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九年冬，北京城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朱棣靠在御椅上，揉了揉发酸的眉头。这些日子他时常觉得累，不是身子累，是心里累。北征的事还没个定数，朝堂上那帮言官又为着迁都的事吵翻了天。他有时候想，若父亲还在就好了，可这念头刚起，就被自己掐灭了。

“陛下，该用膳了。”

声音不大，清清亮亮的，像冬天里的一汪泉水。朱棣抬眼，看见黄瑾端着托盘立在殿门口，十二三岁的模样，生得白净，低眉顺眼的，手里稳稳当当托着一碗热羹。

“进来。”

黄瑾小步趋前，将托盘放在案上，退后两步，垂手站着。朱棣瞥了他一眼，忽然问：“你入宫几年了？”

“回陛下，三年了。”

三年。朱棣记得他是三年前被选进来的，那时候才这么高一点，怯生生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三年过去，倒是长开了些，做事也妥帖。朱棣端起碗，舀了一勺，温度刚好，不烫嘴，也不凉。

“你老家是哪的？”

“回陛下，南直隶凤阳府定远县。”

凤阳。朱棣顿了顿，那是中都所在，太祖皇帝起家的地方。他看了黄瑾一眼：“家里还有什么人？”

黄瑾的声音轻了下去：“还有个祖母，今年七十多了。父母都没了。”

朱棣没再问。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小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净了身送进宫来，就为了一口饭吃。他不觉得可怜，这天下可怜的人多了，但既然是跟在他身边的人，就不能叫人欺负了去。这是他的道理，从当燕王的时候就有的道理。

“下去吧。”

黄瑾应了一声，躬身退了出去。朱棣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连自己都没想到的话：“过年了，回去看看你祖母。”

黄瑾在殿门口顿住，转过身来，眼眶红红的，扑通一声跪下去，结结实实磕了三个头。朱棣摆了摆手，没再看他。

黄瑾出宫那天，是腊月十八。

司礼监的掌事太监刘忠把他叫过去，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从袖子里摸出一封银子递过去：“这是陛下赏的，二十两，拿好了。”

黄瑾愣在那里，半天没敢接。二十两银子，他在宫里三年的月例加起来也没这么多。刘忠把银子塞进他手里，又掏出一块腰牌：“拿这个出宫，城门不会拦你。路上小心些，过完年早点回来。”

刘忠平日里凶巴巴的，动不动就拿拂尘抽人，今天这语气却出奇的和软。黄瑾攥着银子，鼻子一酸，又想磕头，被刘忠一把拽住：“行了行了，别整这些虚的。回去吧，你祖母怕是等急了。”

黄瑾揣着银子，出了宫门，一路往南走。他没有马，也没有驴，就靠两条腿走。北京到凤阳，一千多里路，他走了整整九天。路上住的是最便宜的野店，吃的是干粮就凉水，二十两银子揣在怀里，一分都舍不得花。他想好了，到家先给祖母扯三尺青布做件袄子，剩下的钱把漏了多年的屋顶修一修，再置两亩地，虽说老人种不动了，但租出去收些租子，总比现在强。

腊月二十七，他终于走到了定远县城。

三年没回来，县城倒没什么大变化。城门还是那个城门，街上还是那些铺子，连空气里的味道都没变——混杂着炊烟、牲口粪和炸油条的香气。黄瑾站在城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差点掉下泪来。他攥紧包袱，加快脚步往城西的方向走。

祖母一个人住在城西柳巷的老宅子里，他爹留下的，三间土坯房，院墙塌了半截，他离家的时候就那样，现在怕是塌得更厉害了。

拐进柳巷，他愣住了。

巷口多了两扇黑漆大铁门，门楣上挂着块匾，写着“赵府”两个金字。赵府的气派占了半条巷子，朱漆柱子、石狮子、拴马桩，门口还站着两个家丁，穿着崭新的青布棉袍，抄着手靠在门框上说话。黄瑾记得柳巷以前都是穷人家，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大户？

他贴着墙根往巷子里走，经过赵府门口时，两个家丁的目光像冰碴子似的扎过来，上上下下把他刮了一遍，大概觉得这个穿得灰扑扑、背着破包袱的小崽子不像是有什么油水的，也就没搭理。

黄瑾松了口气，快走几步，到了自家门前。

院墙果然又塌了一片，土坯房的墙面上裂了好几道缝，灶房顶上的茅草被风吹掉了一半，露出黑洞洞的橼子。但院子里收拾得还算干净，扫帚靠在墙边，地上的土扫得一道一道的。窗户纸上糊着新纸，虽然糊得歪歪扭扭，但能看出是用心糊的。

门没关严，从缝隙里透出昏黄的灯光。

黄瑾推开门，看见祖母坐在灶台前的小凳上，佝偻着背，正在往灶膛里添柴。老人家的头发全白了，稀稀拉拉拢在脑后，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灶上坐着一口小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闻着像是煮的野菜糊糊。

他站在门口，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喊了好几声，才喊出一个字：“奶——”

老人家的手一僵，缓缓转过头来。浑浊的眼睛盯着门口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身子一震，小凳子往后一歪，差点摔倒。黄瑾一个箭步冲上去扶住她，老人家抓住他的胳膊，手指枯瘦，却攥得死紧，像是怕一松手他就没了。

“是小瑾？真是小瑾？”老人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奶，是我，我回来了。”

老人抬手摸他的脸，冰凉的手指颤巍巍地描着他的眉眼，摸了好一会儿，忽然一把将他搂进怀里，没有哭，只是浑身发抖，像风中的一片枯叶。黄瑾趴在她肩头，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哭得像个小孩。

那晚，祖母把那锅野菜糊糊倒回罐子里，非要重新给他做饭。黄瑾说不用，就吃糊糊挺好的，祖母不听，翻箱倒柜找出半碗白面，给他擀了一碗面。面擀得粗细不匀，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但黄瑾吃得连汤都没剩。

吃完面，黄瑾把二十两银子掏出来放在桌上，说这是皇上赏的。祖母吓了一跳，拉着他的手问了好半天，听说是正经的赏赐不是偷的抢的，这才放下心来，把那包银子捧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锁进柜子里，又在柜门上压了两块砖。

第二天一早，黄瑾去街上买了几尺青布，又割了两斤肉，买了一袋子白面。肉铺的老板认出他是黄家的孩子，连连说这小太监出息了，黄瑾笑笑没接话。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太监，但瞒不住，县城就这么大，进了宫当了太监的事，三年前就传遍了。街坊邻居看他的眼神里，有好奇，有同情，也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嫌弃。他假装看不见，拎着东西往回走。

走到巷口的时候，赵府的大门开着，他无意间往里瞟了一眼，看见院子里停着几辆骡车，车上装着箱笼，像是刚从外面运回来的东西。他不认识赵府的人，也不想认识，低着头快步走过。

可他不知道的是，他买布买肉买面的事，当天就被人报到了赵府。

赵府的主人叫赵德茂，四十来岁，身量不高，圆脸小眼，看着像个普通的乡下土财主，但整个定远县没人敢小看他。他有个远房亲戚在京城做给事中，不大不小的官，可在定远这种小地方，那就是天大的靠山。靠着这层关系，赵德茂在定远开了当铺、粮行、车马行，几乎垄断了半个县城的生意。他家的狗咬了人，没人敢吭声；他家的佃户交不上租子，被打断腿都没人敢报官。县太爷换了一任又一任，每一任上任的头一件事，就是去赵府拜码头。

腊月二十八的午后，黄瑾正在院子里劈柴。祖母坐在门槛上晒太阳，腿上盖着一件新做的青布袄子，一边缝着扣襻，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三年的事。说隔壁王婶家的大闺女嫁人了，说巷尾的李大爷去年冬天没熬过去，说巷口那户人家被赵府逼着卖了祖宅搬走了。

她说到赵府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什么犯忌讳的事：“那赵德茂不是个东西，仗着京城有人，在县里横行霸道。你爹在世时那块地，就是被他强占去的。我去县衙告过，县太爷连状子都没接，差役就把我赶出来了。”

黄瑾手里的斧头顿了顿。他爹留给他三亩水田，在城东的河边上，是全家最值钱的产业。三年前他进宫的时候，把那三亩地托付给堂叔照看，说好了地里的产出归堂叔，只求替他保住地契。听祖母这意思，地还是没保住。

“堂叔呢？”他问。

祖母的嘴唇抖了抖：“你堂叔……拿了赵家二十两银子，把地契卖了。”

黄瑾只觉得一股血往头顶上涌，斧头差点脱手。二十两银子，就二十两银子，把他爹拿命换来的三亩地卖了。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看着祖母鬓角的白发和脸上深深的皱纹，又把话咽了回去。算了，回来了就好，人还在就好，地的事慢慢再说。

可天不遂人愿。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九，黄瑾去井边打水。巷口的井是附近十几户人家共用的，他挑着桶过去的时候，一个赵府的家丁正在井台上饮马。那马占了大半个井台，黄瑾等了一会儿，家丁非但没让，反而横了他一眼：“哪来的小叫花子，滚远点。”

黄瑾没吭声，放下桶，排到旁边等着。另一个家丁从赵府侧门出来，怀里抱着个坛子，看见黄瑾，上下打量了一眼，忽然眯起眼睛：“你就是黄家那个小太监？”

这一声说不上大，但巷子里安静，旁边几个打水的人全听见了。有人的手顿了顿，有人低下头假装没听见，一个老大娘拎着水桶匆匆走了，连头都没回。

黄瑾攥紧了手里的扁担。

第一个家丁闻言来了兴致，把缰绳一甩，晃晃悠悠走到黄瑾跟前，歪着脑袋看他，笑嘻嘻地说：“还真是啊？在宫里伺候皇上的？那你可得伺候好了，太监嘛，不就是干那个的——”

话音没落，黄瑾的拳头已经砸在他脸上。

他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胆子。在宫里三年，他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低头，第二件事就是忍。太监是这世上最没有脾气的人，谁都能踩上一脚，谁都能啐上一口，他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也许是因为祖母坐在门槛上等着他回去，也许是因为那三亩被卖掉的地，也许就是单纯受够了。

家丁被他这一拳打得踉跄了两步，鼻子一酸，伸手一摸全是血，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暴怒：“你他妈敢打我？”他抡起手里的鞭子就朝黄瑾劈头盖脸抽过来。黄瑾躲了两下，没全躲开，鞭梢扫在肩膀和背上，棉袄被抽开了花，棉花翻出来，像冬天里最大的讽刺。

另一个家丁放下坛子也冲了上来。黄瑾虽然被抽了几鞭子，但他在宫里每天跟着侍卫们练拳脚，这不是他该学的东西，但太监们闲来无事，跟着比划几下也是常有的。他侧身躲过一拳，顺势一肘撞在第二个家丁的胸口上，那人闷哼一声往后倒去，把身后的水桶带翻了，水泼了一地，冻成了冰碴子。

但到底寡不敌众。巷子里闻声又冲出三四个赵府的家丁，七手八脚把黄瑾按在地上。他脸贴着结了冰的地面，半边脸冻得生疼，嘴角磕破了，血淌下来，在冰面上洇开一小片。

“怎么回事？”

赵德茂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披着一件狐裘，双手拢在袖子里，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的黄瑾，表情没什么变化，像是在看一条被人打翻在地的野狗。

家丁们七嘴八舌说了一遍，赵德茂听完了，轻轻“哦”了一声，目光落在黄瑾身上，上下扫了一眼，不咸不淡地说了句：“宫里头的人，倒是好大的威风。”

然后他转身回去了。没有道歉，没有追究，甚至没有多看一眼。可就是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比任何狠话都让人脊背发凉。

黄瑾从地上爬起来，捡起摔散的水桶，一瘸一拐回了家。祖母看见他的样子，手里的青布袄子掉在地上，嘴唇哆嗦了半天，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她打了盆水，用热布巾给他擦脸上的血，擦着擦着就哭了，无声地哭，眼泪一滴一滴掉进盆里。

黄瑾咬着牙说没事，第二天就是除夕，他不想让祖母难过，硬撑着笑了两声。祖母没笑，把青布袄子给他披上，说：“你穿着，夜里冷。”

除夕夜，家家户户放鞭炮吃饺子的时候，黄瑾和祖母围着一小碗肉馅饺子坐着。祖母说他一路走回来辛苦了，多吃几个，她自己一个都不肯吃，说年轻人正在长身子，她老了吃了浪费。黄瑾把饺子一个一个数出来，五个给她，五个给自己，正正好好。

那天夜里，他睡在小时候睡的那张床上，听着祖母在隔壁屋里翻来覆去的声音，忽然觉得特别心酸。他今年才十三岁，可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在宫里，他是最低等的太监，是个人都能使唤他，人人都可以看不起他。可在祖母面前，他是她在这世上最后的一点依靠。

他摸着揣在怀里的那块宫里的腰牌，又摸了摸被鞭子抽过还在隐隐作痛的肩膀，翻了个身，闭上眼睛。明天是大年初一，他想，明天要早点起来给祖母拜年，然后去赵府道个歉，不管谁对谁错，先把这事揭过去再说。他不能给祖母惹麻烦，这是他回来的意义，也是他在宫里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可他没有等到明天。

除夕夜的后半夜，准确地说，是正月初一的丑时三刻，黄瑾被一阵剧烈的砸门声惊醒。

不是敲门，是砸。用拳头砸，用脚踹，还有什么硬物在门上撞了一下又一下。院墙本来就塌了半截，门是唯一的屏障，此刻这扇薄薄的木门在剧烈的撞击下发出痛苦的呻吟，门框上的土簌簌往下掉。

“开门！快开门！”门外有人喊，声音粗野蛮横，被夜风裹着，像是从地狱里传来的。

祖母也醒了，披着衣服颤巍巍走出来，黄瑾拦住她，把她推进屋里，插上门闩，转身出了堂屋。

院门被一脚踹开。

火把的光涌进来，刺得黄瑾眯起了眼。几十个人涌进院子，手里举着火把棍棒，火光把半个天都映红了。为首的是赵德茂的大儿子赵寅，二十七八岁，五大三粗，腰里别着把刀，手里拎着根齐眉棍，往院子里一站，像一棵倒了的树。

“就是你，昨天打了我家的人？”赵寅用棍子指着黄瑾，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酒气。

黄瑾心里一沉。他在宫里三年，最懂得看人脸色。赵寅这种表情他见过太多次了——在那些喝醉了酒拿小太监撒气的侍卫脸上见过，在那些被皇上斥责了心情不好拿太监出气的大臣脸上见过。这不是来讲理的，这是来找茬的。不，不是找茬，是来找一个由头，把昨天那点屁大的事闹大，大到所有人都知道在定远县地面上，赵家的面子比天大。

他把嘴里的血沫子咽下去，低下声气说：“赵公子，昨天的事是我不对，我给赵老爷和那位兄弟赔个不是，明天亲自登门——”

“明天？”赵寅冷笑一声，转头看了一眼身后黑压压的人群，“兄弟们听见没有？这小太监说要明天。他在宫里头伺候皇上伺候惯了，以为谁都得按他说的时辰来？”

人群里哄笑起来。

赵寅回过头来，用棍子点了点黄瑾的胸口：“我家的人你也敢打，你是觉得你在宫里有人，就能在定远横着走了？你倒是说说，你在宫里伺候谁啊？伺候皇上？你配吗？”

又是一个人。他妈的，又是一个人指着他的鼻子问他配不配。黄瑾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往下流。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一字一句地说：“赵公子，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请赵公子高抬贵手，我祖母年纪大了，经不起——”

话没说完，棍子抽在他脸上。

不是肩膀，不是后背，是脸上。齐眉棍又粗又沉，抽在脸上像被铁块砸了一下，黄瑾整个人横飞出去，撞在院子里那堆劈好的柴垛上，柴火哗啦啦散了一地。他脑子里嗡嗡作响，眼前一片昏花，嘴里全是铁锈味，什么东西碎了一样，他抬手一摸，摸到了一颗活动了的牙。

祖母尖叫了一声，声音又尖又细，像是要把心肺都喊出来。她从屋里冲出来，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腿脚都不利索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下子扑到黄瑾身上，用自己单薄的身体护住他，对着赵寅喊：“你打我吧！你打我吧！他还是个孩子！你们要打就打我！”

赵寅被她喊得愣了一下，随即皱起眉头，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绊住了脚一样，往后让了一步，语气里带着厌恶：“把这老东西拉开。”

几个家丁上前，粗暴地扯开祖母。老人家的褂子在拉扯中被撕破，青布袄子掉在地上被人踩了好几脚，她拼命挣扎着伸出手去够黄瑾，嘶哑地喊着：“小瑾！小瑾！”

黄瑾想爬起来，想冲过去，可他刚撑起身子，赵寅的棍子又落了下来，砸在他脊背上。他感到自己的骨头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呻吟，整个人又被砸趴在地上，脸贴着冰凉的地面，嘴里全是血，嗓子里涌上一股腥甜，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赵寅一脚踩在他背上：“就你这怂样，还他妈敢还手？”

棍棒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打在身上，打在胳膊上，打在后脑勺上。他已经分不清哪一下是哪一下了，只觉得浑身上下都在疼，皮肉、骨头、五脏六腑，没有一处不在疼。他听见祖母在哭，哭得像个孩子，那种哭法让人觉得这世上最残忍的事情不是死，而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唯一在乎的人被人伤害，却什么都做不了。

最后他是被赵府的人拖出院子扔在巷口的。

正月初一的凌晨，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黄瑾躺在巷口的泥地里，浑身是血，动弹不得。赵府的人还在巷子里踹了半天的门，砸了锅碗瓢盆，把祖母翻箱倒柜攒了大半辈子的那包银子——皇上赏的二十两银子，她还没舍得花一分——翻出来塞进了自己怀里。

临走的时候，赵寅蹲下来，拍了拍黄瑾的脸，用一种几乎称得上和颜悦色的语气说：“你不是宫里头的人吗？回宫告状去啊。告诉你，我二叔在京城做给事中，多大的官你晓得吗？你告啊，看谁管你。太监算什么东西？”

他站起来，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补了一句：“对了，你那三亩地，地契现在在我这儿。你有本事，拿去啊。”

火把的光渐渐远去，巷子里恢复了黑暗和寂静。

黄瑾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躺了多久。半柱香，一炷香，还是更久。后来是隔壁的王婶偷偷出来，把他半拖半背弄回了院子里。祖母还坐在堂屋的地上，头发散着，脸上的泪痕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看见黄瑾被拖进来，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王婶把黄瑾安顿在炕上，用凉水给他擦身上的伤。每擦一下，黄瑾就哆嗦一下，整个后背青紫一片，有些地方皮肉翻开着，血和衣服粘在一起，掀都掀不开。王婶一边擦一边哭，说这是造了哪辈子的孽，大过年的，把人打成这样。祖母跪在炕边，握着黄瑾的手，那双手又黑又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全是泥，此刻却轻得像一片羽毛，小心翼翼覆在他手背上，生怕碰到他的伤口。

黄瑾躺在炕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件事。

他摸了摸怀里，腰牌还在。那块小小的铜牌子，正面刻着“内官监”三个字，背面是他的编号和名字。这是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不是因为它值多少银子，而是因为它代表着某种东西——他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但此刻他觉得，这块小小的铜牌，是他手里唯一能抓住的东西了。

正月初一，他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祖母给他熬了粥，他一口都咽不下去，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他试着动了动胳膊，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正月初二，他试着下床，脚一沾地就摔了。祖母扶他，他咬着牙又试了一次，扶着墙站住了。他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想着一件事。

正月初三，天还没亮，黄瑾就起来了。祖母还在睡，他把新做的青布袄子叠好放在祖母枕边，从灶房里拿了两块饼子揣在怀里，把那块铜腰牌系在腰间最显眼的地方。他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三间土坯房，塌了半截的院墙，堆在墙角的柴火，门槛上磨得发亮的痕迹。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他走得不快，身上还带着伤，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出了定远县城，他沿着来时的官道一路往北走。饼子在第三天吃完了，他就喝水，路边有水坑就趴下去喝，渴了喝，饿了也喝。脚上磨出了血泡，一个破了又磨出一个。夜里没地方睡，就缩在路边的草堆里，冻得浑身发抖，他就把那块铜腰牌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像是握着这世上最后一点暖。

他不知道的是，他走后的第二天，赵德茂就听说了黄瑾出城的消息。他站在自家堂屋里，摸着手里的两颗玉球，珠子在他手心里转来转去，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跑了？”他问。

管事的点头：“一大早就走了，往北边去了。”

赵德茂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往北？那是回北京的路。这小太监还真是回宫告状去了。”他把玉球放在桌上，拈起茶碗盖，轻轻吹了吹浮沫，“又是皇上又是宫的，听着怪吓人的。可他一个净了身的奴才，在宫里连个名号都排不上，谁替他出头？”他呷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再说了，二叔在京城，什么风浪没见过？一个小太监，翻不了天。”

他把茶碗放下，对管事说：“不用管他。让他去告，看他能翻出什么浪来。”

可赵德茂不知道的是，当黄瑾用九天时间踉跄着走到北京城的时候，紫禁城里，有一个人的脾气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而这个人的道理，从来都是——他身边的人，谁都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