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今日起，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都江堰（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 供图）
秦汉至唐宋时期（一）
秦对巴蜀的统治（下）
李冰与都江堰
岷江是中华文明发展形成的重要源头。大禹“随山刊木”“决川浚浍”，治理九州、九河，成为融合华夏各部族形成华夏国家雏形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巴蜀治水利水历史上，第一次是大禹治水利水，第二次是鳖灵凿离堆与金堂峡，第三次是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第四次是诸葛亮派遣专门官兵管护都江堰。
大禹治水是从岷江开始的。“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大禹对其治水利水经验的高度浓缩与伟大智慧的总结，一直为后世的岷江治理者所遵循与借鉴。
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中名胜记》载引，古蜀王鳖灵曾借鉴大禹“东别为沱”的治水理念，凿玉垒山，开沟渠引岷江水进入沱江以分流，并凿开金堂峡进行排洪与泄洪，有助于消除成都平原的洪涝灾害，使蜀民“得以陆处”并安身立命。
秦昭襄王末年（约前306—前251年），李冰（生卒年不详）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李冰是秦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他在开明氏治理岷江的基础上，“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创新修建都江堰渠首工程体系。李冰穿引检、郫二江于成都市中，将治水、利水与用水有机结合为一体，创新性地建立了世界著名的无坝自然引流灌溉水利工程系统——都江堰水利工程。
李冰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在岷江上游之水经过狭窄险滩进入河槽宽阔处的灌县（今都江堰市）地界，采取在江心沙洲“雍江作堋”（在中心沙洲修建“人”字形堰埂以分岷江之水），俗称“鱼嘴工程”。鱼嘴工程将岷江干流之水按照4∶6的比例分为外江和内江，“以杀岷江干流水势”。对于鱼嘴的修筑，李冰总结出了著名的“深淘滩，低作堰”六字真言，这是巴蜀之地继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之后的又一卓越的治水思想。鱼嘴前出部分在于分水引流，紧接鱼嘴之后的是介于内、外二江之间的金刚堤。在距离鱼嘴约1000米的金刚堤尾部，靠近宝瓶口的地方，还修建了用以分洪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溢洪道前，专门修有弯道，以使江水呈环状流动，洪水挟带的泥沙在经过堰顶时，借助漩涡产生的离心力将其抛入外江，这样不至于使上游的泥沙堵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宝瓶口距飞沙堰约200米，原河床高于内江，河面也非常狭窄，是岷江水患水害的主因。因此，降低河床、拓宽河面，控制宝瓶口这一内江咽喉，成为制服岷江水患、变水害为水利的关键。据《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李冰所凿离堆”，实指李冰凿宝瓶口以建成控制内江水势的河道工程。宝瓶口与飞沙堰自然配合，当内江水与飞沙堰顶部齐平时，内江水正好满足下游川西平原的灌溉之用；当内江水势高于飞沙堰时，多余的水就流入外江进行自然分洪。为了观测四时水位的涨跌情况，李冰还在内江白沙邮（今都江堰市西白沙街）出水口处立有“三神石人”以镇水患，并使之兼具“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水则功能，这其实是最原始的水尺。由此可见，彼时蜀人不仅已有长期的水位观察传统，并且已掌握了岷江洪、枯水位变化幅度的基本规律。
都江堰鱼嘴分水（图源： 陈先林）
由鱼嘴、金刚堤、飞沙堰、宝瓶口组成的都江堰渠首枢纽工程，集防洪、灌溉、航运于一体，是世界自流引水灌溉工程的历史典范。修建鱼嘴、金刚堤、飞沙堰所用材料，均系就地取材，利用竹绳拴捆内装河中卵石的竹笼、杩槎而成。让竹笼相互连接叠压，形成堰埂，既可以减轻水流压力，也可以随时拆除，且方便制作，成功解决了在江水中修建堰埂所需材料、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难题。李冰治水不仅限于修建都江堰渠首这一著名工程，而是力求取得全域性、系统性的治水、利水与用水之功效，通过变岷江水害为水利，实现其治水兴农、治水兴业的治水目标。岷江之水经鱼嘴后分为内江和外江，东边的叫内江，西边的叫外江。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经郫江、检江后流入成都市中。《华阳国志》所谓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的“二江”，即郫江和检江。郫江旧称“油子河”，系李冰从今都江堰市崇义镇分检江东流而成。郫江大体经过郫县团结镇（今成都市郫都区团结镇）南后，流经今成都北九里堤，至合江亭与南河汇合，现称此段江水为“府河”。检江一般被视为岷江的正流。李冰从今都江堰市南门分沱江水为检江（今走马河），正流沿东南方向流经今聚源镇、崇义镇后进入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界，流经今成都地界苏坡桥后过成都城南，至合江亭后与府河相会，俗称“南河”。
都江堰宝瓶口
李冰修建都江堰，疏浚“二江”，一方面，充分利用两江之水行运输之便，如人们利用江水漂运岷江所产的梓树、柏木、大竹等竹木材料，可收到“坐致材木，功省用饶”的实效；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两江之水以收灌溉之利，如在沿江新开稻田就多达万顷以上，史称蜀地“沃野千里”，万物所出的“陆海”，即源于此。遇天旱，则引水灌溉田地；遇洪涝，则关闭水门以防水害，对江水进行了合理的人工管控，这是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的巧妙之处。后人在评价都江堰水利工程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生产生活效益时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蜀地借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此外，李冰穿引二江以过成都西南方向，奠定了成都“二江抱城”的历史发展格局，二江实为大城、少城之江濠。它们对屏障大城、少城安全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据《华阳国志》记载，李冰曾在此段郫江上修建了永平桥、长昇桥、冲治桥、市桥和江桥，在此段检江上又修建了笮桥、万里桥。此即传说中“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故事的文化源头。
李冰造桥，修建江桥渡口、水渠码头，满足了成都民众对生活、商业、交通、贸易与航运的实际需要，奠定了引岷江之水助力成都城市千年发展的历史基础。
李冰还对外江进行了一系列整治。他在都江堰的外江渠口开凿羊摩河（今羊马河），疏通了崇庆（今崇州市）境内的文井江，使之经武阳（新津）与羊摩河汇合后流至犍为（今乐山市犍为县），再与外江正流在犍为境相汇后流入长江。李冰通过疏理外江沿线流域水系，实现了利用外江之水以灌溉灌县、温江、新津农田的目的。除了疏浚内、外二江之外，李冰还汲取大禹“东别为沱”的治水经验与智慧，疏导了成都平原北部的绵水（今绵远河）与雒水（今石亭江）。李冰疏导绵水使之经德阳东流至广汉后再流入雒水。疏导雒水经什邡后流入郫别江（今毗河），再汇入新都大渡（今金堂县赵镇）流入沱江。李冰充分利用绵、雒二水灌溉沿途田土，滋润稻禾菜蔬，成效显著。《华阳国志》对此评价说，“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雒为浸沃也”,充分肯定了李冰整理外江，疏导绵、雒二水，为成都平原发展稻作耕种做出的重要贡献。李冰首创都江堰水利体系工程泽被蜀地的做法，为后世大多数蜀中主政者借鉴。他们不断发挥、丰富和完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治水利水、治水兴农和治水兴蜀中的重要作用。继李冰之后，修建完善都江堰水利工程者可谓代不乏人，表现如下。
西汉景、武之间，文翁为蜀郡守，组织力量首穿湔江口，营修都江堰水利工程。文翁（前187—前110），名党，字仲翁，西汉庐江舒县（今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人。文翁以儒化蜀，建石室讲堂，倡言风教，兴修水利，被称作“西汉循吏第一”。文翁从灌口东门（今都江堰市灌口街道）东门外，分湔江水使之东北流。通过人工开掘蒲阳河，使江水转而从东南流入繁县（今彭州市）界，后与青白江合。文翁在完善都江堰水利工程时，还在成都平原北部新开辟了一大片灌区。《华阳国志》记载说，文翁穿湔江，“灌溉繁田千七百顷”,这无异于扩大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的面积与范围。
东汉时主政蜀地者充分利用两江增建支渠，不断扩大灌溉面积。如《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益州记》说，广都县（今成都市双流区）有万川源（今江安河），凿石渠二十里，引郫江水灌溉广都农田甚众。同时，在彭山、峨眉、乐山、眉山等地区，先后出土了集渠、塘、堰于一体的水田灌溉系统模型，表明都江堰水利系统工程在农田灌溉与作物种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国诸葛亮治蜀，主张“务农殖谷”，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与水利建设。《水经注·江水》注引说，诸葛亮北伐曹魏时，认识到都江堰乃蜀汉农业之根、国用军资之本，于是专门征调1200人丁守护都江堰，并设堰官负责管理有关事务。
唐贞观年间，益州人口骤增，需进一步扩修水利灌溉工程以增加灌溉面积。主政蜀地者大力兴建灌溉渠道、修建堤堰，如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高士廉（575—647），曾在文井江故渠之外，另开新渠以灌溉成都平原的田地，史称此举使“蜀中大获其利”。他们还想方设法修缮都江堰灌溉工程，充分发挥其灌溉与航运的效能。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后，对于如何控制宝瓶口水量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严重影响其功能的发挥。为此蜀中主政者专门新修侍郎堰，利用泄洪道有效调节内江流量以提升排沙效果，实现对原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充分再利用。
宋代的蜀中主政者，还新建了调节排灌的滚水坝与水库。这对提增都江堰灌溉系统在农田水利方面的效益颇为显著，也是都江堰灌溉史上特别值得关注的一大事件。特别是倡导修复、改建和增辟唐代旧有渠堰，开建山区小型灌溉水利工程等做法，对都江堰灌溉系统的利用与再升级做出了贡献。熙宁、元丰年间，朝廷推行农田水利法后，这方面的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如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张唐英（1027—1071）曾捐资在郫县唐昌（今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修建司理堰，借此灌溉的田地达数千亩之多。
元明清以来，人们主要对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统工程进行了相应的维护与修缮，并借助其灌溉功能以提高田地产量。元代佥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吉当普（1334—？）曾组织军民8000人，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治，以满足成都平原农田灌溉和手工业纺织用水之需。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政府还拨付专款伐石冶金，以石铁代替竹木，加固都江堰堰首旧有基址，以恢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灌溉功能。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川巡抚镶白旗杭爱（？—1683）花费重金，重新修复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主要是疏通沿途淤塞，恢复宝瓶口的调节功能。此外，主政蜀地的官员还上书朝廷，要求设置都江堰“水利专官”，以加强对都江堰事务的管理及对渠堰的修建与维护。这一“专官专管”制度，至今还在沿用。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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