陈的亲戚差不多都来了，再加上秀兰娘家那边来的人，院子里挤得满满的。我娘炖了一大锅猪肉白菜粉条烩菜，又蒸了三锅白面馒头，肉片切得薄薄的，粉条吸饱了肉汤的鲜味，香得人鼻子都要掉了。院子里觥筹交错，大家推杯换盏，笑声朗朗。有几个远房叔叔喝高兴了，开始在院子里划拳，声音震天响。

李师傅笑呵呵地坐在长辈席上，他的脸红润光亮，像个老寿星。证婚致辞的时候他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这辈子，都是好人遇好人。”

说完又补了一句：“还有就是，做人要讲良心。”

我和秀兰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酒。秀兰那天穿着用我买的枣红色灯芯绒布料做的连衣裙，头上别着一朵红色的绢花，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漂亮得我不敢多看她，怕一看就走神把酒敬到别人脸上。

我的发小铁蛋喝高了，到处跟人说我俩的传奇故事：“你们知道他俩怎么好上的不？志远赶集呢，人家秀兰跑过来就问——你缺媳妇不？然后志远就说——缺！就这么成了！”他一边说一边夸张地拍着桌子，把桌上的碗筷震得哗啦响，引来一阵阵笑声和叫好。

我瞪了他一眼，可是旁边的秀兰小声说：“他说的也对，也不算错。”说完自己先抿嘴笑了起来。

那天晚上，宾客散去，院子里渐渐安静下来。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亮得在地上投下了清晰的影子。我和秀兰坐在院子里的石桌前，她靠在我肩上，看着月亮。院子里横七竖八还摆着散席后没收拾的碗筷残羹，空气中混杂着炖肉的余香和烧酒的气味。厨房的烟囱还冒着丝丝缕缕的青烟，灶膛里的余烬未熄。

“志远，你还记得你以前说过一句话吗？”她轻声问。

“什么话？”

“你说你从来不后悔。”她把额头靠在我的肩上，“从现在起，我也不后悔。”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搂得更紧了。月亮在头顶慢慢地挪着，照着这个小小的院子，照着这个热热闹闹过后安安静静的夜晚。

这个院子里从此多了一个女主人，她不需要什么豪言壮语，也不需要什么海誓山盟，她只要一句“你不缺媳妇了”就已经足够。

而我们并不知道，这条路上的艰难险阻还远远没有结束。但至少这一刻，我们是真的相信，所有的坎坷都会变成日后回忆时的笑谈。

第四章

婚后的生活一开始蜜里调油，可没过多久，现实的难题就一个接一个地摆到了面前。

最大的问题是钱。结婚前后花了不少钱，还借了姨夫二百块钱，虽然他说不急着还，但这笔钱压在心头总是沉甸甸的。我手头能用来做生意的本钱满打满算只剩三百块，在镇上赶集勉强能维持，但想在县城打开局面，这点钱远远不够。

其次是住的问题。结了婚总不能还住在爹娘隔壁吧？虽说院子够大，一家人住着也热闹，但两口子总得有自己的空间。我跟秀兰商量着，等攒够了钱，在院子西边加盖一间房，当我们的新屋子。

“我有个主意。”一天晚上，秀兰坐在炕上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说，“你那个摊子卖纽扣松紧带，虽然利润高，但单价太低，一天卖得再多也就挣个十来块钱。要是能卖点单价高的东西，利润就大了。”

“卖什么？”我问，心里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衣服。”秀兰抬起头来，眼睛亮晶晶的，“镇上不是有个姓王的裁缝吗？他做的衣服样子太老气了，年轻人都看不上。我在县城的时候看到街上姑娘们穿的款式，比镇上的好看多了。你要是能进一些新款的衣服来卖，肯定有人买。”

我沉吟了一下。卖成衣确实比卖纽扣利润高得多，但是进货成本也大。一件衣服至少得十来块钱，三百块钱只能进二三十件，万一卖不掉就全砸手里了。

秀兰见我不说话，又补了一句：“你要是觉得风险大，咱们可以先在镇上试试水，好的话再去县城。”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于是决定拿出两百块去县城批一些衣服回来，留一百块应急。

第二天一早我就骑车去了县城，在批发市场转了一整天，最后进了一批当季最新款的女式衬衫和连衣裙，一共二十五件，花了一百八十块。回到镇上正值赶集，我把衣服挂在摊位上，刚摆出来就被几个年轻的姑娘围住了。

“这个式样真好看！比王裁缝做的时髦多了！”

“这个花边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渴望》里面刘慧芳穿的就是这样的！”

“多少钱一件？”

“二十块。”我报了价。其实进价是七块，卖二十能挣十三块，但我看出来这个款式抢手，所以故意报了高一点。

没想到那些姑娘根本不还价，一个接一个地掏钱。二十五件衣服，两天赶集全卖完了，净赚了三百多块。这比卖纽扣利润翻了一倍还不止。

我拿着这笔钱兴冲冲地回了家，把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放在炕上让秀兰看。秀兰数完之后，脸上的笑容慢慢绽开了，就像春天的花苞突然迎着阳光绽放。她高兴得连针线活都放下了，握着我的手攥得紧紧的。

“三百块，扣除本钱净赚三百块。”她重复了两遍，声音有点发颤，“志远，我们能行了！”

往后几个月里，我夫妻俩就靠着这个生意滚起了雪球。每次赶集卖完一批，我就去县城补货，顺便看看有什么新的流行款式。卖不完的尾货，秀兰就拿到邻村去卖，或者跟人家换鸡蛋换面粉。

到了秋天，我不光还清了姨夫的借款，手上还攒下了将近一千块的积蓄。

这又要感谢秀兰了。她虽然不爱说话，但那只是因为她不善于和人一见面就打成一片。但是你要让她去做事，她一定会把每个细节都做得比别人好。理货、记账、补纽扣、改衣服，样样都弄得妥妥帖帖。我的旧棉袄，袖口的里子都磨破了，她拿同色差不多的布头补了一下，外头看上去跟新的一样。

有了点闲钱之后，我决定兑现之前的承诺——去院子西边加盖一间房。我爹对此意外地没有反对，甚至还主动帮我联系了瓦工和木匠。要知道他以前最讨厌我“不务正业”，现在居然主动帮我张罗盖新房，我心里头高兴，但不能表现出来，怕刺激到他那张老脸。有时候我看到吃饭时秀兰给他添菜，他会闷声说一句“嗯”，然后多嚼两口咽下去。那声“嗯”里包着的，比任何夸奖都多。

盖房子一共花了两百多块，买砖瓦木料水泥，加上请人吃饭送礼。好在那个时候人工便宜，村里人互相帮忙也不收工钱，管顿饭就行。新房不大，但是干净亮堂，是独属于我和秀兰的地方。

搬进新房那天晚上，窗外西北风呜呜地吹，屋子里生了火炉暖融融的。秀兰特别高兴，她一个人把新房里里外外擦了三遍，又把我们俩所有的家当——主要是衣服、被褥、一套粗瓷餐具和一顶蚊帐——重新摆放整理了一遍，每一个位置都斟酌了又斟酌。

“这是我们的家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是眼睛里有泪光在闪。

我知道这句话对她意味着什么。她从小到大家里穷，没有过真正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后来被逼婚，差点跳进火坑。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哪怕只是院里加盖的一间平房，对她来说也是天大的幸福。

可是好景不长。冬天来了以后，赶集的生意就不好做了，天气冷，出来逛街的人少，衣服卖不动。积压了一批货在手里，前几个月赚的钱基本上压在货上了，手头又紧了起来。

更要命的是，秀兰怀孕了。

这个事我们之前一直没提上日程，总想着先等日子过好了再说，生个孩子要花不少钱。可是有些事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该来的总会来。

一开始秀兰只是胃口不好，吃什么吐什么，人也瘦了一圈。后来去村里的卫生所一检查，说是有了身孕，差不多两个月了。

这个消息让我又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我要当爹了，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件体面事。以前别人背地里总说我不务正业连个媳妇都讨不上，现在我不仅有了媳妇，还即将有孩子了。可是我随即意识到这些开销还远远不够——孕期的营养、生产接生以及孩子出生之后的吃穿用度，样样需要钱。

可是冬天没生意，货又压在手上，家里能动用存款只有三百来块，这让我们陷入了窘境。

就在这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帮了我们一把。

是老铁匠李师傅。

那天李师傅来我家串门，看见秀兰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还在火炉边做针线活，就问了我的近况。我把情况照直说了，冬天没生意，手上货卖不掉，日子难熬。

“你这个情况我早料到了。”李师傅抽了口旱烟，慢悠悠地说，“冬天赶集不行，但是过年之前正是大家买年货的时候，衣裳鞋帽是必需品，不比你春夏卖的衣服差。你要是去县城批些冬装回来——棉袄、棉鞋、帽子围巾手套，年前这一个月肯定好卖。”

“可是本钱……”我苦笑道。

“本钱的事你别愁。”李师傅说，“我帮你想办法。不过不能老靠卖衣服，年后我教你在县城开个固定店面。”

“开店面？”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在县城开店跟摆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店面要租金、要装修、要雇人看店，投资至少几千块。我手头的三百块，连一个月租金都不够。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李师傅抽了口烟，“你跟你爹一样，保守。可你做买卖比种地强了十倍不止。你听我的，先做冬衣买卖，挣了钱再说。”

李师傅言出必行，他帮我从镇上信用社贷了两百块的款，又给我担保，让进货的批发商可以先付一部分货款，等卖完了再补。这样我就可以先拿货、后付款，等于借到了无息贷款。

我又惊又喜，当即决定再拼一把。跑到县城的百货大楼附近批发了一批棉袄、棉鞋和毛线帽子，总共六百块的货，我自己出三百，李师傅帮我担保了两百，批发商又多给了一百的赊账额度。

那批冬装一上市就卖疯了。年前最后那一个月，我天天赶集，有时候一天赶两个地方——上午在镇上，下午骑车到隔壁镇的集市，来回六十里路，骑得两条腿都发麻，可我心里高兴。

那个月我净赚了将近八百块，不但还清了信用社的贷款和批发商的尾款，还额外攒下了三四百块的活钱。这在当时简直是一笔巨款，我爹种一年地的收入也才差不多这个数。

有了这笔钱，整个春节我们家过得前所未有的宽裕。我娘买了两斤猪肉包饺子，案板上剁得嘭嘭响；我爹破天荒地去镇上买了两瓶好酒；秀兰穿上了新做的棉袄，脸上有了红润，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围在火炉旁边吃年夜饭，桌上的白面馒头软乎乎的，炖白菜里飘着肉片，香得人使劲咽口水。窗外是北方冬天的严寒，但屋里暖烘烘的，火炉里的炭火噼啪作响，一家人你说一句我搭一句，简简单单却也其乐融融。偶尔有邻家的鞭炮声从远处传来，几声脆响之后又归于安宁，烟火的气味被风吹进院子里，淡淡的，好闻。

秀兰坐在火炉边，手轻轻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脸上安详又满足。她跟我娘说着家常话，说到孩子出生以后的事情，两个人笑得合不拢嘴。

我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觉得这一年的种种辛苦都值了。

大年初二，秀兰回娘家。她爹看到闺女的肚子已经显怀了，脸上的皱纹都挤成了一朵花。他拉着我的手，眼睛里是谢意，也是歉意：“志远，之前的事是我糊涂，你别往心里去。让我闺女过好日子，一辈子对你感激不尽。”

丈母娘炖了一大锅鸡汤，土鸡配红枣枸杞，汤味浓得筷子都能插住。她给秀兰碗里添了满满当当的鸡肉，非要秀兰多吃几块补补身子回来不可。

那天从丈母娘家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亮，路上全靠一把手电照明。秀兰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一反常态地跟我聊了一路。

“志远，我觉得生活真好。”她说，“我小时候老是觉得自己命不好，家里穷，又是个女孩，什么都轮不到我。后来差点被推进火坑，我就想这条命大概就这么完了。可是现在我明白了，生活就像种地一样，你种下去什么样的种子，就会长出来什么样的庄稼。你种了好种子，老天爷不会亏待你的。”

我在黑暗中笑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跟你学的。”她轻轻掐了一下我的腰，“你整天跟人谈价钱，嘴皮子溜得很。”

我哈哈大笑，笑声在寂静的乡间土路上传得很远很远，惊起了路边不知什么树上的一群鸟。

第五章

开春以后，我又一次踏上了去县城的路。这一回是李师傅陪着一起来的，他说要带我去看一个合适的店面。

那店面在县城商业街上，原来是一家卖布鞋的，老板六十多岁想退休了，店面空了出来。店面不大，大概二十来个平方，但位置好，在工农兵商场对面，人流量大。一个月租金四十块，在当时算是适中价位。

李师傅跟那个老板熟，帮我砍到了三十五块一个月，而且还免了头一个月的租金。他说等他退休以后，他的店面可以租给我用，他知道这块生意有前途。

我给这个小店起了个名字，叫做“秀兰日用品商店”。店门口挂了个木招牌，是李师傅帮我写的字，用红漆描的边。主要卖衣服、布料、针头线脑、纽扣、松紧带，还有秀兰自己做的绣花鞋垫和手工布鞋。

这些鞋垫和布鞋成了店里的特色商品，在县城很受欢迎。城里人虽然穿皮鞋的多，但是鞋垫还是要用的，而且秀兰绣的花样精美，比县百货大楼里卖的强得多。布鞋也很受欢迎，很多城里人买来在家里穿，说是舒服又轻便。

开店第一个月，扣除房租水电，净赚了两百块。第二个月，由于有了回头客，净赚了三百多块。到第三个月营业额稳定在五百块左右。这个收入在当时已经相当可观，比在镇上赶集翻了好几倍。

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那是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店里理货，秀兰在柜台后面算账。店里走进来三个男人，一看穿着打扮就是工商税务的人——制服笔挺，表情严肃，手里拿着文件夹。

“营业执照拿来看看。”为首的那个高个子说。

我把执照递了过去。那人扫了一眼，皱着眉头说：“你这个执照上的经营范围是‘小商品零售’，可是你店里在卖服装，这属于超范围经营。”

我一愣。卖服装不算小商品零售吗？

那个高个子又翻了翻账本：“另外你这三个月的营业额也需要查一下，看看交了多少税。”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实话，那几年个体户普遍交税意识不强，一是不知道交多少、怎么交，二是觉得小本生意交税划不来。工商检查这种事我早有耳闻，但没想到会卡在这个节骨眼上。

“按目前的规定，你这三个月至少要补交两百块的税款。”那人合上文件夹，面无表情地宣布，语气不容置疑。

两百块。店里这个月挣的利润刚好是两百块，等于一个月白干了。

秀兰脸色白了，站了起来，想要争辩，但被我用眼神制止了。我知道跟这些人顶嘴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最好的办法是服个软，按规定补交了事。

“我补，我补。”我连忙点头，同时问了一句，“以后正常交税怎么交法？是按每个月算的吗？”

那个高个子点了点头：“按营业额的百分之五。”

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六百块，百分之五就是三十块。这不算负担太重，但也要拉低了利润率。

他们走后，秀兰坐在柜台后面，良久没有说话。最后她轻声道：“志远，对不起，我账没记好，拖累了你。”

“这怪我自己，不怪你。”我走过去握着她的手，说，“做生意就是这样的，躲不过的麻烦不如早点面对。以后好好交税，就没人刁难我们了。”

补交了税款之后，生意照做。虽然利润薄了一些，但总体还算赚钱。我借了一百块改善店面，重新涂了墙壁，又加了一排货架，把店弄得像模像样的。

到了一九九二年的下半年，店里生意慢慢走上了正轨。不仅卖日用品，还承接手工定做鞋垫和布鞋。秀兰设计的新花样很受欢迎，她自己算账，用普通布做出来的鞋垫成本只有五毛，绣上花之后能卖一块五甚至两块。

这让我看到了新的前景——如果能把秀兰的绣鞋垫量产，卖给更大的商店批发，那就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问题了，而是能否扩大规模的问题。

可是我们的货源不足——秀兰一个人连绣带缝，还要带孩子，一天最多做三四双鞋垫。想要扩大，就需要更多的人手。

“让你的姐妹们来帮忙。”我提议，“还有村里闲着做针线活的婶子大娘们，都可以请她们来一起做。”

秀兰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雇人？”

“对，每人按件算，做得好的一块五，做得普通的一块钱，你自己只管设计和验收。”

这是一个双赢的主意。村里很多中年女人手艺不错，但找不到销路。如果能把她们组织起来，不但能扩大产量，还能带动大家增收。

说干就干，秀兰回到村里跟婶子大娘们一说，当天就有六个女人表示愿意加入。她们从秀兰这里领布料和花样回家做，做好了再拿回来。头一个月，每天能做二十多双鞋垫，远远超过了预期。

那些鞋垫拿到县城的店里后，很快就卖光了。我又扩大了推销范围，把产品带到周围乡镇最大的几个集市上去卖。一个赶集日，我能在镇上的集市卖掉二十多双鞋垫。零售之外还搞批发，把鞋垫批发给其他摆摊的人卖。

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居然在一个镇的集上，靠零售和批发的总利润就超过了赶集本身赚的钱。

这让我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除了鞋垫，可不可以把手艺人的团队做得更大，把手工布鞋、针织品等区域里的产品都变成我们的“品牌”？当时淘宝还没有诞生，但是做点区域性的批发还是有机会的。

李师傅得知这件事后，又向我提出一个建议：“开个小作坊。把做鞋垫的妇女集中到一块干活，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管。”

“可是没钱租厂房。”

“我的铁匠铺子旁边有两间闲置的房子，原来是个铁铺子改的。一月十块钱，你可以先用着。”李师傅说着，把一口烟圈吐到空中，烟雾在他的脸上慢慢散开，“不过赚了钱得给我分红。”

我连连答应。从此，我们有了第一个“生产基地”。

小作坊开起来以后，秀兰更忙了。她既要管作坊的生产，又要管店里的销售，还要带女儿，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可精神却很饱满。她经常跟作坊里的妇女们研究新的花样，乐此不疲，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新意义。

有一天晚上，她算完账突然说：“志远，我们挣钱了。”

“挣得不少了。”我一边给女儿喂她爱喝的麦乳精一边说。

“下个月准备这个营收翻倍。”她认真地说，眼睛亮亮的，像一位士兵在定下战略目标。

我看着她精力充沛地算账、规划，心里笑了起来。这个当初在集上问我“还缺媳妇不”的害羞的姑娘，如今变成了这样——一个有了主见、有了自信、有了能力的女人。她像石头缝里的野草，看起来纤细柔弱，其实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创业路上并不是只有坦途。作坊开起来没多久，我们就跟另一个小贩在集上发生了冲突。

那个小贩是个年轻的寡妇，姓田，叫田淑芬，三十出头，人长得挺标致，做派却十分大胆泼辣，一张嘴能把人说得哑口无言。她在隔壁镇上摆摊专卖绣品，原本生意蛮好。我们的小作坊鞋垫打入了她的镇上之后，她的生意清淡了些。她心中有气，某一次赶集碰了头，她当着众人的面把我的鞋垫从摊位上拨拉下去：“你们的鞋垫图个吉样，我那边卖不出去，你们赔不赔？”

我正要理论，秀兰拉住了我的袖子。她走到田淑芬面前，把地上的鞋垫捡起来，平声静气地说：“嫂子，你别生气。咱们的鞋垫各有特色，你卖的鞋垫手工精致，我们卖的是便宜实惠，各有各的客源，不冲突。”

“怎么能不冲突？”田淑芬瞪着眼睛说。

“你要是愿意的话，”秀兰微微一笑，“我们把鞋垫批发给你，你在你们镇上卖。你的样式比我多，手艺比我好，可以加价出手。”

田淑芬愣住了，大概没想到秀兰不但不生气，还提出合作。她迟疑了一下：“你凭什么要把货源给我？”

“因为咱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挣点辛苦钱养家糊口。”秀兰说，“你一个人做针线活肯定产量有限，成本就高。从我这批发了去卖，省成本，也省了运费。”

田淑芬沉默了。好半天，她粗声道：“给我拿二十双试试看。”

二十双过后，又是四十双，再后面就是每个月至少一百双的固定采购量。田淑芬后来成了我们在那个镇上最大的分销商。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都由衷地佩服秀兰。这个本来连跟人说话脸都会红透并一直红到耳朵尖的姑娘，如今已经能够淡定自如地面对冲突、化解恩怨，把敌人变成合作者。她不是那种天生就会做生意的女强人，但她有一种很难得的品质——懂分寸、会共情。她总是能够从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

这可能跟她自己吃过很多苦有关吧。吃过苦的人，往往更能懂得别人的苦。

到了1993年底，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很不错了。每个月的净收入大概在五百块左右，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得上是中上水平。我们在村外盖了一座新房——不是什么大宅子，就是三间砖瓦正房外加一个偏院，但那已经是我们村最好的房子之一，红砖白墙，门窗上还镶了玻璃。

搬进新家那天是个晴朗的冬日，屋外阳光正好照在院子里。秀兰抱着女儿站在新屋前，她的脸红扑扑的，不知是被冬风冻的还是兴奋的。女儿在妈妈怀里咯咯笑着，小手攥着秀兰的麻花辫，拉得秀兰低下头去亲她的小脸蛋。

我爹我娘站在旁边，一个劲地抹眼睛。我爹的胡子翘了又翘，我知道那不是生气的翘，是骄傲的翘。

“儿啊，你出息了。”我爹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手掌比从前轻了许多，“你爹我从没想过，老陈家在村里也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是我们俩的功劳。”我说，看了一眼秀兰。

她正在院子里教女儿怎么喂鸡，小手撒了一把玉米粒在地上，几只母鸡围过来抢着吃，女儿笑了，秀兰也笑了，脸上的那两朵笑靥变成了两个小梨涡。

第六章

如果一个男人以为赚到钱就等于拥有一切，那么他迟早要栽大跟头。

这句话是李师傅后来对我说的。但是在我栽跟头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那是1993年冬天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已经攒下了六千多块的积蓄，在村里人眼中已经是“发了大财”了。我也沾沾自喜起来，觉得只要我出手，什么生意都能做成功。

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自称是从省城来的商人，姓范，戴着金边眼镜，穿着一件笔挺的中山装，谈起生意来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手指头不停地比划着，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印象。他说他手里有一批进口的化纤布料，质量上乘、花色新颖，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只有市面上同类布料的一半价钱。

“这可是转手就能翻倍的好生意啊。”范老板递给我一根烟，笑眯眯地说，“我是看你在镇上口碑好，才先找你的。要不然这批货我早在省城就出手了。”

起先我只是想进一点试试看，但他非要打包批发。那批货总共价值一万二，按他说的“半价”也得六千块。正好我手头有积蓄，再加上可以赊一部分账，左算右算之下，我觉得此生意稳赚不赔。

“我再考虑考虑。”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已经动了心。六千块进一批布料，转手卖出去就是一万二，净赚六千。这种好事哪能放过？

唯一反对的人是秀兰。

那天晚上我跟秀兰说了这件事，她一句话就泼了我一盆冷水：“先拿样品来看看再说。”她的语气很平静，但那种平静底下藏着一股不容忽视的坚定。

“样品他带了一些，手感确实不错。”

“那也得看看布头，看看能不能点着火。”她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认真地看着我，“志远，我认识布料，化纤跟纯棉不一样。化纤点火会熔化，棉布只会烧焦。你要是看都不看就买下来，万一人家用化纤冒充棉布，出手根本没人要。”

我笑着应付了过去，但心里其实觉得她小题大做了。李师傅前不久也提醒过我，做生意要脚踏实地。可是人就是这样，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总是容易听不进去逆耳的忠告；总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目空一切。拿到样品这关似乎过了，但秀兰还是不放心。

第二天她一个人去了一趟县城，回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志远，这个范老板有问题。”

“怎么说？”

“我把他给你的样品送到县纺织厂的技术科里让师傅看了看，师傅说那不是棉布，是劣质化纤，颜色全是染上去的，一洗就会掉。而且这批布料弹性不足、容易起球，根本不合省城市场的标准。你再想想，省城既然能卖掉，为什么还要跑到咱们这种小地方来卖？”

“他会不会是跟县里的人合作出岔子了，所以才便宜给咱们？”我依然在找理由说服自己。

“那你再看看他那个名片上的公司地址。”秀兰掏出范老板的名片，指着上面印的那行字，“省城长江路412号。我在邮局打电话查了一下，省城压根就没有长江路。”

我愣住了，脑子里嗡了一声。但还是嘴硬道：“也许是印刷错误，人家是省城大老板，怎么会骗我这点钱？”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但第二天走的时候，她坚决拦住了我，不肯让我带着钱出门。这直接导致了我们的第一次大争吵。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觉得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受到了挑战，“我做了三年生意，什么事情没遇到过？难道我连一个范老板的真假都分不清？”

“不是不相信你，是怕你冲动。”她声音小了下来，但还是不让步，“这跟我们之前做的生意不一样，不是几百块的小买卖，是六千块。万一赔了，家里的积蓄全没了。”

“富贵险中求！不冒点风险，什么时候能发家？”

“我们日子已经过得够好了！不求大富大贵，平平安安就知足了。”她的眼眶红了起来，“你把钱全砸进去了，我和女儿怎么办？”

我那时已经被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哪里听得进她的劝？我最后朝她冷语一声：“说什么知足，其实是你不懂商机。”

这话说完我就后悔了。她的脸色变得像纸一样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被我的话钉在了原地。

可是我的倔脾气上来了，死活不愿意低头。当天晚上我吃了饭，一声不吭地收拾好包，准备第二天去找范老板交易。

秀兰没有再拦我。她只是把女儿抱在怀里，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声不响地用手背把眼眶擦了又擦，静静地看着我。那种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切的责备——我本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结果你还是这样。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六千块积蓄，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城，在约定的车站见到了范老板。他依旧戴着那副金边眼镜，笑盈盈地在站台上对我挥手，身后是一辆满载着货物的蓝色小型货车。

“货全在这儿了。”他拍了拍车厢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交了钱，货卸了下来，范老板笑着说：“以后生意好了，再联系。”然后他的货车就消失在了远处。

我拿了货，去找县里的裁缝朋友鉴定。朋友只扯了一截布料在手里捻了几下，眉头就皱成了一团。

“志远，你受骗了。这是最劣质的化纤废料做成的布，染完就坍，全靠浆布撑起来的。这东西拿回去洗一次就缩水变形，根本做不了衣服。”

我脑子里霎时间一片空白。但我想着就算有人骗自己，量对方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吧？再照着名片去找那个范老板，找到了还能把钱追回来。而结果是，省城真的没有什么“长江路”，我报了派出所，警官查到的时候告诉我，那个人已经被通缉，骗了至少四个人，总共八九万。

我是四个人里损失最小的一个，但对我的打击同样是毁灭性的。六千块钱，我们两年多的积蓄，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那些劣质布料堆在店里的库房里，像一座黑色的坟丘，每天都在嘲笑我的愚蠢和张狂。

我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秀兰在院子里喂完鸡，正蹲着洗碗。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看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没有问一个字，也没有责备我，而是站起身来，把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接过我手中那本已经没什么分量的钱包，拉着我坐在院子里的石磨上，给我倒了一杯热茶。

那杯茶是苦的，但是温度正好。

“是我不好，我太倔了。”我红着眼睛说我认输了，“对不起。”

“人没事就好，”她把我的手攥在掌心里握紧了，“钱可以再挣，只要人在，什么都会有的。”

那一夜，月光很亮，好像有意要照亮我们这一对小两口未来的路。

第七章

六千块打了水漂之后，我整个人都消沉了下去。店还是开着铺面，作坊还在运转，可是我干什么都没劲了，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每天都在想那六千块钱，想着当初为什么不听秀兰的劝。

秀兰看在眼里，也不多说什么。她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把店照看好，把作坊管理好，把女儿带好。有时候我给顾客算错了账，她就悄悄补上，从不指责我，只在收工后说一句：“早点歇着吧，明天再说。”

直到有一天，老铁匠李师傅来店里找我。他坐到柜台后面，抽了口旱烟，慢悠悠地说：“志远，你打算消沉到什么时候？”

“我没消沉。”我嘴硬地说。

“没消沉？”李师傅冷笑了一声，“你这几天卖了几件衣服？赚了多少钱？恐怕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吧。志远，六千块没了，是人都会心疼。但是你看看秀兰——她为什么不骂你？因为她知道骂你没用，她得撑着你。”

“我……我辜负她了。”

“你知道就好。”李师傅的话总是硬邦邦的，但他说的话正是我最需要的，“振作起来，比你整天抱着悔恨更有用。做生意就是这样的，上当受骗是常有的事，我也被骗过。跌倒了就要爬起来，不是你一个人跌着。”

“可我过不去这个坎。”

李师傅沉默了很久，最后缓缓地说出一句话：“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帮你吗？因为在孙大勇掀你摊位的时候，你没有退缩。一个连孙大勇这种地头蛇都不怕的人，现在怎么就怕了范老头一个小骗子？”

这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是啊，我连孙大勇那样的人也敢交锋，现在却被一个骗子打得精神崩溃。

“我教你一个办法，从明天开始，你每卖出一件货，就感谢一下来买的人。不为别的，就让自己知道买卖还在。做生意的经验，都是命换来的；这次亏了下次就懂了，只要人还在，什么地都可种。”

李师傅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店里坐了很久，直到天黑。我看着墙角的那些假布料，像看一个个被砸碎的梦。可是最终我还是站了起来，把那些假布料挑出了两匹比较结实的，拿回去让秀兰做抹布，或者纳鞋垫底用。其他的，一把火全烧了，付之一炬。

烧布料的时候，秀兰站在旁边，拿着一块比较结实的布头对我说：“志远，我今天称了一下，这些化纤做抹布不太行，但做鞋垫内衬还是可以的，比布头还耐用。”火光映在她脸上，映着她平和的面容。我看见她眼睛里有一点泪光，可是更多的是一种坚定——像一个船夫在风暴中仍然紧紧握着他的桨。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次，“我把你攒的钱全败了。”

“那不是我的钱，是我们的。”她纠正我，“而且你这也不叫败钱，花钱买了个教训而已。以后记在脑子里，比什么都强。”她又补充道，“真的，志远，你没偷没抢，只是不小心上了一回当。”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生出了新的勇气。仿佛疲惫的鞋子再一次被磨平了鞋底，又可以大步走下去。

我一个人在仓库里把那些劣质布料烧了的时候，心里突然想通了一件事：人生跌倒了，头破血流是正常的，能不能爬起来才最重要。而秀兰就是那个始终守在我身边的绳索，在我快倒下去的时候，把我往上拉了一把。

慢慢地，我又找回了干劲。冬至前后，正是需要手套帽子的时候，我靠着库存推销，居然又做了一单可观的生意——不指望大富大贵，只想让账面上的亏损弥平一些，能看到进项，心情也会好一点。

真正扭转颓势的是鞋垫作坊。那年冬天，田淑芬把我们的鞋垫带到了县城举办的一个“乡村手工艺品展销会”上，虽然是临时展览，但产品细实，不像普通机制鞋垫那样硬。结果我们的鞋垫居然在这个展销会上卖出去了四百多双，还引起了县妇联的注意。县妇联支持农村妇女创业，答应给我们一笔扶持贷款，不要利息，期限一年。

“你媳妇真不简单。”田淑芬在电话里对我说，“她一眼就看出了这是机会。”

其实我知道，真正抓住这次机会的是田淑芬。她那么一个有经营头脑的女人，愿意为我们的鞋垫这么奔走，跟当初秀兰用一句话就化解了她的愤怒并开启合作有直接关系。

秀兰待人处世的真诚，正在一点一点地开花结果。

有了扶持贷款，我把店重新装修了一番，又拓宽了进货渠道——这一次没有人敢再卖假货给我了，因为我已经学会了细致的检查流程。我还跟县城其他几家日用百货店建立了联合采购的关系，进货量大了，价格反而更便宜了。

1994年开春的时候，秀兰生下了儿子。比预产期晚了四天，但母子平安。我小心翼翼地抱着这个裹在襁褓里、满脸红皱的小家伙，看着他紧闭的眼睛和蜷缩的小拳头，头一次在激动和感动之外觉得——我他妈的能有多倒霉，连一个骗子都能打得我找到这么好的老婆和孩子。

给儿子取名的时候，我们想了很久。秀兰说就叫“磊”吧，石头垒起来的意思，三个石头叠在一起，稳稳当当的。

“好啊，就叫陈磊。”我同意了。人得稳当才行，一辈子不图富贵，只图踏实。

儿子满月的时候，村里来了不少亲友，我娘又炖了满满一大锅烩菜——猪肉白菜粉条，这是我们老陈家每次庆贺时候的压轴菜。我爹在酒席上喝多了酒，醉醺醺地拉着我不撒手，一直念叨一句话：“好了，好了，都好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终于承认了，他的儿子从不务正业变成了全家人的骄傲；而这一切，如果没有秀兰，根本不可能发生。

可是好景不常在。女儿三岁那年冬天，有一天突然发高烧，农村卫生所治不了，连夜送到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表情凝重，说初步看可能是急性心肌炎。

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天旋地转。

秀兰的嘴唇在颤抖，但她一个字都没抱怨。她紧紧抱着儿子，跟我一起守在女儿的病房外，一宿一宿地不睡，熬红了眼睛，熬裂了嘴唇。等女儿烧退了以后，拉着秀兰的手，女儿虚弱地问：“妈妈，我的鞋垫还没绣完呢。”

秀兰疼了女儿一下，眼泪流了出来。

女儿住院那段时间花了不少钱，家里刚恢复不久的积蓄又被掏空了。但我和秀兰谁也不心疼钱，我们只希望女儿健健康康的，别的什么都不重要。

县城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女儿才脱离了危险。秀兰每天坚持喂她吃药、定时喂她清淡的稀粥，晚上就睡在病房那把硬邦邦的木头椅子上，寒冬腊月，被子都没有带够，冻得瑟瑟发抖。叫她回去多眯一会儿，她摇头，说女儿夜里咳嗽，身边不能没人。

女儿出院那一天，整个冬天第一次出太阳。秀兰抱着女儿站在医院门口厚厚的白雪地上，我抱着儿子，一家四口迎着冬日午后缓缓的阳光，慢慢地走出了医院。我抬头看天空，几只麻雀飞过，它们叽叽喳喳停在一棵落尽叶子的梧桐树上，梧桐树投下来的影子，静悄悄地映着白茫茫的地面。

从那以后，秀兰多了一项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要给女儿轻轻地脱下袜子看她的脚，就像在检查鞋垫是否平整一样。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脚是人的根，根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

我知道，她是被女儿的病情吓怕了，她怕那场病殃及到女儿的根基，所以要日日夜夜地盯着。这个做母亲的，把她所有的牵挂都化在了这一双小脚的抚摸中。

1994年的春天来了，万物复苏，麦苗从土里顶出了嫩绿色的芽尖，整个田野又焕发出生机。我们的店重新开张，作坊也恢复了生产。这一回，我没有再抱着一夜暴富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循规蹈矩地经营着我们的生意。

一天下午，我坐在鞋垫作坊门前的台阶上数账本，秀兰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把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女儿在院子里跟一只黄毛狗追逐，儿子躺在我娘怀里呼呼地睡。夕阳把院墙染成桔红色，地里的人开始收工回村，村道上有人赶着牛车经过。牛脖子上挂着铃铛，当当当地响，配合着晚归人的说笑声，一派太平景象。

“志远，你有没有数过，”她轻声问，“我们经历了多少困难？”

“数不清了。”我说，“从集市那碗馄饨开始吧。”

她笑了，往我身边又靠紧了一点。夜风吹动她的头发，拂在我脸上，痒痒的，香香的。

“你后悔吗？”她又问了这个她总是爱问的问题。

“从来没有。”

“我也是。”她说。

第八章

日子如果能一直这么平静地过下去，该有多好。

可是命运就像一条不肯安分的河，总要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拐个弯，把你撞得七零八落。1994年的夏天炎热而漫长，树上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玉米开始拔节的时候，有一件陈年旧账突然翻了出来，差点让我们家又跌一个大跟头。

那天上午我正和秀兰在店里忙着理货，田淑芬骑着自行车大汗淋漓地跑过来跟我说，有人在李庄找人打听我们，问她到底什么来路。听那伙人的意思，好像是孙大勇的债主。

“孙大勇欠下高利贷跑路以后，他的一些债主找不到他人，就想到了你们。”田淑芬擦着汗说，“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来的消息，说当初孙大勇给了秀兰她爹五百块彩礼，后来虽然退了，但秀兰她爹退的是自己的钱，而孙大勇早就把那笔彩礼花掉了。现在债主们找不到人，就来找我们要这笔钱。”

我听完，冷笑了一声：“孙大勇欠下的赌债，为什么该我们来还？”

秀兰沉默了很长时间。她攥紧了手里正在点数的一沓布料，指关节都发白了。我注意到她肩膀轻微地颤动了一下，但她最终还是镇定地开口，语气平静，但问的问题很直接：“那些高利贷的人数有多少？开多少价？”

田淑芬犹豫了一下，道：“他们说是三千五。”

“三千五？”我不怒反笑，“这些人吃错药了吧。”

“他们倒是不敢明着闹事，毕竟派出所现在正严打民间高利贷，那伙人自己也心虚。但是坏就坏在苍蝇不咬人却膈应人，万一三番五次来店里闹哄哄的要钱，还怎么做生意？”

我沉默了。田淑芬说的是实话。那些人也许不敢动手，可是隔三差五往店里跑一趟，满口脏话地骂骂咧咧，顾客都吓跑了，生意就没法做了。

那天晚上我和秀兰在院子里坐到很晚。月光如水，把院子的地砖洗得银白。秀兰把女儿哄睡了以后，走过来坐到我身边，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靠着我的肩膀。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说话，可是我知道她心里跟我一样沉重。

上次被骗之后，全家好不容易又攒下两千多块的积蓄，难道要白白交出去？可是不交的话，高利贷三天两头上门骚扰，这生意还怎么做？两个孩子正是要花钱的时候，每一天都需要稳定的进项。

沉默了好一阵子，我终于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去派出所。”她轻声说，“把事情跟老张讲清楚。”

“然后呢？”

“老张会有办法的。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如果他们敢硬来，派出所就能收拾他们。”她停了一下，又补充道，“上次那些人来过一次，这次如果再来，我决定不躲了。”

第二天我带着秀兰去镇上派出所找到了老张——就是当初李师傅口里那个能对付孙大勇的老张。老张五十多岁，公安蓝制服洗得发白了，人精瘦，但是眼光锐利得像刀。他听了前因后果，磕了磕烟斗说：“你们不用担心，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要是他们敢到店里来闹事，你就告诉我。我用治安条款对付他们。”

“可是他们人多，万一哪天我们不注意……”秀兰没有说下去。

“那这样，你们两个回去安心做买卖。以后几天，我派两个治安联防员在你们店附近转转，警告他们一下。”老张磕了磕烟灰，“其实这些人也不傻，你们只是一个借口。他们知道不应该来找你们，就是抱着个碰运气的态度。等他们发现硬来没结果，自然会撤的。”老张又说，“高利贷追债有它的季节，时间一久利息越滚越多，他们自己也拖不起。”

老张的分析很准。过了几天，有两个治安联防员在店附近转了一圈，自此那些高利贷的人就再也没有出现。

这让我对秀兰有了一层新的认识。以前的她遇到事，第一个反应是害怕，第二个反应是想办法逃开。可是如今她会主动面对问题、分析利弊，然后用最有效的方式去解决它。她成长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我第一次问自己，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小看了这个女人？我整天在经营营生，觉得自己才算撑起这个家的顶梁柱；可是每一次真正的危机来临时，给出关键建议、拿出主意的人都是她。她不是顶梁柱，她是撑住顶梁柱的那块磐石。

从被骗以后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坚强，那些布料付之一炬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像个男人。可那天骑在自行车上往店里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们之所以没有被骗击垮、没有被高利贷吓倒、没有在女儿生病时崩溃，全是因为有秀兰在那里。像一根定海神针，不声不响，却镇住了所有的风浪。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忽然轻松了很多。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能赚到多少钱、能干成多大的事情，而是身边有一个能在风暴中跟你紧紧握住手的人。而我陈志远已经有了这个人，还有什么可奢求的？

1995年，店里的生意全面走上了正轨。年初，我还清了上次被骗后断断续续欠下的债务，账面上又开始有了盈余。年底核算了一下，除去所有开销，这一年净赚了将近四千块。虽然比不上最辉煌的时候，但在农村已经是顶好的日子了。

女儿的病也慢慢痊愈了，能吃能喝，小脸粉嘟嘟的。儿女双全，虽然生活仍有烦恼，但我和秀兰打心底里感到满足。

这一年，秀兰还提出了一个新想法——教周围村子的妇女学绣花。

“我们前年办作坊那阵子，村里的婶子们挣了不少钱，后来作坊停了，她们又没事做了。”她说，“如果把她们教会了绣花，她们可以在家里做，不用非到作坊来。做好的东西我们帮忙收和卖，抽一点渠道费。”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答应了。不久，“秀兰绣花班”在村里成立了，先期招了十个妇女学员。秀兰每天下午花两个小时培训，材料由店里提供，成品由我们帮忙推销。这成了周边几个村子里妇女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也让我们店的产品线更加丰富。

有一个从邻村来的妇女叫赵小花，四十多岁了，家里穷得叮当响。她学会了绣花之后，一个月能接七八双绣花鞋垫的活，赚个十几二十块钱。虽然不多，但对贫困户来说，这可是雪中送炭。赵小花高兴得不行，每次来交鞋垫的时候都说：“秀兰妹子，真是逢了你这个观世音菩萨。”

每当这时候，秀兰脸上就会现出一种满含温柔的笑容。她从不骄傲，她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因为自己也穷过、困过、走投无路过，才知道那些困苦的人最需要什么帮助。

李师傅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善良的人走到哪里都会发光，就算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发光。”

第九章

1995年秋天，女儿四岁生日那天晚上，我和秀兰做了一个决定：在县城买房子。

这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念头，而是酝酿了很久的计划。女儿已经能数数了，明年就该上幼儿园了。我们想让两个孩子去县城上学，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在乡下读农中、干农活。

可是在县城买房子谈何容易。那时候县城的房子虽然不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几十万上百万，但一套三四十平米的职工房大概要一万三四千块左右。而我们手头的存款只有四千块，离一万三还差得远。

“可以分期。”秀兰提醒我，“县城有个新开发的住宅区，叫纺织新村，原来是纺织厂的职工宿舍，现在对外出售。首付两千块，剩下的可以在三年内付清。”

“三年付清一万多，一个月光房贷就要三百块。”我沉吟着说。

“店里的收入一个月少说有七八百，稳定点刨去批货成本和人工，每个月纯利润四五百还是有的。”秀兰冷静地分析道，“房贷三百，剩下两百够我们一家四口生活。等房贷还清了，房子就是我们的了。”

我说要考虑一晚。其实晚不晚的，我脑子里早就有答案了。能搬去县城，对我和秀兰来说，不止意味着孩子们能上好学校，它更代表了一种夙愿：当年我们开始摆摊就定下的小目标——在县城安家落户，如今终于要触手可及了。

不过我仍有点犹豫。毕竟房贷要背三年，这三年里万一生意出问题怎么办？万一再遇到骗子、高利贷那种麻烦怎么办？万一家里人身体不好又得住院怎么办？这些万一，每一个都让我反复斟酌。

秀兰猜到了我的心思。她轻轻拍了拍枕头，侧过身子面对着我，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把她的脸庞轮廓映得分明。

“志远，想一想我们从那碗馄饨走到现在，哪一步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没有哪次是万事俱备了才开始的。当初你只有四百多块就敢替我还彩礼，现在我们有四千块，怎么反倒害怕了呢。”

她说得对。我这人就是这样，穷的时候什么都不怕、敢打敢拼，现在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反而顾忌多了起来。这大概就是“有了些东西，就害怕失去这些东西”，正常不过，但绝不能让害怕挡住未来的路。

第二天，我去纺织新村看房子。说是小区，其实就是两排红砖楼，一共六栋，每栋四层，楼下有个公共水管，一片水泥空地。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三十八平米，有单独的小厨房和厕所——这在当时已经算不错的居住条件了。

签合同、交首付的那天，秀兰穿了她最好看的那件枣红色灯芯绒裙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办手续的工作人员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周秀兰，户主写我和陈志远两个人的名字。”

那工作人员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微微笑了笑：“现在写夫妻双方名字的还不多。”

“我们做什么都是一起的。”秀兰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十分坚定。

那天晚上，从售楼处回家的路上自行车碰到了一个小水坑，车头颠簸了一下，秀兰扶住了我的腰。晚风从路边收割过的庄稼地里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清香和远处炊烟的温暖。

“志远，你说我们算不算成功了？”

“算走运，不算成功。”我诚实地回答。

“我倒觉得我们已经成功了。”她的声音在风里飘散，“不是赚了多少钱的那种成功，是那种——不管碰到什么坎，我们都一起迈过来了。”

“对。”我笑了，“那就是另一种成功。”

搬进新房以后，日子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女儿上了县城的幼儿园，儿子还小，由我娘照顾。店里生意稳定，房贷也按时还着。每个周末我爹坐班车来看孙子孙女，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有次看到他悄悄放进孙女的鞋子里多给了几块钱的零花钱，我也就明白了。

有一回我娘来新房看我们，把屋子里里外外看了三遍，最后站在唯一的一个小阳台上眺望县城那条主干道上的汽车，感叹道：“没想到咱们家也能住上城里的房子，真是祖坟冒青烟喽。”

那年冬天，李师傅从镇上退休了，把铁匠铺子正式转交给了他的徒弟。他自己住到了县城的小平房里，晚年日子安逸。我和秀兰经常去看他，每次去都带一瓶酒、一份卤菜。四个人——李师傅加上我和秀兰，还有他那个耳朵有点聋的老伴——围着一张小桌吃完饭，聊聊过去那些年的事情，说说孙大勇怎么跑的、范老板怎么被抓的、田淑芬的绣品铺子今年又赚了多少钱。

“我打了三十年铁，在镇上见过的人比门槛上的苍蝇屎还多。但像你们两个这样的，不多。”李师傅举起酒盅，“你们两个是老天爷也给面子，硬是在一块搭成了，比铁打还结实。”

秀兰依偎着我，眼睛弯成了月牙，抿着嘴，笑了。

然而，就在日子似乎越走越顺的时候，生命中的噩耗正在无声无息地逼近——像一头静悄悄的野兽匍匐在湖边，一步一步向水面靠近。那时候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以为漫长的苦日子已经过去了，接下来都是好时光。

其实不是这样的。命运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吃了足够多的苦而怜悯他，它只会一分一秒都不停地往前走，把好事和坏事混在一起，不分先后，打包塞给你。

第十章

1996年春天来得特别早。正月十五还没到，麦地里已经冒出了一层细细的嫩苗，田埂上长着刚出头的荠菜，嫩得能掐出水来。按照往年的规律，这个时候地里还应该结着霜冻才对，可是今年连冰渣子都没见着。

村里的老人说，“正月暖，阎王馋”，意思是正月里反常暖和，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当时只当是迷信，没往心里去。

现在回头想想，我真恨不得那都是迷信。

就是在这年开春，秀兰开始频繁地咳嗽。起初谁也没当回事。春天风大，喉咙干，咳几声很正常。她自己也说多喝水就没事了，照常忙碌着店里的事情。可是过了清明，她的咳声不但没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了，从干咳慢慢变成了伴有痰音的湿咳。

“去看看大夫吧。”我对她说。

“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她笑着摆摆手，“可能春天花粉过敏。”

又拖了半个月，她的精神明显差了。眼圈发黑，皮肤也失去了往日的红润。人没有胃口吃饭，常常坐在柜台后面就发起呆来，手里的针线活做得明显比以前慢了。她做鞋垫本来是飞针走线不含糊，可那段时间绣一朵小小的兰花，手指头要托好几次才能绣好。

我娘注意到了这些变化。有一天吃过晚饭，她悄声对我说：“志远，秀兰的脸色不好，你看不出来吗？明天赶紧带她去看病，不许拖。”

第二天，我硬拉着秀兰去了县城医院。挂了内科，做了胸透、验了血。结果出来后，医生的表情有些凝重，他说需要进一步检查，建议我们去市里的大医院做CT。

那一刻，一种巨大的不祥预感笼罩了我。

秀兰倒是很镇定。她从医生手里接过检验单，仔细看了看那些她看不懂的数据和医学术语，然后把单子叠好放进包里，对我说：“去市里吧。”

到了市中心医院，又做了一系列检查。等待结果的那两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两天。秀兰住在医院的观察病房里，我陪在她身边，白天晚上不敢合眼。

她却反过来安慰我：“别担心，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你觉得老天爷会那么不长眼，在咱们日子刚好起来的时候玩这么一出？”

我希望她说得对，可是心里那块不祥的阴云始终没有散开。第四天，结果出来了。

主治医生把我和秀兰叫到办公室，门关上了，只留下我们三个人。医生姓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大夫，戴着老式的茶色眼镜，说话的语气很缓慢——用一种刻意平稳的、刻意不想让人慌乱的速度。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方医生展开一张CT片子，指着左肺上的两片浓重的白色阴影给我们看，然后说出那个我至今不想重复的病名。两个字，像两把刀子，一刀一刀剐在我的心上。

肺癌。晚期。已经扩散到了淋巴结，手术的风险极大。保守治疗的预后时间只有半年到一年。

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连输液管里的滴答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世界好像被关了音量键，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唯有一个词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回荡——半年到一年。

只有半年到一年。

我坐在那里，四肢冰凉，血液好像凝固了一般，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所有力气。我张了张嘴，可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秀兰的手微微颤了一下，但她很快就控制住了。她看着方医生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道：“那还有多长的寿命？”

方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保守估计，六到八个月。”她叹了口气，“但如果配合治疗，也许能延长一段时间，一年左右。”

秀兰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把片子卷好，放进包里。她的动作很轻，很慢，好像怕吵醒了什么似的。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以后，她站在走廊里，望着窗外那棵新长出叶子的大榆树，良久无语。榆树的枝丫上新叶刚刚冒出来，嫩绿的，小小的，生机勃勃。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有咳嗽的病人、焦灼的家属、小跑而过的护士，而这些嘈杂在她身上投下来的影子是一片死寂。

我想说些什么来安慰她，但喉咙里哽着太多苦楚，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最后反而是她先开口了。

“对不起。”她说。

我愣住了。

“对不起，我大概……要丢下你和孩子们了。”

我终于抱住她，两人相拥痛哭。我们从来没在她面前抱头大哭过，可那天我们都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走廊上路过的护士和病人都看着我们，但我们什么都不管了。眼泪流成了河，怎么止都止不住。

医生说再多的话都没用，那个我已经听不见的世界，只剩下手中的妻子在哭泣的颤抖。

带秀兰回家以后，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爹娘。我娘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号啕大哭。我爹的嘴唇哆嗦了许久，最后红了眼眶对我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放弃希望。”他站起身，把门边挂着的蓑衣披在身上走进田里干活去了。我知道他不是铁石心肠，他是怕再多待一分钟，他那张老脸就绷不住眼泪了。

消息传开以后，村里来了很多人。卖掉过鞋垫的赵小花带来了自家养的老母鸡，说给秀兰炖汤喝。田淑芬从隔壁镇骑车三十多里赶过来，拉着秀兰的手一个劲地哭，说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跟秀兰吵架。

秀兰反而笑了：“有什么好哭的，人都会有一死，早晚而已。”她反过来安慰大家，“这两年日子过得比过去这二十多年都好，够了。”说完她又补了一句，“其实我最对不起的是志远，当初我问他缺不缺媳妇，他好心收留了我，现在我却要半路跑掉了。”

我听到这话，心如刀绞。

从那天起，我开始把店里的事情逐渐交给帮忙的女工打理，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陪秀兰身边。每天早上吃过早饭，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她靠在我的肩上，看着女儿在院子里追逐一只黄色的小鸡，看着儿子在我娘怀里咿咿呀呀地学说话。

“志远，你说咱们家什么时候日子过得最苦？”她有天问道。

“我活了二十五年，最苦的时候，是听说你可能只有半年到一年。”

她沉默了良久，最后轻声说：“其实我很害怕。”

“怕什么？”

“怕你一个人带不好两个孩子，怕你把心里话都憋着不对人说，怕你又做出什么冲动的决定没人拦着你……怕你后悔当初答应了我。”

“不害怕自己吗？”

“不害怕。”她笑了笑，“我又不是没吃过苦。”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忍不住看她。即使她不说话、不笑、不动，只是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抱着女儿轻轻给她梳头发，我也看不够似地想多看几眼。我觉得她的双手、她的眉毛、她低头时露出后颈的一小截发丝，我都想用眼睛刻在脑海里。

五月中旬，秀兰住院了。抗癌治疗很痛苦，她瘦了很多，头发也掉了一大半，可是她始终没有在我们面前掉过一滴眼泪。女儿来看她的时候，还会从床上努力挤出一个苍白的笑容，给女儿拍背问她幼儿园学到了什么。

有一天夜里，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她突然跟我要了一面镜子，对着镜子看了一会儿，然后用虚弱的声音说：“志远，你说你当初缺媳妇，我帮你补上了。可是现在我坑了你，不该让你承受这些。”

“我不准你这么说。”握住她的手，掌心里她瘦弱的手指像随时会化掉一样冷，“这不是坑人，你从来没有坑过我。不要再胡思乱想这些话。”

那天晚上，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敲在玻璃窗上，一支一支的雨声在诉说着生命不可挽回的步伐。

秀兰靠在我肩头闭上眼睛睡着了，她的呼吸很浅，像一片风中飘零的羽毛，似乎随时都会飞走。我看着她那张被病魔消磨得苍白消瘦的脸，想起了一切——想起初中教室里我掰开半块杂粮饼子递给她，想起集市上那个满面通红说出惊人话语的姑娘，想起馄饨摊子旁她掉在桌上的眼泪，想起那个在石磨旁给我倒一杯热茶水、月光下抱住我的她。

想到这里，泪水无声地从我的脸上滑落。那泪水落在她的肩膀上，又滑进薄薄的白被子里，被棉花吸干了，什么也没留下。

这辈子，我最在乎的人，来了又半截就要走了。

第十一章

七月初六，她陷入昏迷。

八月十二，她撒开人间紧握的手。弥留之际，她只说了短短的一句话：“志远……好好带大孩子，别让他们像咱们以前一样吃苦。”

我忍住泪，点点头。把女儿的小手放进秀兰的手心里，她似乎感觉到了，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那个浅淡的弧度，跟当年在老街馄饨摊子上我第一次看见她笑的时候一模一样。然后她合上了眼睛，再没有睁开。

那日是立秋之后的第五天，夏末初秋的午后。院里的枣树结了满枝的青果子，风吹来，树叶沙沙地响着，像有人在发丝间轻轻叹息。

岁月失去了一抹最明亮的色彩，我失去了那个当初红着脸问我“还缺媳妇不”的女孩。

尾声

秀兰走后的第二年，我把店从镇上搬到了县城，就在我们买的那间纺织新村的楼下，一间很小的店铺，卖日常杂货和手工艺鞋垫，继续做着她生前最喜欢做的事。

李师傅逢人就说：“志远有出息了，可是老了他肯定会后悔当年没跟秀兰再多说几句话。”

田淑芬说她把这句话跟秀兰说过，秀兰的回答是：“不要紧，该说的话我都放在鞋垫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