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中文社5月10日报道，国会代表、博士郑氏秀英认为，对于河内4岁儿童、此前胡志明市的8岁女童，以及头被钉入钢钉的3岁男童，每个案例都反映出一种惊人相似的模式：孩子完全依赖且无力反抗，负有保护义务的人正是施暴者，而周围系统要么未发现，要么发现太晚而无法挽救。
三大空白
* 一个现实是，过去大部分儿童虐待案件都发生在家庭或封闭居住场所内，导致发现困难。幼儿完全依赖成年人，无力反抗或求助。这一现状引发一个疑问：当前的生活环境、教育和儿童保护机制是否存在令人担忧的空白？
- 家庭暴力与其他大多数暴力形式的区别在于，它发生在被家庭隐私观念所遮蔽的空间里。这一观念既有正当的文化价值，也被滥用来掩盖罪行。受虐儿童，尤其是年幼儿童，无人可求助，因为他们完全依赖其饮食、住所和情感的人正是加害者。这是一个结构性陷阱，而非个人不幸。
该陷阱由当前系统中至少同时存在的三大空白推动。第一个空白是识别能力。幼儿园和小学教师是除家庭外最常接触儿童的人，但在大部分地区，他们尚未接受系统培训来区分虐待迹象：异常位置的伤口、突然畏缩的行为、无明显原因的恐惧表现。基层医务人员也是如此。本可最早发现的人却缺乏工具和流程。
第二个空白是社会规范。“我的孩子，我教”的观念仍深植于不少越南人心中，包括有教养的城市居民。邻居听到哭声、看到瘀青，却因怕“惹事”而不愿干预。这不是冷漠态度，而是一种古老社会规范未被新规范取代的结果——新规范认为保护儿童是社区责任，而非家庭私权。
第三个空白是基层体制。根据2016年《儿童法》设计的乡级儿童保护干部，按理应负责基层的跟踪和干预。但在大部分地区，这只是兼职人员，身兼多职。他们没有足够时间跟踪高风险家庭，且即使发现危险也常缺乏实际紧急干预权限。结果是，儿童保护系统实际上按事后反应模式运行，几乎总是姗姗来迟。
需要补充的是，这些空白并非因为法律缺失。越南儿童保护的法律架构总体上是足够的。问题在于文本与实际执行能力之间的差距。若这一差距不被有意识地衡量和缩小，将继续酿成我们正在目睹的悲剧。
并非法律缺失
* 现实中，许多暴力行为被冠以“教子”“管教”之名，实已远超教育子女的界限，并有明显虐待、遗弃迹象。对此您有何看法？
- “我只是在教孩子”的论点出现在大多数家庭虐待案件中，并非越南独有。它反映了教育权与侵害行为之间的真实模糊地带。同时，这一界限尽管已由法律界定，却尚未在社会意识中得到足够内化。
从法律层面看，这一界限并不模糊。《儿童法》严禁以任何名义对儿童实施暴力和虐待。现行《刑法》第140条（虐待受抚养人罪）规定，受害者为16岁以下者刑期加重；第134条（故意伤害罪）亦有规定。法院已依据这些条款审理多起案件。问题不在于法律缺失。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许多成年人真的相信殴打是合理的教育方法。“棍棒出孝子”的谚语不仅是一句话，更成为一代代传承的价值观体系，被儒家家庭秩序合法化，且从未被足够强大的新价值观所取代。更令人担忧的是，幼年遭受虐待的人成年后更可能成为自己家庭中的施暴者。这是发展心理学研究在不同文化中都观察到的代际循环。
四层保护
* 儿童是需保护的弱势群体之一。为最大限度减少虐待，我们应如何做？
- 儿童虐待是多个层面同时失败的结果：家庭缺乏能力与支持，社区缺乏发现机制与意识，国家系统缺乏基层人力和干预速度。任何单一层面的解决方案若无协调配合都将失败。
在预防层面，重点应是切实改变父母育儿能力，尤其是高风险群体如初为人父母者、单亲父母、再婚家庭中的替代照料者。不是通过传单或一次性宣传活动，而是通过有科学内容、可衡量结果、通过基层医疗系统和学校持续实施的方案。
在早期发现层面，需要为经常接触儿童的专业群体设立强制报告义务，并附以明确的不作为处罚。这包括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儿科医生和护士、村医。2016年《儿童法》已有报告责任规定，但对应处罚仍然模糊。需要填补这一空白。多国经验表明，大多数严重虐待案都有警告信号，且都有人看到但未行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有义务行动。
在体制层面，乡级儿童保护干部需要切实专业化。目前这在大部分地区是兼职岗位，法律权限不足以进行紧急干预。需要学习韩国和芬兰的模式——那里的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是专职岗位，接受系统培训，并有明确法律权限在必要时将儿童带离危险环境，无需经过多层行政程序导致反应迟缓。
在法律层面，需要审查并缩短在紧急情况下将儿童带离危险环境的程序。目前这一程序复杂而漫长，而儿童的安全窗口可能很快关闭。这是立法可以且应该调整的地方，以平衡父母权利与儿童生存权。当两者冲突时，儿童生存权必须优先。
避免悲剧重演
在审视4岁女童虐待致死案中母亲的经历时，郑氏秀英说看到了一个悲剧循环。她生于困难环境，自幼缺乏父母关爱，只上到一、二年级。如此低的境况和学历使得她成长过程中缺乏重要的“滤网”——认知和生活技能。当一个孩子在遗弃中长大，低学历和认知使他们容易带着巨大的心理缺陷进入父母角色。自幼缺乏爱与保护的模式，使他们在为自己家庭建立道德基石时容易迷路。
国会文化与社会委员会副主任谢文河：早发现、早干预
需清醒认识，儿童虐待的早期发现和基层干预仍有很多局限。一个长期受虐儿童通常有异常迹象，但许多案例中邻居、社区甚至亲属知情却沉默，或基层政府未及时介入。部分地方的儿童保护机制流于形式，基层儿童工作人员薄弱、缺乏技能和条件。因此，要阻止这一状况，不能止步于事后严惩，更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强化家庭、社区和基层政府的责任，同时早发现、早干预，不让任何儿童在自己家中生活在暴力和恐惧中。
卫生部副部长阮知识：通过“风险分组”预防儿童虐待
5月8日，卫生部副部长阮知识前往探望2024年出生的儿童N.G.K.，该童在胡志明市和协乡遭母亲和情人虐待，正在第一儿童医院接受治疗。为阻止儿童虐待，副部长强调最重要的是采取根本性、预防性的解决方案，使虐待事件不再发生。这才是社会最大的责任。这需要各部委、地方和社会组织开展跨部门协调。阮知识援引说，如今许多国家有一种很好的模式叫“风险分组”——将儿童按虐待风险等级分类：极高、很高、高、中、低。当一个案例被归入极高风险组，整个社会系统将共同介入。具体而言，当一名儿童被列入“高风险”或“极高风险”组别，地方政府将启动密切跟踪机制，近乎“红色警报”。他们经常探访、持续监督。当地方政府频繁出现时，有虐待意图的人也会有所顾虑。
前儿童局局长、越南儿童权利保护协会副主席邓华南：民众发现儿童有暴力风险应拨打111热线
据邓华南先生，现实中仍有邻居、教师或医务人员发现异常迹象却未报告职能部门，导致严重后果。他还指出法规与执法之间的差距——几乎无人因知情不报儿童虐待而受处理。要让民众大胆发声，需要做好宣传，监督举报信息接收和处理，建立信心以确保每个反映都得到严肃处理。保护儿童不能止步于事后严厉判决，而应从社区足够强大的保护体系开始——在那里，最早的危险信号能及时被发现和阻止。他建议民众发现儿童有暴力、侵害风险时拨打111热线，“举报信息都将保密，职能部门会及时干预”。
出租屋门后撕心的哭声
河内富延坊阮克卓街是一条繁华街道，两旁高楼林立。临街的35号——4岁儿童遭虐待致死案的发生地——外观与周围房屋无异。但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房屋被隔成多个小房间，由狭窄走廊相连，缺乏自然采光。各房间主要通过贯穿楼栋的小天井采光通风。事发房间在二楼隐蔽位置，仅有一扇玻璃窗朝向天井，但被纸板遮挡，导致空间始终黑暗憋闷。在新装修的房间前，第4号小区副区长段氏海清表示，接到报告后她与公安和坊人委会到场核实。坊和小区代表随后去医院探望并资助医疗费。“我们陪医生会诊并资助费用，但次日下午孩子就不在了。富延坊人委会和小区办理了所有手续，送孩子回乡并慰问家属。”段氏海清哽咽道。她介绍，该出租屋共有四名成年人，生活较封闭，成员从事送餐和售卖工作，早出晚归，不与邻居交往。事发时房间内没有床，只有两张紧贴地面的垫子。“孩子没有上学，又被关在房里，所以楼内的人也不知。”她说。邻居们曾听到孩子哭声，但只以为父母吓唬孩子，未亲眼目睹虐待场面，故以为只是呵斥。这次不幸事件后，小区将动员房东和租客在暂住时向政府完整申报家庭成员，同时若发现邻人有异常表现应及时向小区或公安报告。4岁儿童虐待致死案后，富延坊人委会要求专业部门排查统计可能陷入特殊困境的儿童，尤其是生活在不安全环境中的儿童，以提供支持干预。坊文化-社会、公安、卫生站、学校、小区保持24小时接收涉童事件信息。加强宣传普及儿童法律、预防家庭暴力，通过iHanoi数字公民应用或国家儿童保护热线111接收信息。坊公安负责指导区域公安和基层治安力量加强排查，严肃处理虐待、侵害、遗弃儿童行为，并公开值班电话以接收反映。
多地拒接111热线来电
与《青年报》交流时，国家儿童保护热线111负责人表示，该热线负责接收信息、转介救援、咨询和协助儿童及人口贩运受害者在迁移、返回和重新融入过程中的事务。热线是24小时紧急免费线路，全年无休，负责接收、处理来自机关、组织、教育机构、家庭、个人的风险、侵害行为的通报和举报，并初步核实信息。有被侵害风险的儿童信息将立即转至儿童保护职能机构。据卫生部妇幼保健局介绍，目前热线在连接地方干部进行干预和支持受害儿童时遇到一些困难。许多地方干部看到111来电时拒绝接听或挂断。这给核实、干预和救助儿童带来诸多困难。该局建议各地制定政策，安排乡级儿童保护专职人员，并建立24/7儿童保护热线以接收、及时处理，预防和打击儿童暴力与侵害。
国际反儿童虐待经验
- 瑞典：全球首个全面禁止一切体罚儿童的国家。此前仅在学校和保育中心范围内。1979年，瑞典国会投票通过《儿童与父母法典》修正案，禁止一切体罚和精神虐待。法律规定：“儿童有权获得良好照顾、安全和养育。儿童应受到尊重，不得遭受体罚或任何侮辱性对待。”
- 挪威：较早效仿瑞典且拥有全球最全面儿童保护体系的国家之一。1987年，挪威修订《父母与儿童法》（1981年），明确规定：“儿童不得遭受任何有害或威胁身心健康的方式对待”。2010年，挪威国会进一步澄清禁令适用于育儿中的体罚——即使一次不尊重的拍打也视为违法。
- 韩国：韩国儿童保护体系始于2000年修订《儿童福利法》，规定保护机构在保护受虐儿童和起诉加害者方面的作用。随后，2014年1月颁布《关于儿童虐待犯罪处罚特例法》，9月生效，收紧对施虐者的处罚并限制其接触儿童。2021年，韩国进一步修订《民法》，正式删除父母的“惩戒权”——为将暴力视为合理管教工具的观念画上句号。
（编译：Eric；审校：Alex；来源：越南中文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