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30日清晨，胡志明市的黎笋大道再一次被军靴踏响。
同一条路，50年前迎来的是南越政权的最后时刻，如今迎来的是纪念统一的大阅兵。越南军乐声中，一支由118人组成的中国军人方队走过大道，有越南记者低声感叹：“这数字，怕是有人要做文章了。”
有意思的是，事情还真被做成了“文章”。少数越南媒体干脆把中国军人参加阅兵，说成是“118人践踏黎笋大道、向美国示威”，甚至把这一数字和黎笋诞辰118周年硬扯在一起。这个说法传播开来后，外界才重新把目光聚焦到这条大道背后那位人物——黎笋。
这场争议，不只是对一次阅兵的不同解读，更牵出了越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段复杂的历史：从抗法、抗美时期的中越并肩，到统一后政策转向，再到边境冲突和关系缓和，黎笋一直站在风口浪尖。
一、黎笋大道：从战火前线到纪念舞台
黎笋大道的名字本身，就带着强烈的时代印记。
这条大道贯穿胡志明市中心，沿线最显眼的建筑，是曾经的南越总统府“独立宫”和美国驻南越总领事馆旧址。1975年4月30日，坦克冲破“独立宫”大门的画面，正是在这条道路尽头定格下来。
那天的西贡（今胡志明市），见证了一个政权的终结，也宣告越南南北分裂局面结束。后来，越南以黎笋之名为大道命名，目的很明确：把南方解放与这位在统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人捆绑在一起。
时间往后推到2025年。
越南选择在黎笋大道举行南方解放50周年阅兵，中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受邀派出仪仗队和方队参加，其中中国方队118人整齐列阵，步伐整齐划一。越南官方宣传中，重点放在“纪念统一”“展示国防力量”“体现国际友好”这些关键词上，并没有对这支中国方队做特别政治化的解读。
然而，越南部分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媒体，却抓住两个细节不放：一是阅兵地点是“黎笋大道”，二是2025年刚好是黎笋诞辰118周年。他们把“118名中国军人”与“118周年”相扣，甚至有人写道：“让118名中国军人在黎笋大道行进，是在践踏象征反抗中国的道路，是对黎笋记忆的羞辱，也是向美国发出威慑信号。”
这样说法，明显带着情绪色彩，但也折射出一个事实：在越南国内，黎笋的历史形象并不简单，他既被视作统一功臣，又与对华关系恶化、国内经济困难联系在一起。黎笋大道上的阅兵，便自然成了各种历史情绪的投射场。
二、从广治小镇走出的“统一功臣”
把视线从大道移开，再往前追溯几十年，会发现黎笋的故事起点很朴素。
1907年4月7日，黎笋出生在越南中部广治省兆丰县一个小镇。
那时的越南仍处在法属殖民统治下，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年轻时的黎笋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参与早期地下活动，多次被殖民当局逮捕。长期地下斗争锤炼出他的组织能力，也让他在党内一步步走到前台。
1960年起，黎笋担任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
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他成为越南党和国家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当时越南正处于抗美战争最艰难的阶段，北方要支援南方游击队，物资、武器、顾问都严重依赖外援，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支持。
不得不说，在那段时间，中越之间的合作是很紧密的。
从抗法到抗美，中国为越南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武器装备、经济物资以及军事顾问、工程技术人员等。有学者估计，援助规模十分可观，为越南坚持长期战争提供了重要支撑。胡志明多次强调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种口号，并非空洞口号，而是来源于战争年代的血与火。
在这样的背景下，黎笋作为党内主要领导人，负责总体战略规划，尤其在南方战场指挥协调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1975年，越南发动春季攻势，4月30日，北越坦克部队开进西贡，南越总统杨文明宣布无条件投降。统一的标志性一刻，就发生在黎笋大道所在区域。
统一后的宣传中，黎笋被塑造成“统一的设计者”之一。大道命名为“黎笋大道”，不只是对个人的纪念，也是将国家统一的记忆固定在城市空间中。对很多越南老一辈来说，提到黎笋，首先想到的是在统一战争中的组织和决策角色。
然而，统一带来的光环，并没有持续太久。
战后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在大国夹缝中处理外交关系，这些问题接踵而来。黎笋在统一之后的选择，让他的历史评价逐渐出现分化。
三、统一后的战略选择：亲苏、排华与边境冲突
战争结束，和平并不意味着轻松。
统一后的越南面对的是残破的经济、复杂的民族结构、南北制度差异，还有周边大国格局的变化。就在这个关键时期，黎笋主导的路线逐渐显露：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上明显向苏联倾斜。
冷战后期，中苏关系已经严重对立。
苏联希望在东南亚建立稳固支点，越南则希望通过与苏联结盟获得安全和经济支持。双方利益契合，1978年11月3日，越南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金兰湾等重要港口基地也开放给苏联海军使用，加强其在南海方向的存在。
这一转向，对中越关系产生了直接冲击。
越南在南海岛礁问题上采取强硬做法，围绕西沙、南沙的矛盾日渐增多；与此同时，统一后内部经济困难、社会紧张，使部分政策开始将矛头指向境内华侨华人。这段时间的“排华”行动，给中越关系带来沉重阴影。
有资料显示，越南境内华侨人数在短期内大幅减少。
一些华人商铺被要求停业整顿，资产被查封，部分华侨被迫离开生活多年的城镇，前往第三国或返回中国。许多家庭仓促上船，离开越南海岸，这是当时东南亚“船民”大潮的一部分。这些情况，至今在不少当事人记忆中依然清晰。
边境地区局势也日趋紧张。
从1978年起，中越边境发生多起冲突事件，界碑被移动，边民纠纷频发，甚至出现武装摩擦。伴随着苏越条约的签订和越南在柬埔寨方向的军事行动，矛盾越积越深。
1979年2月，中国对越南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称这是对一系列挑衅和政策的回应。战事持续时间不长，但随后长达数年的边境武装对峙与局部冲突，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山区阵地上反复争夺，边境村庄承受了沉重代价。
这段历史，有一个细节常被提起：
有人回忆，当时在越南决策层内部，并非没有不同声音，但在黎笋主导下，亲苏、对中国强硬的路线占据上风。战争和紧张关系带来的，却是国内经济更为困顿，对外环境愈发孤立。越南付出了极大的人员和物质成本，社会发展受到明显拖累。
从长远看，黎笋执政后期的对华政策，被越南国内后来的研究者评价为“存在严重失误”。
一位越南学者曾坦率指出：统一后的越南，本有机会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稳妥角色，但在大国博弈中站队过于偏向一方，又在周边问题上采取激烈做法，这种组合让国家陷入多线压力。这样的看法，虽然出自后来的反思，却折射出当时政策的后果。
四、十年紧张与逐步和解：从边境阵地到谈判桌
边境枪声没有一直持续到黎笋生命的最后一刻，但紧张气氛几乎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前半段。
1986年7月10日，黎笋逝世，享年79岁。
那时，越南国内已经在酝酿政策调整，一些领导人开始更多关注经济困境和国际环境变化。苏联自身也陷入危机，对外援助能力减弱，越南继续坚持原有路线的空间越来越小。
十年边境紧张，给两国都带来了沉重代价。
中方在南疆部署大量兵力，修建防御工事；越方同样在北方山区投入巨大军事力量。本可以用于建设的资源，被消耗在高地争夺和防御工程之中。当时的照片显示，边境许多山头布满战壕和工事，村庄人口大量外迁，田地荒芜，民众生活受影响严重。
随着国际格局变化，越南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一方面逐步减少在柬埔寨方向的军事投入，另一方面寻求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越之间的接触重新恢复。双方通过第三方渠道试探性对话，逐步从技术层面问题谈起，再过渡到政治层面。
20世纪80年代末，越南领导层中以范文同、阮文灵为代表的一批人，开始主导对外和对内调整。他们意识到，继续维持高强度对抗只会拖累国家发展。中越双方在成都等地进行了多轮接触，围绕撤军、边境问题、恢复关系等议题反复磋商。
1991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两国正式宣布关系恢复。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也意味着以边境冲突为特点的那段时期翻页。此后，中越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往来逐渐增多，边境地区从战场重新变成商贸通道和人员往来的前沿。
从历史角度看，这一过程说明，哪怕曾经爆发过冲突，只要双方有意愿调整，关系就有可能回到以合作和稳定为主的轨道中去。越南国内对黎笋执政时期的反思，也是在这样的实际变化中慢慢展开的。
五、黎笋的历史位置：从英雄到“犯错的领导者”
在越南党史和教科书中，黎笋的形象经历了一段明显的变化过程。
在统一后的宣传中，他被塑造成坚定的革命领导人，是推动南方解放的关键人物之一。
许多以战争为主题的展览、纪念馆中，都有他的照片和指挥战役的相关材料。黎笋大道本身，就是这种纪念话语的一部分。
然而，1986年他去世后，越南逐步实施“革新开放”政策，对内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寻求多元平衡，这些调整与他晚年坚持的路线有明显差异。
随着时间推移，教科书中的表述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在肯定其统一贡献的同时，提到他在经济建设和外交政策上的“失误”或“错误判断”。一些研究文章直接把统一后的一系列对外摩擦，归入黎笋时期的“路线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黎笋的葬礼规模和社会反应，被部分观察者拿来和胡志明当年作对比。
胡志明去世时，全国性悼念气氛浓烈，而黎笋的追悼活动明显更为克制。这种差异也折射出两人在越南民众心目中的不同位置。当然，这种比较带有一定主观色彩，但在民间讨论中经常出现。
今天，在越南正式话语中，黎笋一般被描述为“在革命和统一事业中作出贡献，但在统一后的发展道路上有错误的领导人”。这种评价，既保留了历史功劳，又点出了政策代价。
也正因为他身上这种“功过并存”的特点，当代涉及黎笋符号的公共事件，容易引发不同立场、不同记忆的碰撞。
2025年阅兵时，越南官方在宣传中刻意弱化个人色彩，更多强调“南方解放50周年”这一整体主题，对黎笋的名字提及并不多。反倒是部分媒体主动把矛头对准中国方队，把“118”和“黎笋诞辰”扣在一起，试图用情绪化话语重新激活一段早已平息的对立叙述。
阅兵现场，有越南观众看着整齐走过的外军方队，小声对旁边的人说：“时代不一样了。”
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其实包含了一种朴素判断：越南今天的对外选择，与上世纪70年代末那种高度对立的状态，已不可同日而语。
六、一条大道上的两重记忆
回到黎笋大道本身，这条路几乎可以看作越南近现代史的一条缩影线。
在1975年，这里是坦克履带碾过的终点，是南越政权倒台的标志，是统一的象征。
在随后的岁月里，它承载着纪念游行、重要活动，也承载着以黎笋命名所代表的一种政治记忆：革命、统一、斗争。
到了2025年，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中国、老挝、柬埔寨等外军方队。
从历史角度看，这一场景本身说明，中越关系早已从过去的冲突状态走向了另一种阶段。双方以纪念统一为契机，在礼仪层面合作，体现的是一种以大局为重的务实安排。这种安排，并不否认过去的矛盾，也没有抹去历史中的冲突，而是在新的现实环境下，以合作的形式共处。
越南国内那些把118名中国军人说成“践踏黎笋大道”的媒体声音，本质上仍停留在旧有叙事框架里：
他们把黎笋简单塑造成“对抗中国”的象征，把大道视作一条只允许单一记忆存在的道路，对现实中的多元合作缺乏耐心。但同一时刻，越南官方却在用实际行动说明一种选择：纪念统一，不必以延续对立为代价。
黎笋本人的一生，既有抗法抗美时期的革命资历，又有统一后在对外路线上的争议。
他的名字被刻在大道上，他的政策轨迹则刻在中越关系的起伏中。这条大道见证了坦克进城，也见证了边境冷却后的合作表演。对于研究中越关系的人来说，这种历史叠加，反而更具说明力。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一个清晰脉络：
1907年，黎笋出生；
1969年，胡志明逝世，他掌握实权；
1975年，南北统一，黎笋大道的历史角色确立；
1978年至1979年，对华关系急剧恶化，自卫反击战爆发，进入多年紧张期；
1986年，黎笋去世，政策开始调整；
1991年，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
2025年，中国军人应邀走过黎笋大道。
不同节点之间，有激烈冲突，有艰难对话，也有逐步缓和。
越南南方解放50周年阅兵，只是这条时间线上的一个新坐标。围绕它的争论，多少反映了越南国内不同历史记忆在当代语境下的碰撞，也提醒人们：统一与冲突、援助与对立、误判与调整，这些关键词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中越关系真正的全貌。
黎笋大道仍然在那里。车流、人群、节日阅兵和历史旧影在同一条路上交错。
对于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那支118人的中国方队，并不是什么“践踏”，而更像是一个值得仔细咀嚼的历史对照：同样的道路，不同的时代，脚步声背后的意义，早已不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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