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张桂兰，今年六十二岁，大半辈子都在黄土里刨食，风里来雨里去，没想到老了老了，还会被人嫌弃成那样。那天我从儿子家出来的时候，天上还飘着小雨，我提着那个花布包袱，站在陌生城市的路边等公交，口袋里的手机震个不停。我知道是谁打的，我没接。一共三十七个未接来电，每一个都像针扎在心里头，针针见血。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儿媳妇放下筷子，端起碗来看着我，脸上的表情说不上嫌弃也说不上厌恶，就是那种客客气气的陌生，像是看一个不太讨喜的远房亲戚。她就说了四个字：“妈，你走吧。”
我当时还以为自己听岔了。我看了看儿子，他低着头，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就是不敢抬头看我。我又看了看儿媳妇，她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好像刚才说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轻描淡写。
我坐的椅子是那种带扶手的餐椅，我握着扶手的手慢慢收紧了。我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一个字来。满桌子菜还冒着热气，红烧肉是我今天一早起来炖的，炖了将近三个小时，就想着让他们——也让我的小孙子尝尝我这些年学的手艺。可那一瞬间，嘴里的东西怎么也咽不下去了。
儿媳妇又说了一句：“您也知道，家里就这么大，小宝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开销越来越大。我和小军两个人的工资根本应付不过来，家里添一个人，各方面都得花钱。”顿了顿，她又接了一句，声音不大，语调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是钉子，“再说了，您在这住着，我们婆媳之间难免有矛盾，到时候大家都难做。”
她又环顾了一下家里的摆设，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那台新买的五十五寸大电视上，话锋一转继续说：“而且我跟小军都是一线城市的土著，以前在城里就有房子，小军买房他家没出一分钱，都是我们家贴的钱。妈您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农村，也没给过我们什么补贴。说实话，我们压力也大。”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没有撕破脸皮，却又把所有的意思都摊在了桌面上。我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我转头看了儿子一眼，他始终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像是面前的不是我，而是一个他不认识的陌生人。
我没有让她再说下去。我放下筷子，把嘴里的东西咽了，站起身来，轻声说：“好，妈知道了，妈这就收拾东西。”
儿媳妇没有说话，儿子也没有说话。小孙子小宝倒是在旁边仰着小脸问我：“奶奶，你要去哪里呀？”
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脸，瘦瘦的，软软的，和他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我说：“奶奶回老家，奶奶家里还有菜园子要浇水呢，过阵子再来看你。”
小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转过身走向那间朝北的小房间，那间我住了不到两个月的小房间。这间房间常年见不到太阳，衣柜里头有一股霉味，我带来的衣服就塞在里头。窗户对着天井，连风都吹不进来，白天都要开着灯才能看清东西。可就是这样一间屋子，我也没能住下去。
第一章 进城之前
现在想起来，一切都要从接到那个电话说起。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我记得清楚得很，因为那时候院子里的柿子刚好熟透了，金黄金黄的挂在枝头上，好看极了。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看那些麻雀飞来飞去，啄掉落的柿子，心里头说不出的落寞。
老伴走了两年多了，走得突然，没给我留下一句话。那天早上他还去镇上赶集，回来的时候骑着那辆旧三轮车，车斗里放着刚买的几斤排骨和一捆芹菜，说是明天给我露一手，做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结果下午人就没了，脑溢血，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
从那之后，这个家就剩下我一个人。
儿子叫张勇，在大城市里安了家，儿媳妇叫赵雅茹，是他的大学同学。他们结婚也快六年了，孙子小宝今年五岁，在城里上幼儿园大班。儿子在城里一家企业做销售，听他说收入还不错，但我从来没有问过具体多少。儿媳妇在一家教育机构当老师，两口子日子过得忙忙碌碌的。
我不是没有想过进城去跟他们住。前两年，村里有好几个老姐妹都被儿子接走了，走的时候大包小包的，脸上带着笑，一副要进城享福的样子。我那时候还跟她们开玩笑说，等着我也进城去，咱们到时候在城里头跳广场舞。
可那些老姐妹进城之后，我跟她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她们都说很好，可我也能感觉到，那语气里头，好像少了点什么。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我每天早起给院子里那些花花草草浇浇水，去菜园子里拔拔草，中午一个人随便对付一顿，下午要么去村口的供销社买点东西，要么在家看看电视。冬天最难熬，天黑得早，六点多钟屋里就黑透了，我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电视开到最大声，也不看，就图个响动，好像屋里多几个人似的。
村里跟我年龄相仿的女人大多都搬走了，剩下的那些要么是跟着儿子住不惯自己跑回来的，要么就是儿女根本不管的。我没跟她们说太多，怕给人家添堵，也怕自己听到什么不好的故事心里头不舒服。
那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剥玉米，手机突然响了。是儿子发来的视频通话。
我赶紧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接起来。屏幕里头，儿子和孙子两张脸挨在一起，笑眯眯地看着我。
“妈，你吃饭了吗？”儿子问我。
“吃了吃了，今天煮了点小米粥，煮了个鸡蛋，挺好的。”我说。
“奶奶，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孙子扯着嗓子喊。
我眼睛一下就酸了，赶紧擦了擦，说：“奶奶也想你，等过阵子奶奶去看你，给你带好吃的。”
儿子看了看孙子，又看了看还在厨房忙活的儿媳妇，压低声音说：“妈，我跟雅茹商量过了，要不你别一个人在那待着了，来城里住吧。小宝说他特别想你，他天天念叨你。”
我愣了一下，没有马上回答。说实话，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件事，可我又怕过去了打扰他们的生活。年轻人的日子跟我们不一样，我这一身农村气息，衣服老土，说话大嗓门，上完厕所老忘冲水，吃饭吧唧嘴，煮菜放油多盐多味精重——这些毛病，我自己心里头都有数。
“你媳妇同意吗？”我问。
儿子笑了，说：“就是雅茹提出来的，说您一个人在老家我们不放心。妈，您过来帮我们带带小宝，我们上班也安心。雅茹说她妈那边顾不上，家里缺个老人照看孩子。”
我还是有些犹豫。
儿媳妇在里头好像听到了什么，走到儿子身边，笑着说：“妈，您就过来吧，我们这边房子是三室的，房间都给您收拾出来了，朝南的，阳光可好了。您来了之后，我们一家人才算真的团圆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头那块石头才算是落了一半。我想了想，说：“那妈收拾收拾，过两天就过去。”
挂了视频，我坐在院子里想了很久。窗外的天已经快黑了，远处的鸡在打鸣，村里的狗叫唤着，一切都是熟悉的模样。说实话，心里头是有些不舍的，这房子虽然旧了，但这毕竟是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每个角落都是记忆。
可我又想，人老了不就图个儿孙绕膝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万一哪天摔了磕了，连个知道的人都没有。老伴走了之后，我越来越害怕这种孤独，白天还好，到了晚上，那种说不出的凄凉就会把人裹得紧紧的，透不过气来。
我去找了村长的老婆王婶，跟她说了我要进城的事。
“哎呀，好事啊！”王婶拍着大腿说，“你跟儿子享福去，多少人求之不得呢！你去了好好给小两口带带孩子，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多好！”
我说：“我就怕我住不惯。”
王婶摆摆手说：“有啥住不惯的，城里什么都有，又暖和又干净，比咱这农村强多了。你是没享过那个福，等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听了，心里这才踏实了一些。
走的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把院子里那些花都浇了水，把菜园子的门关好，又去老伴的坟前烧了纸，给他磕了三个头。
“老头子，我要进城跟儿子住了，你一个人在这好好的，有什么缺的托梦给我。”我说，声音有些哽咽。
一阵风吹过来，坟头的那棵歪脖子树摇了几下，好像是他在跟我点头一般。
儿子开车来接我的时候，看到我站在门口，大包小包地提着东西，有些无奈地说：“妈，您就带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城里什么都有，不用带这么多。”
“这萝卜干是我自己腌的，城里买不到。”我说，“这坛酸菜也是你最爱吃的，我给你带上。还有这壶胡麻油，我自己种的胡麻榨的，香得很。”
儿子看着我手里一个又一个的塑料袋，一个又一个的编织袋，叹了口气，一边帮着往车上搬，一边嘴里念叨着少带点多带点的。孙子坐在车里，探出脑袋冲我喊：“奶奶快上车，我的玩具都给你准备好了！”
我上了车，回头看了一眼那扇旧木门，门上的春联还贴着，去年过年的时候贴的，红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我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这一去，可能没那么简单。
第二章 住进城里
到了城里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儿子住在城东一个叫锦绣花园的小区里，小区的大门气派得很，门口停着好多车，保安穿着制服朝我们敬了个礼。我跟着儿子进了电梯，孙子在我身边蹦蹦跳跳的，他的小脸上全是笑。
电梯到了十一楼，儿子掏出钥匙开门。
门一打开，我就愣在了门口。
这房子可太大了。客厅里铺着浅灰色的瓷砖，地板上光可鉴人，我低头一看，都能照见我脸上的皱纹。沙发又大又白，茶几上摆着鲜花和一盘洗好的水果，墙上挂着一台大电视，得有我家那个的三四倍大。天花板上的灯是水晶的，亮闪闪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灯。
儿子领着我往里走，说：“妈，您的房间在这边。”
他推开一扇门，带着我走进去。房间不算大，但比我家的那间主卧还要大，里面摆着一张铺好了床单的大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窗帘是淡蓝色的，整个屋子亮堂堂的。
“妈，您先歇着，我去帮雅茹做饭。”儿子说完就出去了。
我站在房间中央，有些手足无措。不是因为没有地方落脚，而是这地方太干净、太漂亮了，我总觉得自己身上那股子农村的土气会把这地方弄脏。
我把包袱放在床脚，一个人坐在床边，手不知道往哪儿搁。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外头去。
儿媳妇赵雅茹正在厨房里忙活，灶台上摆着好几个锅，油烟机响着，她用铁铲在锅里翻动着食材，动作熟练又利索。我靠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些恍惚。这就是我儿媳妇啊，一个我了解得并不多的女人。
儿子拉着我坐到沙发上，又给我倒了杯温水，递到我手里说：“妈，您以后就在这住下了，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我点了点头，心里头暖暖的。
饭桌上摆满了菜，儿媳妇炒了好几个菜，有鱼有肉，还有一道虾仁蒸蛋，说是专门给孙子做的。她把菜一道道端上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穿了件围裙，头发扎了起来，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妈，您尝尝我的手艺，看合不合您的口味。”
我夹了一筷子鱼肉放到嘴里，鱼肉又嫩又滑，鲜得很。我咂了咂嘴说：“好吃，好吃，雅茹手艺真不错。”
孙子在一边说：“奶奶，你吃这个，我妈妈做的红烧排骨最好吃了。”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又夹了一块排骨。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儿媳妇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说：“妈，您以后就在这住下了，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需要的您尽管跟我说。不过，有些事情还想跟您商量一下。”
“你说，你说。”我赶紧说。
“您看啊，我们这边房子是贷款买的，每个月要还七八千的房贷，小宝的幼儿园学费一个月三千多，再加上家里的日常开销，说实话，压力也挺大的。”她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我的眼睛，语气不急不慢的，“我听小军说，您一个人在农村也没什么收入，就靠老伴留下的那点积蓄过日子。我得跟您说清楚，您要是来住呢，我们供您吃住没问题，但额外的开销可能就顾不上了。您要是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您自己手头得准备着。”
儿子在旁边听了，连忙说：“雅茹，别这么说话，妈才来第一天。”
儿媳妇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端起碗来吃饭。
我赶紧说：“没事没事，妈心里都有数。你们放心，妈不会给你们添乱的，你们只管忙你们的，家里的事妈能帮的尽量帮。”
我心里头其实有些不舒服，但很快就压下去了。我想，人家说的也是实话，小两口过日子确实不容易，我在人家家里白吃白住的，确实应该知趣一些。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碗筷，儿媳妇不让我洗，说“您去歇着吧，厨房的东西您也不太会用，别碰坏了”。
我又一次被噎住了，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回到房间去坐了。我坐在床上，掏出手机看了看，有王婶发来的消息，问我到了没有。我回了两个字：“到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张床太软了，和我在家里那张窄窄的硬板床完全不同。我侧过身子，眼睛看着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挂在楼房的后面，亮堂堂的。
我忽然想起了老伴。他走了之后，我常跟他说心里话，这回也一样。我心里说：老东西，你要是还在就好了。你要是还在，我们就一起待在那老房子里，哪也不去。
可是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感觉自己像是一片落叶，被风吹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里，不知道会落在哪里。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
刚到城里那几天，我还挺新鲜的。早上起来，儿子和儿媳妇去上班，孙子去幼儿园，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我看看电视，收拾收拾屋子，日子也算安稳。
我把菜园子里带来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搬进了厨房和冰箱。萝卜干用塑料袋装好了塞进柜子里，醋坛子搁在角落头，酸菜坛子放在灶台底下。我还把那壶胡麻油从包袱里小心翼翼地取了出来，放到柜子里头，生怕摔了。
有一天，儿媳妇下班回来，打开冰箱的时候忽然皱了皱眉头。
“妈，这是您带来的萝卜干？”她拿着一袋萝卜干，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
我说：“嗯，市面上的东西不干净，我自己腌的，放心吃。”
她说：“这个味道有点重，放在冰箱里，冰箱里别的东西都有味了。妈，要不您把这个收起来，不要放冰箱了。”
我心里头有些不是滋味，但嘴上还是说：“行，妈不放了。”
其实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我炒菜习惯把锅铲弄得哗哗响，那天炒菜的时候动静大了一点，儿媳妇就从客厅走过来，探出半个身子说：“妈，这锅是涂层的不粘锅，不能用铁铲子划，也不能用钢丝球刷。”
我当时没在意，“嗯”了一声，继续炒。
吃晚饭的时候，儿子说：“妈，那个锅……”
“我知道，我用那个木铲子炒的，没用力划。”我说。
“但还是有划痕了，妈。”儿媳妇放下筷子，脸色不太好看，“妈，那个锅花了两千多块钱买的，也就用了几个月，您以后要多注意一下。”
我当时手就哆嗦了一下。两千多一个炒菜锅？我家的铁锅才买了六十块钱，用了七八年也没坏过。
我低下头，拨拉着碗里的饭，说：“好，妈记住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心里头堵得慌。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没错，那些规矩我确实不知道，可那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感觉，让人喘不过气来。
第三章 那些被嫌弃的日子
住到第三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都觉得刺心的事。
那天早上，孙子刚起床，跑到客厅玩他的小火车。他最近感冒，鼻子有点塞，鼻涕流得厉害，小脸都擦花了。我就拿了张纸巾，蹲下来帮他擦了擦鼻子，然后顺手把纸巾扔进垃圾桶。
我站起身的时候，孙子的鼻涕又流下来了，顺着上嘴唇往下淌。我下意识地用大拇指和食指帮他捏了一把，顺便往旁边甩了一下，想甩到阳台的花盆里。农村人没什么讲究，这种事情我天天做，在老家没人会说三道四。
甩完之后我看了看自己的手指，上面还沾了一点，就伸到水龙头底下冲了冲。
我正准备转身，看到儿媳妇站在客厅门口，一只手端着一杯水，另一只手拿着手机，看着我的眼神就跟看怪物似的。
“妈，你刚才在做什么？”她的声音不大，但那种冷冷的味道，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小宝鼻涕多，我帮他擦擦。”
“你用手擦？”她几乎是喊出来的，“你用手帮他擦鼻涕，然后还甩到花盆里？”
她放下水杯走进来，在我和孙子之间站住了。孙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瞪着一双大眼睛仰头看着她的脸。
“妈，我求你了，我家里的东西你别这么糟蹋行不行？小宝感冒了，病毒本来就多，你要是嫌费纸，你就说，咱买得起。你这是做了些什么？你手上沾了细菌不洗手，还伸到花盆里，那花是我养了好几年的，你看看那土上都是什么？”
她的语气越来越急，脸涨得通红。我站在那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一样，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搁。
“妈也不是故意的，这不是怕浪费纸吗。”我说。
“怕浪费纸？”她冷笑了一声，“超市里一包纸巾才多少钱？您就不能爱点干净吗？您看看您自己，从农村带来的东西，萝卜干酸菜，把厨房都熏得一股味儿。您自己的碗筷能不能不要和我们混着用？您睡觉的时候，窗户开着，风对着我爸妈的卧室吹，他们的风湿受不了。”
我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她一次把这么多话都倒出来，就像一口锅，盖子揭开，里头的东西全涌了出来，满满当当的。我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儿子听到声音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我赶紧低下头，擦了擦眼角，想要躲回自己的房间里去。
“妈，雅茹她说得有些过了。”儿子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儿媳妇转过头去看着儿子，语气像是在交代一件事：“张勇，你别在这里当好人。我说的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不说出来，你妈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规矩？城里跟农村能一样吗？”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往下淌。
我擦了擦眼泪，对孙子说：“小宝乖，奶奶去屋里坐一会儿，一会给你做好吃的。”
然后我低着头快步走进了那间朝北的小房间，把门关上了。
我坐在床边，眼泪怎么都止不住。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头说不出的苦。老伴啊老伴，你要是还在，我何苦受这个罪？
没一会儿，儿子敲了敲门，端着一杯水进来。他坐在我旁边，低着头，一副为难的样子。
“妈，雅茹她脾气就是那样，没有什么恶意的。她就是从小在城里长大，有些事情跟她讲不通，您别往心里去。”他小声说。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瘦了，下巴尖了一些，眼角也有皱纹了，像是沧桑了不少。
其实我不认识他了。我说的不是长相，而是语气里面那种为难的样子。他夹在我和他媳妇中间，像一堵墙，风吹过来的时候，一边的脸是冷的，另一边也是冷的，两头都不是人。
我点了点头说：“妈没事，妈就是想家了。你别担心，你跟雅茹好好过日子，妈不会给你们添乱的。”
儿子张了张嘴，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拍了拍我的手背，起身出去了。
我看着他走出去的背影，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想哭哭不出来。
那段时间，我开始留意各种细节。
我发现家里的餐桌上，我坐的那个位置——挨着厨房门口的那个角落，我坐的那个椅子，椅垫总是被叠起来放在一边，好像我不是家人，只是个临时来借住的客人。
我家里的东西，从带来的碗筷、饭盒，到日常生活里的一点一滴，都被刻意地与这个家割裂开来。
我去上完厕所，总是习惯性地回头看一眼，确认冲干净了没有。因为在儿子家的几十天里，儿媳会不厌其烦地跟在我身后进卫生间，用手摸摸马桶圈是不是干的，有没有尿渍。然后她会从里头走出来，语气不善地问一句：“妈，你刚才是不是忘了冲干净？或者冲了厕所之后，有水滴出来没擦？”
还有一回，我做了孙子最爱吃的土豆炖牛肉。我特意去菜市场买了好肉，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炖，小火慢炖，两个小时才做好。
那天，儿子和儿媳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和孙子正在沙发上吃薯片。儿子本来跟我有说有笑的，进门之后刚好看到孙子身上稀稀拉拉粘的碎渣，和茶几上横七竖八的零食袋子。
儿媳妇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妈，我不是跟您说过，小宝饭前不能吃零食吗？饭吃完了再吃，不然他不好好吃饭。”
我赶紧把孙子手里的薯片袋子收走了，说：“妈知道了，以后不给了。”
她叹了口气，转身走进了厨房。不一会儿，里头传来了开盖的声音，然后就安静了。过了差不多五分钟，她在里头叫了一声：“张勇，你过来一下。”
儿子进去了，我当时还在客厅收拾东西，没太在意他们说什么。两人在厨房里待了好一阵，能听见里头窸窸窣窣的，像在翻什么东西。
过了一会儿，儿子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土豆炖牛肉，轻轻放在茶几上。他的表情有些别扭，看了我一眼，又移开视线，低头跟孙子说，让他慢慢吃。
儿媳妇从厨房里跟出来，拿了一个单独的碗，是家里最小的那个碗，蓝边，小白花，那是平时专门给孙子用的小碗。她盛了一些牛肉和土豆在里头，又把锅里的饭菜装到保鲜盒里，盖上盖子放进了冰箱。她走进来坐在餐桌旁边，指了指茶几上的大碗说：“妈，您今天做了这么多，但是小宝一回家先吃零食的话，肚子已经不饿了，我们大人呢也想吃点别的。要不这样，以后您给小宝单独做一份，再给我们做一份。”
我当时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一口锅里分了，何必还要分成两个锅？”我说。
儿媳妇脸色沉了下来，说：“这是为了卫生。”她说话的声调没有拔高，但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人没办法反驳。
我没有再说什么。从那之后，家里煮菜就开始分锅了。不是一直分，而是看情况。有时候是我炒完了一锅，盛到两个碗里，她自己倒到锅里重新回炉一下，有时候是直接一个灶上架两口锅，一口是我的菜，一口是她和她爸妈的菜。
没过几天，她又买了一台新的消毒柜。
那天，快递员把这东西送上门来，儿媳妇指挥着儿子搬进厨房。她把每个碗、每个盘子、每个杯子都用开水烫了一遍，然后挨个放进消毒柜。
我跟儿子蹲在旁边帮忙，两个人拾掇着。她坐在椅子上吃水果，头也没抬地说：“妈，您的碗筷从明天开始自己分开洗，用完了放这边。”
她说那边的时候，伸手指了指厨房最角落头的微波炉旁边，那个没有人去的角落。
我还以为听错了，放下手里正在擦的碗，看着她。
她从果盘里拿起一颗提子，放进嘴里嚼着，慢慢吞吞地说：“妈，我没有别的意思。您用的碗筷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家里一些生活用品的用法习惯我也不方便跟您解释太多，很难沟通清楚。您自己用自己洗，大家都省心。”
那天的太阳正好从窗外照进来，照在她身上，她穿着家居服，头发放下来。我当时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低头继续擦碗，不敢让她看到。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待不下去了。不是因为她的嫌弃和疏远，而是因为我怕自己待久了，连最后那点体面都保不住了。
第四章 饭桌上的那顿饭
可是，让我彻底下决心的，还是那顿饭。
那天是周六，孙子的幼儿园补课，下午三点多才放学。儿子和儿媳妇难得都在家，正好是个休息日的早上，一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儿媳妇跟儿子说，下午带孙子去公园玩一下，好久没带孩子出去了。
她看了我一眼，好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妈，正好，今天您在，晚上您来做饭吧。好久没吃您做的农家菜了，刚好让我爸妈也来吃顿饭，他们正好这两天在我们家住着。”她说起她父母的时候，语气比跟我这个婆婆说话要亲昵得多。
我当时心头一跳，一层的灰落下来，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你爸妈要过来？”我问。
“嗯，在后天，我跟我妈说好的。”她靠在沙发上，自顾自地玩着手机，都没抬眼看我。
我想了想，说：“那行，妈来做。妈在老家做的炉馍好吃，你爸妈应该会喜欢，雅茹你说呢？”
她这才把手机放下，看了看我，但并没有接话。
到了下午三点多，儿子去幼儿园把孙子接了回来。我也开始忙活起来。
我从冰箱里拿出排骨解冻，又洗了青菜，切好葱姜蒜。菜市场离小区不远，走路十几分钟就到，我又跑了两趟买足了食材。一瓶醋，一壶酱油，半斤香菜，要烙那个炉馍得用白面、葱花、热油，该买的都买齐全了。回的时候，顺便又到菜市买了二斤五花肉，今天的红烧排骨要做一份，红烧肉也得烧一份，他们城里人可能觉得太油腻，但农村人就这个做法，油多不坏菜。
我把五花肉切成块，一块有一指宽，排骨用盐和姜丝腌上，把面和好，醒着。
儿子走进厨房，靠在一侧的门框上看我忙活。他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让我心疼的话：“妈，这些你在老家做就行。今天爸妈过来吃，他们不习惯太油腻的，还有，雅茹说了，饭桌上不要说太多太闹的话，她爸喜欢安静。”
我当时正在切葱的手停了一下，没有看他。我的心里头像是有什么东西碎了一个口子，但我没有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都准备好了之后，亲家母和亲家公果然到了。儿媳妇迎上去跟她妈说话，软声软语地聊着，又是挽着胳膊，又是并肩坐沙发的。亲家公跟在后面，头发打理得很精神，穿着一件整洁的夹克，皮鞋擦得发亮。他冲我点了点头，说一句“您就是张勇的母亲”，然后就没有再多看我一眼。
我在厨房里把饭菜一道道端上桌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已经坐满了餐桌。亲家公坐在靠窗口的那个位置，主位，亲家母挨着他坐。孙子让亲家母抱在腿上，儿媳妇坐在亲家母旁边。儿子坐在儿媳妇的对面，唯独没有我的位置。
我端着那碟排骨走到桌边的时候，才发现这里头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看了儿子一眼，他低下头没敢跟我对视。我又看了看儿媳妇，她正低头跟孙子说话，好像根本就没注意到我。
“你们先吃，妈一会再过来。”我说，把排骨放在桌上，转身想要走回厨房。
儿媳妇抬起了头，看了看我，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妈，你先别吃了，等我们吃完了你再过来。”
那话说完之后，她自己好像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她低头给孙子夹了一筷子排骨，嘴里说：“小心烫，慢慢嚼。”
我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记得自己的两只手一下子凉了，浑身像被冷水浇透了一样。不是外面下雨了，是我心里头在下雨，雨大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
我站在餐厅和厨房之间的那道门槛上，一只脚跨进门槛里，另一只脚还在门槛外。我看着满桌子的饭菜，看着亲家公和亲家母挨个入座、动筷子、夹菜、喝汤，看着儿子低着头不说话，看着孙子吃得满嘴油。
他们一家五口人围坐的画面，像一幅温暖的家庭画，可惜画里的人没有我。
那个从来在里面的人，是我用半条命养大的儿子，是那个曾经在我怀里吃奶、在我膝头撒娇、背着我缝的书包去上学的孩子。现在他正坐在那个女人和她父母中间，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我站在那道门槛上，进退两难。
他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动了几下，是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往事。我记得他三岁那年得了急性肺炎，半夜发高烧到四十度，浑身上下烫得像一团火。老伴不在家，我一个人背着他在黑灯瞎火的山路上走了十几里路去镇上的卫生院。走到半路上，山路陡，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脚底一滑，膝盖磕在石头上磕破了皮，血顺着裤腿往下流，疼得我龇牙咧嘴。但我咬着牙爬起来，把他搂得更紧了一些，一步一步地继续往上走。那时候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儿子不能有事，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根苗，我不能让他出事。
我想起他六岁那年，我喜欢在农闲的时候拉着他的手去镇上赶集。那时候他穿一件蓝色的罩衣，是我在集市上给他买的，罩衣的口袋里总是塞着两颗糖，一颗他自己吃，另一颗他说是留给奶奶的。那时候日子虽然穷，但过得有盼头，靠那几亩地的出产过日子，虽然紧巴，但这种紧巴里头有甜，有指望，有笑容。
后来他考上大学那年，村里的鞭炮响了半个钟头。那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全村人都来贺喜。我宰了两只鸡，炖了一锅汤，请了村长和支书来家里吃饭。他那天穿着一件白衬衫，站在院子中央，冲着满院子人笑。那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我心里头觉得这辈子值了，我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值了。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知道。但是“孝顺”这两个字，在生活的挤压下，会慢慢变形的。先把棱角磨圆，然后被攥在手心里，最后变成一粒灰尘，连影子都藏不住。
我站在门槛上愣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厨房的。我只记得我端着那个蓝边白花的小碗，小碗里头盛的是中午吃剩下的米饭，米饭上面盖着他们中午吃剩的菜，菜已经凉了。我靠在灶台边，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米饭，米饭硬邦邦的，没有多少温度，但我嚼着嚼着，愣是没有尝出什么味道来。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前两天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遇到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农村老太太，她也是来城里看儿子的。她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说儿子上班太累了，买点花生米回去炸一炸给他补补。
我说：“你好福气啊，儿子在城里安了家，你以后就有依靠了。”
那个老太太红着眼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说：“什么福气不福气的，就是换个地方伺候人呗。在老家伺候他们爷俩，进城了伺候他们一家三口。比在老家还累，老家那个灶台好歹还是我自己的。”
我当时没当回事，觉得这个老太太说话太悲观了。现在想来，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都是实话。这把年纪了，谁还不会说几句真话呢？
我在厨房里站着吃完了那碗凉掉的米饭，端着空碗站在水池边，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哭了。但我不敢放声哭，我怕他们听见。我把水龙头开到最大，用哗哗的水声盖住我的哭声。
第五章 那个纸箱子
吃过饭之后，儿媳妇和她母亲、父亲在客厅坐着聊天。我收拾了碗筷，将灶台也洗干净。一切收拾完之后，我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翻来覆去地想，想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是星期天，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家。吃完早餐，儿媳妇忽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妈，对了，我昨天忘了跟您说了，您那个房间我们后天要重新装修一下。小宝慢慢长大了，以后要自己单独住一个房间。这间房子现在是书房，总不能一直让小宝挤在主卧里不独立。所以后天我妈找了个装修队，来看看墙面粉刷和书柜拆除的事情。您的东西可能得暂时先搬出来，到储物间放几天。”
她说的那个“储物间”，我知道。进门右手边第一个门，进去之后有一个窄长的小房间，不足四平米，堆满了各种杂物——纸箱子、旧电器、儿童玩具的包装盒子、几年不穿的旧衣服，灰尘厚得一脚踩下去能留下鞋印。那个小房间里没有窗户，一把钥匙插在门上，儿媳妇平时从来不去，连小宝都嫌脏，不愿意进去。
而那个“后天”，算一下，也就是周一，后天。那是亲家母和亲家公过来小住几天的日子。
他们来要占我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有爸妈要尽孝，我不能拦着。可是，她跟我说的不是“我妈要过来住几天，您先跟我妈凑合几天”，而是“要重新装修你那个房间”。这个谎话说得实在是太敷衍了，连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我没有接话，因为我怕我一开口就会忍不住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那天下午，儿子去超市买东西了，儿媳妇在客厅陪孙子下棋。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坐到床边发了很久的呆。
窗帘拉着，阳光透过来，把房间照得微微亮。我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那盏灯，是个普通不过的白炽灯泡，不值什么钱，但这个时候看它，觉得特别亲切。人和东西处久了都是有感情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我忽然决定要做一件事。我从被子底下摸出手机，给王婶发了一条消息。我告诉她我明天准备回去，让她帮我照看一下老房子。顺便让她帮我查一下从城里到我那个镇上的长途客车班次和票价。
王婶很快就给我回了消息，她把班次和票价发过来了，又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城里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没有回复她。我把手机攥在手心里，一个人又坐了许久。
我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日子苦，饭都吃不饱，一件棉袄穿七八年，补丁摞补丁。但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委屈，什么叫憋屈。我心里头只有一个念想让儿子读书，读出去，读到大城市里头去。
后来我真的把他供成了大学生，供他读了四年书，供他娶了媳妇，买了房子——虽然我没帮上什么忙，但我想着，我这一辈子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老伴走了之后，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儿子，而儿子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好儿子，一个有出息的儿子。
可是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一切都变了。不是儿子变了，而是生活的变化太快，我跟不上。他有了自己的小家，有了妻子孩子，有了岳父岳母，有了他不得不背负的责任和压力。我在他生活中的位置慢慢缩小，像一个面团被揉进了面缸里，越揉越小，最后连一点痕迹都不剩。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到客厅倒水喝，经过餐桌的时候，看到餐桌上散落着几样东西——孙子的画笔、一袋没吃完的饼干、还有一本儿媳妇的笔记本。笔记本翻开的那一页，只写了几个字：“妈要过来住三天。”
没有指代，只有一个“妈”字。当然不是喊我。
第六章 儿媳的四个字
第二天是周一。亲家母和亲家公昨天没来，说是临时有事改到今天下午。一整个上午，家里都安静得很。儿子去上班了，儿媳妇送孙子去了幼儿园，出门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妈，中午您自己做饭吃，我可能不回来”。
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把每间房都仔细收拾了一遍。客厅的地板拖了一遍又一遍，厨房的台面擦得能照见人影，阳台上养的那些花花草草也都浇了水。
收拾完之后，我走进自己那间朝北的小房间里，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没有多少东西。一个花布包袱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个塑料袋里放着那壶胡麻油，还有那个醋坛子和酸菜坛子。其他东西都是儿子的家用物品，我一样都没动。
我蹲在床边，把包袱打了个结，又把胡麻油的塑料袋扎紧了，防止漏油。弄好之后，我坐回床边，看了一眼这个小房间。
住了几十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现在看来，它不是我的“家”，它只是儿子家的一间暂时让我安身的、朝北的房间而已。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手里提的包袱和东西没有变多也没有变少。可是和来的时候比起来，心里头却多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下午两点左右，儿子回来了。他手里提着一袋子菜，说是雅茹让他去买的，她父母来了要好好招待。
我接过菜口袋，拿到厨房去摘菜、洗菜、切菜、炒菜。儿子在客厅站着，犹豫了一会儿，走进了厨房，跟我说话。
“妈，雅茹她也不是故意的，您别多想。”他开始了好几次，每一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最后才挤出这样一句漫不经心的话。
“妈知道。”我说。
“妈不是一直在给我们做饭带孩子吗？您的好我们都记着呢。”他又说。
我没有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切菜。砧板上的葱段被我切得整整齐齐，一根一根摆在那儿，很好看，但有什么用呢。我忽然觉得，我在儿子家所做的一切，也就像这些葱段一样，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却没有生在土里头，终究是留不住的。
下午四点多，儿媳妇回来了。她去接了孙子，牵着他的手进门，鼻子嗅了嗅，说了一句“妈做了什么好吃的，真香”。然后看到我在系围裙炒菜，又补了一句“辛苦妈了”。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头暖了一下。但只是一下。
四点半的时候，亲家母和亲家公来了。儿媳妇打开门就亲热地叫了一声“爸，妈”，迎上去接了他们手里提的东西——两箱牛奶，一袋子水果。俩人在玄关换了拖鞋，亲家母拉着孙子的小手亲了一口，一家人往客厅走的时候，我刚好端着一盘子菜从厨房走出来。
亲家母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说：“你好。”
我说：“你好，快坐吧，坐下吃饭。”
菜摆满了桌子，比上次那顿还要丰盛。有红烧排骨、红烧肉、糖醋鱼、清炒时蔬、鸡蛋炒番茄。那碗炉馍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做的，炉馍的皮脆得掉渣，里头是葱花和热油调出来的，隔着面皮都能闻到香味。我特意给孙子做了几个小的，给亲家公和亲家母准备了四块大的。
菜都上齐之后，我在餐桌旁站了一会儿，等着看我坐哪儿。
儿子坐在亲家公右手边，儿媳坐在亲家母旁边，孙子坐在儿媳怀里。餐桌上只剩一个位置，就是靠厨房门口的那个位置。我走过去，正要坐下，耳边忽然传来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
不是别人，正是儿媳妇的声音。她说得安安静静，语调甚至有些随和，好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她把声音控制在刚好他们一家人能听到的音量，又保证传到厨房时不会被模糊掉。她说了四个字——“妈，你走吧。”
这次和上次吃饭的感觉完全不同。上次她说“你先别吃了，等我们吃完了你再过来吃”，那句话伤了我的心是伤了一次。这一次不仅彻底把我推开了，而且推得那么远，连想够都够不着了。
我手里的筷子掉了一根在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我低下头捡起筷子，慢慢地站直了身子。亲家母低着头夹菜吃，亲家公在看电视，孙子在吃他的炉馍。儿子还是一样，用筷子拨拉着碗里的饭，始终没有抬头看过我一眼。
我站在原地等了整整三秒钟。我想等一个声音，哪怕是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妈”字，甚至只要他看我一眼。可是没有。他彻底把自己埋进了那碗米饭里，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里面的鸵鸟。
“好。”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这个字的，声音听起来一点不像是我自己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可能我那个时候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吧。
我解开腰上的围裙，把它叠好放在厨房的台面上。走进那间朝北的小房间，拎起花布包袱和塑料袋，走出来，经过客厅的时候，孙子喊了我一声“奶奶，你要去哪里”。我朝他笑了笑，说“奶奶回老家，老家那边的菜园子该收菜了”。孙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低头吃他的炉馍去了。
走过玄关的时候，我把鞋子换了回来，把拖鞋按颜色摆好放进鞋柜。拉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回过身看了最后一眼这间屋子。客厅里灯光很亮，餐桌上的炉馍冒着热气，儿媳妇正给亲家母夹了一筷子鱼肉。
儿子一直低着的、始终没有抬起来的头，在最后一刻猛然抬了起来，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眶里全是泪水，嘴巴张着，好像在说什么，又好像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没有等他开口，拉开门走出了那个家。
第七章 归途
走出楼栋的时候，天灰蒙蒙的，飘着毛毛雨。深秋的雨不大，但细细密密的，落在脸上凉飕飕的，像是老天爷在替我哭。
我撑着从楼道里拿的一把伞，在小区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上哪，我说火车站。他帮我开了后备箱放箱子，打开后备箱盖一看，里头全是他的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
“老东西多得放不下了，你自己的小包袱凑合着放脚底下吧。”他没好气地说。
我没吭声，抱着包袱坐进了后座，塑料袋搁在膝盖上。车子发动了，雨刮器来回晃荡，车窗外头的树一溜一溜地往后跑，房子慢慢地变小变远，最后缩成一个个小点。
车上高速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走了这一路我连一口水都没喝过。饿了累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心里头就是想着离那个地方远一点，越远越好。
红绿灯路口停下来的时候，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两眼，没话找话地问我：“你在城里买房了？”
我没接他这句话。
“我们做这行的天天拉赶火车的，回家看孩子的居多，这个是往回走的多？一般往回走的都是被儿子撵出来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漫不经心，眼睛盯着前车的车屁股，好像不是在跟我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
我没有接话。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颗心从十一楼跌下来，跌到地上碎了，拼都拼不起来了，能说的已经不是话，而是玻璃碴子一样的碎屑，说出来只会扎人。
火车站到了。售票大厅的电子屏上打着到我们县城的车次，只有一趟晚上的车，硬座，时速慢得很，晃悠整整一晚上才能到镇上。我看了好一会儿车票价格，一百一十七块。
我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和一层塑料袋裹着的老式零钱，把口袋里的硬币一块一块数出来。一张票一百一十七，我身上只剩一百四十块了，还有几块钱是给司机预备的买路钱进城的，现在全都凑进去了。
拿到票的时候，乘务员说车从这边进，二楼候车。我把票揣进口袋，抱着包袱和塑料袋在候车室里坐着等。候车室里什么味道都有，泡面味、劣质香水味、脚臭味，各种味道混在一起，闻久了头有点晕。
晚上的候车室很冷，穿堂风呼呼地刮过来，像刀子似的割在脸上。我缩了缩脖子，紧了紧身上那件半旧的棉袄。这件棉袄是我来城里之前，儿媳妇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说是她们单位发的扶贫物资，她们家里用不上，就给我拿来了。我当时心里头还挺高兴的，觉得儿媳妇心里还有我这个婆婆。
现在想来，我跟“扶贫对象”之间的距离，也没那么遥远。
就在这当口，手机响了起来。
我掏出来一看，儿子的来电。
我没有接，手指头在红色的挂断键上按了一下。
很快第二个电话又响了，还是他。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个接着一个，像催命似的。我没有接，也不打算接。不是不原谅，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走了就是走了，回不去了。或者说我心里头的大门刚才就彻底关上了。
他把对父母有负担的、有负罪感的、有愧疚的那些东西，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堆积，终于在他妈背对他走出家门、踏上归乡路途的这一刻，一次性全部爆发出来了。可是已经晚了。
手机总共响了三十七次来电，我才把手机关了机，把它塞进口袋最深处，怕自己再看到屏幕上来电亮起来的时候心软了。
那个车站有很多人。有的回家，有的出行，有的带着行李，有的人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带。看看他们每个人的表情，有的焦急，有的期待，有的淡漠，有的喜悦。像我这样带着眼泪的，不多。
车来了。
我检了票上车，找到座位坐下。硬座的椅子硌得慌，腰不好的人坐久了得站起来溜达两步。我旁边的位子空着，对面坐着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岁大的孩子，孩子睡着了，呼吸声轻轻的。
那个妇女看着我的包袱和塑料袋，问我：“阿姨，你是进城看儿子的？”
我点了点头。
“在儿子家住得还好吗？”她问。
“还好。”我说，声音有点哑。
她好像看出了什么，没有再问下去，低头给孩子拢了拢身上的小毯子。
车子开了。窗外的站台慢慢后退，候车室的灯一盏一盏灭掉，城市的灯火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城市边缘。远处的高楼大厦像森林一样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栋挨着一栋，灯光在雨幕里晕开，变成一团一团的橘黄色。
我靠窗坐着，雨打在玻璃上的声音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我慢慢地想着很多东西。想着自己这大半辈子为了什么，想着给儿子娶了个城市媳妇交上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和力气，想着老伴走得早，想着自己如果当时留在农村自由自在过日子，会不会比现在好受一些。
想不明白。很多事情想不明白，但真正能想明白了又有什么用呢？
手机隔着口袋震动了几下，我知道儿子还会再打来，但我不会再接了。这辈子不会再给任何人把巴掌往我脸上甩第二次的机会了，哪怕那个人是我亲生的儿子。
第八章 回到老家
火车到我们镇上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多，天还没亮，雨已经停了，但空气里湿漉漉的，地上积着水坑，一脚踩下去鞋都湿了大半。
我从车站走出来的时候，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冷，虽然确实冷，而是因为我在心里头憋了太久，像一只被压到底的弹簧，弹起来的那一下，浑身都在颤。
镇上的长途汽车站早上六点才有车去我们村，还得等将近两个小时。我没地方可去，就蹲在车站门前的台阶上，把手缩进袖子里，等着天亮。
路灯亮着，但很暗淡，黄色的光线洒下来，把整个车站映得苍白。不远处有家早点铺已经开了，老板在收拾桌椅板凳，蒸笼里的蒸汽一团一团地往外冒。香味飘过来，我才想起来，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什么东西都没吃过。
我从台阶上站起来，走到早点铺跟前，买了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一碗豆浆一块五，油条一块一根，总共三块五，是身上剩下的最后那一点钱。
我把豆浆端到店铺门口的桌子上，开始一口一口地喝。豆浆还烫着嘴，油条酥脆，吃到嘴里热乎乎的，比我在城里吃的那碗凉掉的米饭要好吃一万倍。
这不是豆浆有多好吃，是我终于不用小心翼翼地吃那顿饭了。吃完了不用看人脸色，不用听人嫌弃，不用被人说“你坐那等我们吃完”。我想坐哪坐哪，想几口吃完就几口吃完，把油条嚼得嘎嘣响也没人嫌我粗鲁。
喝着喝着，眼泪又不争气地掉进了豆浆碗里。
从镇上坐车回村里，路不好走，乡村公路上全是泥巴，坑坑洼洼的。中巴车颠簸得厉害，人坐不住，屁股一会儿离开座椅一会儿又落下来。车上没几个人，都是往村里去的赶早市的乡里乡亲。
有人在车上认出了我，扯着嗓子喊：“桂兰婶，你咋回来了？不是在城里享福吗？”
我笑着说：“享啥福啊，还是咱农村好，空气好。”
坐到村口的时候，我下了车，提着包袱和塑料袋，踩着泥泞的小路往家走。
天已经大亮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上来，东边那片天空是鱼肚白的。路两边的草上全是露珠，我的裤腿一会儿就给打湿了。田野里有人在放牛，远处传来鸡鸣，一切熟悉得让我想哭。
走到自家的院门口，我站住了。
门还是我走的时候那把锁，锁上生了锈，斑驳的锈迹从锁孔周围蔓延开去。院墙上的青苔又厚了一层，墙头的狗尾巴草比走的时候高了很多，顶着浅黄色的穗子，在风里摇来摇去。
我掏出钥匙开门。锁芯生了锈，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拧开。
推开院门，院子里满是落叶，厚厚的一层，铺满了整个院子。柿子树上的果子已经掉了大半，发黑发烂地躺在落叶中间。菜园子里的菜全死了，叶子塌在地面上，蔫巴巴的。雨水积在低洼处，发着一股腐烂的酸味。
王婶听到消息赶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收拾院子。
“我的天爷啊，你真回来了！”她走到我跟前，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遍，拉住我的手说，“闺女，咋瘦了这么多？在你儿子家不是好吃好喝的，怎么瘦成这样了？”
“吃得好呢，就是水土不服，吃不习惯。”我说。
王婶看了看我的脸色，没有再多问。她走进厨房，帮我烧了一锅热水，又清扫了屋子里的灰。厨房的灶台还是老样子，一口大铁锅搁在上面，锅底蒙了一层灰，用锅铲刮了刮，底下是黑的，但洗干净了照常能用。
我坐在灶台前面往灶膛里塞柴火的时候，看着灶火烧得噼里啪啦响，心里头那根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了下来。
这是我家啊。虽然破，虽然旧，虽然每个角落都有岁月的痕迹，但这里是属于我的地方。没人会嫌弃我用筷子吃饭声音大，没人会嫌我炒菜油放多了，没人会在我上厕所的时候跟在后头检查有没有弄干净，没人会说“你先别吃，等我们吃完”。
王婶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打了一盆水，把脚伸进去泡着。
脚丫子被雨水泡得发白，脚底板全是老茧，厚厚的、硬邦邦的，踩在地上像踩在石头上一样。被嫌弃了那么多天的那双长满老茧的不干净的手，捧了一瓢水慢慢浇在脚面上，脚底的凉意慢慢地化开了，骨头缝里的寒气也一点点地往外冒。
在这个家里头，谁嫌我呢？
没有人。
第九章 儿子来了
回去住了三天，日子慢慢地安静下来了。
我把院子的落叶扫干净了，把菜园子翻了一遍土，把塞在水缸里的酸菜坛子重新搬了出来。虽然没有多少蔬菜可以种了，但还是把剩下的几棵白菜和萝卜种了下去，希望它们在冬天到来之前能长得壮实一些。
就在第三天的傍晚，我在屋子里剥蒜的时候，听到院门被人猛地推开了。
我抬起头一看，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是儿子。
他一个人来了，风尘仆仆的，眼睛里全是血丝，像是好几天没有睡觉一样。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胡子茬，整个人憔悴得不像样。
“妈！”他站在门口喊了我一声，然后大步走进来，在我跟前站住了。
我看到他眼眶红红的，嘴唇在发抖。我心里头酸了一下，但表面上还是装作平静的样子。
“你咋来了？”我把手里的蒜放下，站起来，不敢看他的眼睛。
“妈，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他哽咽着说，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一个孩子一样，站在那里哭了出来。
我看着他，没有像以前那样马上心软。不是不心疼他，而是我心里头的伤口还没有好，还裂着大口子呢，一碰就疼。
他在屋里坐下来，低着头，用手擦眼泪。
“妈，您走了之后，雅茹骂了我一整天，说她不是那个意思，她说那四个字是因为她爸妈在，她不好意思让您跟她爸妈一起坐着吃饭，觉得您跟她爸妈身份不太匹配，坐在一起不好看，才说让您先走的。”
我听了，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不是她不让我坐，是觉得我跟她爸妈“身份不匹配”？
“我不是替她说话。”儿子抬头看着我说，眼里全是泪，“我知道我做得不对。我当时……我当时吓得说不出话来，我怕她在饭桌上当着亲家的面说更多难听的话，我怕您在那里待不住……可是我没想到，我什么都没说，比说了更让您难过。妈，我真的对不起您。”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在哭，像小时候那样，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得跟泪人一样。
“妈，您知道吗？您走的那天晚上，雅茹跟我大吵了一架。”他跟我说起后来发生的事，语气沉沉的，“她说我不应该给您打电话那么多遍，说您自己想走的又不是她撵的。我说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那四个字，那就是撵。然后她就哭，说她也没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
儿子停顿了一下，像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接下来的话：“妈，我跟雅茹已经说好了，以后每个月，我会带着小宝回来看您一次，至少住两天。雅茹说她以后也会改，她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我妈听到这句话，我……我当时心里头真的特别高兴。妈，您不要生我的气了，行吗？”
我看着他，这个男人是我一手带大的，可现在他坐在我面前向我道歉，我怕他往后在家里会被他媳妇拿捏。
“我走了之后，你跟你媳妇还好吗？”我问。
儿子愣了一下，眼神有点闪躲，小声说：“还好。”
“你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吗？”我问他，“妈走了，你轻松了，以后不用再在中间两头受气了，是不是？”
“不是。”他的声音大了些，透着点委屈，“当天晚上我就跟雅茹闹翻了。”
看到他这样，我心里头又酸又疼。
那个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想这个事。
儿媳妇那天晚上在饭桌上说那四个字，也许真的没有恶意，也许她只是怕她父母觉得不舒服，也许她只是想维持表面的体面。
但在我这里，那四个字就是刀子。一把刀插进心里，拔出来的时候带着血，伤口愈合了也会留下一道疤。再也不是原来那样了。
可是日子还得过下去。
他不是我的仇人，他是我的儿子。
我原谅他，不是因为儿媳妇道歉了，也不是因为他跑到乡下来找我，而是因为我不得不原谅他。做父母的，心就是软的，儿子一掉眼泪，什么气都消了。
第十章 日子还是要过的
儿子在我这边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走之前他往我枕头底下塞了一个信封，厚厚的一沓。送他上了车之后我才拆开来看，里面是两千块钱。
钱是新的，一百元一张的，用的那个白色的信封，信封上写着五个字：“妈，我走了——”。
我拿着那个信封，站在村口的公路边上，看着他那辆白色小轿车消失在田埂路的尽头，拐了个弯不见了。风吹过来，把田埂上的芦苇花吹得东倒西歪的，远处有人在烧秸秆，烟一缕一缕地飘上天空，慢慢散开。
我回到家，把信封好好地收进了柜子的最底层，压在那一叠老照片和旧证件上面。
日子又恢复了从前的模样。
我开始习惯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每天早起，先去院子里的灶台烧一壶热水，然后洗菜切菜熬粥蒸馒头。吃完了，去菜园子里浇水、松土、拔草，忙活到九十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柿子树枯掉的枝干发呆。
鸟儿又来啄掉在地上的烂柿子了，三五成群地落下来，叽叽喳喳地抢食吃。我不撵它们，这柿子树上结的果子反正我也吃不完，给鸟儿吃也是好的。
太阳暖和起来的时候，我把老伴走之前穿的那双老北京布鞋拿出来，靠在墙根晒了晒。鞋面上的灰用湿毛巾擦干净了，鞋里的潮气也晾干了。我把鞋放在他常坐的那把圈椅旁边，就像他在的时候一样。
有时候我会拿起他的照片看一看。照片是十几年前拍的，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身子骨硬朗，脸黑得发亮，站在村口的那棵槐树下面笑，门牙缺了一颗，笑得憨厚。
“老头子，你走得太早了。”我对着照片说，“你要是还活着，我也不至于一个人受这么大委屈。”
有时候我也想想我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不是不惦记，是惦记的方式变了。
以前我总想着跟他们住在一起，每天看到孙子，帮他做饭，带他去公园，给他讲故事。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隔代人之间有说不清的隔阂，生活环境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成长背景不同，能坐在一起吃饭已经是了不起的了。至于老了以后到底跟谁住，我得想清楚，不是想怎么住，而是不给自己找罪受，不给别人添麻烦。
以前我不知道这个道理，现在我知道了，代价是撞了一头包才知道的。
第十一章 那通电话
回村的第五天，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是儿媳妇赵雅茹打来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那天下午她问我要了一个地址，说之前给我买的那件棉袄掉了一个扣子，她把扣子补上了，想要寄过来。
我听着听着，走神了。
之前的事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被嫌弃、被疏远、被她娘家人排挤、被关在那间朝北的小房间里，天花板上的水渍像泪水一样泡出来的。
但我没有跟她吵，也没有跟她闹。我把地址告诉了她，说“你寄过来吧”。挂掉电话之前，她好像迟疑了一下，最终喊了一声“妈”，说的话多了几句：“妈，您一个人在家，好好照顾自己。老家房子门窗都关好，晚上反锁。天冷了，注意加衣服，别冻着。有什么需要就给我打电话。”
我“嗯”了一声，就挂断了。
挂掉电话之后，我想了很久。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真是奇怪。
这辈子跟儿子在一起的日子，你以为会是温馨的、暖心的、被关爱的，但其实住进去了，才慢慢发现，他们那个家不是你的家，只是儿子的家。
你和他们之间所谓的“一家人”，不过是以血缘的、亲情的、自我安慰的那一层纸连着罢了。捅破了那层纸，底下到底有多少真感情、多少客套、多少隐忍和委屈，只有自己知道。
以前有个老姐妹跟我说过一个道理，她说：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没人养，而是没有尊严地活着。
这句话以前我不信，现在信了。
第十二章 乡村冬天的日子
十一月的时候，冬天来了。
乡下的冬天跟城里完全不一样。城里到处是暖气，房子里像春天一样暖和，穿件毛衣就够了。乡下的房子没有暖气，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听得人心慌。
我买了一吨煤回来，把炉子生上了。炉膛里的火烧得很旺，铁炉盖子烧得通红通红，屋子里暖烘烘的，倒也不觉得冷了。
每天傍晚，我把煤加上去，盖上炉盖子，看着铁皮烟囱里冒出的一缕青烟，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这种踏实不是城里那种暖气片能给的，这是我自己烧出来的暖和气，别人的屋檐下面享受不到。
腊月的时候，王婶来找我，说跟几个老姐妹合计了一下，想去县城办年货，问我去不去。
我想了想，说不去了。
“还没缓过来呢？”王婶看着我，小声说。
我说：“什么缓过来缓不过来的，就是懒得动弹。”
王婶什么都没说，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她去县里办年货的时候给我捎回来几样东西：一袋白糖、一包木耳、两块豆腐、一条鲤鱼。我问多少钱，她说“啥钱不钱的，我请你吃的”。临走的时候又偷偷塞给我两百块钱，说“桂兰婶，有啥困难你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那天晚上，我拿着王婶给的两百块钱，心里头酸涩得厉害。什么人知道自己过得好不好，只有靠得住的邻里才是真的靠得住。
儿子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来，问我在做什么，吃了没有，冷不冷，家里还缺什么东西。我说不缺，什么都好。他就寄、买，什么电热毯、棉被、棉衣、花生油、大米，寄了一堆东西过来。
他有时候会问我想不想小宝，我说想。他就让小宝跟我视频，小宝在屏幕里头手舞足蹈地喊奶奶，喊得我心里头又甜又疼。甜的是看到孙子笑，疼的是屏幕一关，又是空荡荡的一屋子冷清。
有一天晚上，儿子在电话里跟我聊了很久，最后忽然说了一句让我心头一颤的话。
“妈，等小宝放了寒假，我接您过来住几天，让他陪陪您，行不行？”
我沉默了几秒钟。电话那头安静得很，隔着一千多里地，我都能感觉到他的紧张。
“到时候再说吧。”我说。
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那个家的大门，我再推开的时候，心里头得做足了准备。怕的不是被欺负，不怕欺负了，怕的是自己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一桌子的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个曾经把我推开的儿媳妇。
第十三章 初雪
第一场雪是在腊月十九那天落下来的。
那天傍晚，我就觉得天阴得厉害，压得低低的，像一块灰色的抹布盖在头顶上。风停了，树不摇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冰凉的味道。
吃过晚饭，洗了碗，刚坐到床边，就听见瓦片上有细微的沙沙声。我推开窗子一看，果然下雪了。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像盐粒子一样往下撒。但是到凌晨的时候，地上的雪已经积了厚厚一层了。
早上醒来，我推开门一看，满院子都是白的。柿子树白了，墙头白了，菜园子的地膜上堆了厚厚的一层雪，连院门上的那把旧锁都白了一截。
我拿起扫帚开始扫雪。从院门口一直扫到屋门，扫出一条窄窄的小路来。又去院子里的水龙头那里，想把水管冻住的部分用热水化开，但水管冻得太硬了，怎么都拧不开。
我提着一个铁壶，到灶台旁边烧了一壶热水，浇在水龙头上面。热气从水管上冒出来，白花花的一片，过了一会儿，水龙头终于能拧动了。
我把水管里的水接到塑料桶里，提到屋里存着。来回提了四趟，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才过去几个月，我这个人、我的身体，就开始慢慢变老了。不知道是因为老了才被人嫌弃，还是因为被人嫌弃了才老得这么快。
雪停的那天中午，我又接到了儿媳妇的电话。
接通之后，她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直接喊妈，而是先叫了一声“妈”，中间停了很久，好像在犹豫什么。然后她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每一个字都刻在脑子里头。
“妈，我那天不该说那四个字。您走了之后，我们家里乱了套。小宝天天哭着要奶奶，问您为什么不迟点走。张勇跟我吵了好几次，他说在我的家里他的妈站都没地方站，是他的不对，但也是我没把他妈当家人。那个礼拜我爸妈正好住在我们家里，张勇一句话都不跟他们讲，脸色难看得吓人。”
我静静地听着，握着手机的指头慢慢收紧了。
“妈，我嫁到你们家这么多年，说实话，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怎么跟您相处。我说句不好听的，我觉得您身上有一股土腥味，您说话大声，做事动作大，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我刚开始确实看不惯。但我想通了，您是张勇的妈妈，是小宝的奶奶，您是这个家的一部分。我那样对待您，是我不对。”
她说完这句话之后，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她没有挂电话，我也没有挂。两个人对着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好像从秋天到了冬天，从分离到即将重逢的那个漫长的距离。
我没有说“没关系”，也没有说“原谅你”。不是不想说，是到了嘴边又觉得说那么轻易就显得太假了。伤口好没好我不知道，但流脓的地方总算要结痂了。至于你道不道歉，原谅不原谅，还是交给时间吧。
于是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雅茹，好好过日子，照顾好小宝。妈在这里挺好的。”
挂掉电话之后，我一个人站在柿子树底下，站了很久。
雪停了，风又起了。枝头上残存的几片枯叶子被风卷起来，又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我肩头的棉袄上。
冬天到了，春天也不远了。
第十四章 大年三十
转眼就到了除夕。
大年三十那天，我一个人过的。儿子打了几个电话让我进城去过年，我拒绝了。他说要不他带着媳妇和小宝回来陪我，我也拒绝了。
一个人挺好。一锅饺子，一碗醋，边看春晚边吃，想大声笑就大声笑，想没出息掉眼泪也没人看见，挺好。
电视里正在演小品，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的，我嚼着饺子，嚼着嚼着就嚼不动了。不是饺子硬了，是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老伴还在，我们俩围在灶台边包饺子，他擀皮，我跟馅，他笨手笨脚的皮子弄得又厚又大，我笑他擀的不是饺子皮是饼皮。他说饼皮就饼皮呗，包出来的饺子大，一个顶俩，吃得实在。
那时候想着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谁曾想一转眼就各在一方了。
外面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把屋顶震得一颤一颤的。那声音热闹得不行，像要把整个天地都翻过来一样。
我走到院子里，看见村里的家家户户都亮着灯，灯光从窗户里头透出来，一片暖黄色。但那些灯光都离我有点远，近处只有我一个人。
我靠在院门上面，头顶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星星稀稀拉拉的没几颗。远处的山包在夜幕里黑压压一片，像一头巨兽蹲在天地之间。
“老头子，过年了。”我仰头喊了一声。
声音不大，风一吹就散了。
但我相信他能听见。
吃过年夜饭，收拾完碗筷，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一些。手机震动了好几次，我打开一看，是王婶和一些老姐妹发来的新年祝福，还有儿子发来的一段视频。
视频里头，小宝在烟花底下跑来跑去，手里拿着一个灯笼，笑得咯咯的。儿子对着镜头说：“妈，新年快乐！我们都想您呢！”屏幕晃了一下，儿媳妇的脸也出现在镜头里，她微微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对着镜头笑了笑，轻轻说了句什么。手机的录音不太好，我没太听清她说的是什么。但我看到了。我看到她嘴角弯起来的弧度，看到她的耳朵好像红了一点，看到她眼神里头的一丝试探和歉意。
我没有回他们的信息，也没有回他们的电话。我只是把那碗剩下的饺子盖上一层保鲜膜，放到外面阳台的竹篮子里——冰箱早就坏了，外头比冰箱还冷——然后吹了灯，睡觉了。
临睡之前，我翻来覆去地想了一个问题：我这辈子没读多少书，没赚什么钱，没吃过什么山珍海味，没住过什么豪宅。能把孩子拉扯大，供他读完大学，看他成家立业，娶个城市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这一辈子也算值了。
至于儿子最后会怎么对待我，他怎么报答我，他给我吃的是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都无所谓。
他现在活得好好的，工作稳定，家庭稳定，身体也健康，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了。我这个做妈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人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年轻的时候没想过老了会怎么过，等真走到这一步了才知道，什么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什么孝敬不孝敬的，都不如自己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能走能动、不受窝囊气。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得像个人样。有人把你当人看，你活的才是人。把你当物件、当累赘、当碍眼的东西，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第十五章 陌上花开
春节过后，日子慢慢快了起来。
正月底，儿子又来了，开着车带着媳妇和孙子到的。这次他没提前跟我说，就站在村口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妈，我到了，您出来一下”。
我推开院门的时候，看到他们三口人站在路边，儿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大衣，媳妇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小宝穿着羽绒服，在他爸爸脚边跑来跑去。
小宝看到我，撒开两条腿跑过来，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把脑袋拱在我怀里，奶声奶气地说了一句：“奶奶，我想死你了！”
我蹲下去搂住他，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这个瘦不伶仃的小家伙搂着我的脖子，手和身子都是暖和的。他身上有股子奶香味，没有让我想到这是儿媳妇城里买的什么贵重的洗衣液或者其他东西，它让我想到了我的根，和这个村子里的泥巴和烟火气。
我抱了他很久。
儿子站在后面笑着看我，眼眶也微微红着。他伸出手把我和小宝都搂进怀里，后脑勺上已经是斑白的发丝了，生硬地扎在我的脸上。这是我一辈子的孩子，可他也有银丝了，他也不再年轻了。
儿媳妇站在旁边，有些不自在地站着。她手里提着一大袋东西，水果、零食、保健品，满满当当的。
她走上前两步，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叫了一声“妈”。
她的声音不大，带着点怯怯的意味。全身上下最亮的地方，是手里那袋东西在太阳底下晃了晃。
我没多看她，只是接过东西，侧过身子让他们进院子。
进了院子之后，一家人坐在屋里。王婶听说儿子回来了，赶过来帮忙杀了一只老母鸡，炖了一锅汤，香味把整个院子都填满了。
灶膛里的火烧得旺，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着。王婶蒸了一锅馒头，小孙子跑进跑出的，一会儿去看鸡，一会儿去摸猫，忙得不亦乐乎。
这顿饭吃得热闹极了。没有分桌，没有分锅，没有谁说要“我先别吃，等我们吃完”。五个人，就着一张大圆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
饭桌上，小宝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讲他们在城里的趣事，讲他在幼儿园得的奖状。儿媳妇夹了一只鸡腿放进我碗里，轻声说了一句“妈，您吃，您太瘦了”。
我低下了头，没让自己哭出来。
吃完饭，儿子帮我劈了一下午的柴。他把那些从山上扛回来的大木头，用锯子锯成小段，再劈成小块，码得整整齐齐地堆在屋檐下面。整整两大摞，够烧一个冬天的。
斧头砍在木头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像心跳。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看他干活，看他额头上亮晶晶的全是汗。
“妈，以后每个月我都回来看您。”他一边劈柴一边说。
“来回四五个小时，油费也不少，别每个月都跑，隔个月回来一趟就行。”我说。
“不行，我得回来。以前我不懂事，现在我懂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抬头看我，但我看到了他的下巴在微微发抖。
临走的时候，儿子站在院门口，忽然扭过头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最终只说了一句：“妈，对不起，以前是我不好。”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妈不怪你，你永远是我儿子。”
儿媳妇也走到我面前，低下头，轻轻地说了两个字：“妈——”
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似的。
我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比我嫩多了，滑溜溜的，一看就是没怎么干过粗活的。我张开粗粝的、长满老茧的手掌，合上了她的。
“走吧，路上注意安全。”我说。
他们上了车，车子缓缓倒出村口。孙子的脸贴在车窗上，朝着我挥手。我站在院门口，看着那辆白色的小轿车渐渐消失在路的尽头，拐了个弯，不见踪影了。
风吹过来，把院外的梧桐叶刮起来，叶子落在地上，摔成了几片脆响。
在这个破旧的农家小院里，我做了一辈子的梦，酸甜苦辣，样样齐全。如今梦醒了，我还活着。还能走能动，能自己下地干活，能自己烧饭做菜，能吃能睡，没病没灾，四肢还都在，老天爷已经待我不薄了。
尾声
我坐在院门口的石墩上，不想动，也不想说话。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照在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上，树影斑驳地投在地面上。远处的田埂被初春的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菜园子里新栽的白菜苗已经冒出了嫩芽，一天比一天绿。
我慢慢地摘下那双劳动了一辈子的旧手套，把两只手摊在膝盖上。手心朝上，掌心里全是深深浅浅的纹路，像是岁月的河流冲刷出来的沟壑。手背上青筋凸起，皮肤皱皱巴巴的，像是干裂的土地。
就在这时候，一个念头忽然闯进了我的脑中。
如果我那个朝北的小房间会说话，它会说什么呢？
也许会问我：“你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也许它什么也不会说，只是用那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屋子，吱吱呀呀地陪我度过一段灰暗的日子。
我知道答案了。
我从农村来，最后又回到了农村去。儿子家终究不是我的家。不是儿子不够好，不是儿媳妇太刻薄，而是一个农村老太太，这辈子命里注定就是在土地上面打转的。离开这片土地，就活不成个人样了。
外面的世界再大再热闹，也都是别人的热闹。我这样一个人，在黄土地里刨了大半辈子食的老农民，能占多大地方呢？
一间朝北的小房间就够了吧。
但那不是我的房间，是儿子家的一个房间。名义上为我收拾出来的，实际上更像是一个临时储存杂物的收纳间。住不下去了，就得腾出来，给别人住。
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感谢儿子和儿媳。感谢他们在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时候，开口说过“接我进城养老”这句话，为此特意收拾了一间朝北的房间给我住。虽然到最后没住多久，但那间房，曾经让我燃起过“一家人终于团圆了”的希望。
这就叫“残缺的完美”吧。
人生的路走到半道，总是要取舍的。
有些人能走到老，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记在心里一辈子，有些事一转身就忘了。
这一辈子够长也够苦，但做母亲的，不就是在苦里头泡着长大的吗？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只要他过得好，我在这里怎么过都无所谓。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我说了这么多，絮絮叨叨的，是想把这些年心里头这些话都倒出来，倒空了，就能坦然地过余下的日子了。
北风，你轻轻刮。
夕阳，你慢点落。
让我在这间窄小的、朝北的但是属于我自己的小屋里，多待一会儿。
再多待一会儿。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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