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城开电动车维修店，今年是第七年了。

店不大，三十来平，门口堆着轮胎和电瓶，墙上挂满各式各样的充电器，地上永远有一层黑乎乎的油泥。每天早上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一天挣不了几个钱，但也饿不死。老婆常说我一个大老粗，能把螺丝拧明白就不错了，别指望发大财。我嘿嘿一笑，不反驳。她不知道，我拧过的螺丝比她吃过的盐还多。

当兵那会儿，我是机务兵，修轰炸机的。

轰-6，咱们国家自己造的中程轰炸机，翼展三十多米，机身三十多米，飞起来像一座移动的钢铁山丘。我在地面上跟它打了六年交道。六年，两千一百多个日夜，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出它身上每一颗螺丝的位置、每一个接口的型号、每一条管路的走向。发动机、起落架、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电气系统，我全都修过。我是那一批兵里最早放单的机械师，团长说我是“天生的机务材料”。

可天生的机务材料，退伍后只能修电动车。

不是没想过找对口的工作。民航机务要执照，那玩意得考，好几万块钱的培训费不说，还得脱产学习大半年。我那时刚结婚，老婆怀孕，家里处处用钱。修电动车门槛低，支个摊子就能干。我想着先干着，等攒够钱了再去考执照。这一干就是七年，执照的事，再也没提过。

店里的活儿不复杂，换个胎、修个控制器、接个线路，大多是体力活。偶尔碰到疑难杂症，那些修了好几年电动车的老师傅搞不定的，会推到我这儿来。我也没多收钱，该多少就多少。时间长了，附近几条街的人都认识我，说我修车“又准又稳”，不知道我底细的，还以为我是哪个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我不解释，闷头干活。

那天下午，我刚给一辆三轮车换完电池，手还没洗干净，门外停了一辆黑色的奥迪A6。

这车在我们县城不多见。牌照是军区的，白底黑字，开头是个“空”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手上的油泥还没搓掉，就用围裙擦了擦，站直了身体。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穿便装的中年男人。他头发花白，腰板挺得笔直，步伐稳健，走路的时候肩膀不晃，一看就是当过兵的。他在店门口站了几秒，看了看那块“专业维修电动车”的招牌，又看了看蹲在地上的我。

“师傅，我的车胎扎了，能补吗？”他指了指奥迪的左后轮。

我低头看了一眼，轮胎瘪了一半，钉子还扎在上面。“能补，等一会儿。”我转身去拿千斤顶，他站在旁边没走，也不像别的顾客那样低头看手机，就那么站着，看着我干活。

顶起车身，卸下轮胎，扒开胎壁，找到漏气点，用砂轮机打磨，涂胶水，贴补片，装回，打气。这套流程我做了无数次，闭着眼睛都不会出错。可那天我做得比平时慢，因为旁边站着的这个人，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

“你这套工具，”他忽然开口，“是自己做的？”

我愣了一下。他指的是我手里那把自制的扒胎撬棍，用废旧的钢筋打的，形状跟市面上的不一样，一头弯成特定角度，能更省力地撬开电动车轮胎。这玩意儿我用五六年了，从来没人问过。

“嗯，顺手做的。”

“你这个角度，不是针对电动车轮胎的吧？”他看着那根撬棍，眼睛眯了一下，“电动车轮胎薄，不需要这么深的角度。这个角度，像是扒飞机轮胎用的。”

我的手停了。

外面的街上人来人往，卖糖葫芦的吆喝声、送外卖的电动车喇叭声、旁边五金店切割金属的尖啸声混在一起，嘈杂得很。可这一刻，那些声音像被一层玻璃隔开了，我听不太清。

我抬起头，看着那个中年男人。

他也看着我。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里面有一种东西，不是好奇，不是试探，是确认。他确认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确认了一件事——这个人，不是普通的司机。

“师傅，你以前在哪个部队的？”

我没回答。他也没追问，目光从我的手上移到我的脸上，又从我的脸上移到我身后墙上那面落了灰的锦旗。锦旗是前年一个大爷送的，他骑着三轮车在路上突发心脏病，我帮他做了心肺复苏，等来了救护车。锦旗上写着“见义勇为”四个字，金丝绣的，边角有些起毛了。

“你在部队干了几年？”他又问。

我扒完最后一条轮胎，把工具放下，站起来。我的身高比他矮半头，但腰板不比他弯。

“六年。”

“什么专业？”

“机务。”

“机型？”

我看着他。他的车牌是空军某部的，他的步伐、眼神、口音，还有他看那根撬棍的方式，都告诉我他不是路过。他是专门来的，只是假装路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

“轰-6。”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起来，卷起地上的一片梧桐叶，落在轮胎上，又飘走了。

“那你应该认识一个叫陈国良的人。”他说了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陈国良，我的老团长，我的恩师。我入伍第三年，是他亲手把我从一排兵里挑出来，送到机务大队去学技术。他说我有天赋，不干机务可惜了。我考执照的那些日夜，是他把办公室让给我看书，自己坐在走廊里抽烟。我第一次独立排除发动机故障，是他站在旁边看了全过程，最后只说了一句“不错”。就两个字，我记了一辈子。

“他是我老团长。”我的声音有些发紧。

“陈国良是我同学。”中年男人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退休前跟我提起过你。说有个兵，修了六年轰炸机，退伍后回了老家，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我今天路过你们县城，想起他说的那个兵好像就是这一带的，就顺着国道开了一圈，看到了你这个店。店门口的招牌上有个标记，你自己画的？”

我点了点头。那个标记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抽象的机翼形状，夹在“专业维修”四个字中间。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他看出来了。

“说明你心里一直没放下。”

我没说话。

他指了指那辆奥迪，轮胎已经补好了，我用扳手拧紧最后几颗螺丝，把千斤顶放下来。他蹲下来看了看，又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你这个活，干得比我们军修厂还好。”他说。

我笑了笑，没当回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名片上写着他的名字和职务——空军某部装备部副部长，大校。我把名片接过来，看了看，放进了上衣口袋里。

“如果我说，我想请你回去，你愿不愿意？”

风大了些，招牌被吹得晃了一下，铁架子咯吱咯吱地响。店里没有顾客，远处不知道谁家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一阵一阵的。县城就是这样，红白喜事都放炮，声音散在风里，没有人觉得奇怪。

“回哪？”

“回部队。不是让你重新入伍，是聘请你做技术顾问。我们在搞一个项目，急需你这样有实战经验的机务老兵。你在部队拿过三等功，排除过两次重大故障隐患，这些陈国良都跟我说过。你这样的人在县城修电动车，是浪费。”

我转过头，看着店里那些工具。扳手、螺丝刀、万用表、示波器，它们整齐地挂在墙上，每一件都擦得干干净净。地上那摊油泥还没来得及拖，工具箱旁边放着我中午没吃完的半碗泡面，面条已经坨了，面汤上浮着一层油花。

这一天，跟过去的每一天没什么不同。又累又脏，挣不了几个钱。可这一天，又跟过去的每一天都不一样。

“领导，”我说，“我今年三十六了，退伍七年，技术很多都生疏了。现在的轰炸机我不了解，跟不上了。您找年轻人吧。”

他没有急着说什么，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店铺最里面那面墙上，那里挂着一张照片，玻璃框里的照片，是一个年轻的士兵站在一架轰-6的机翼下，戴着工作帽，穿着沾满油污的机务工作服，笑得露出两排白牙。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有些卷曲，但那架飞机的轮廓、那个士兵的笑容，还清清楚楚。

那是二十四岁的我。

“你那张照片挂了七年了吧？”他问。

我没回答。

“墙上挂着轰炸机的照片，手里干着电动车的活。你以为你放下了，其实你没有。你只是不敢回去。”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我的耳朵里。我不敢回去。不是怕技术跟不上，是怕回去了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站在机翼下笑得出来的兵了。七年，足够一架飞机更新换代两个批次。现在的轰-6K，驾驶舱全是玻璃化座舱，电子系统密密麻麻，跟老轰-6完全是两个东西。我回去能干什么？给他们拧螺丝？

“我考虑考虑。”我说。

他没有勉强，拉开车门，坐进去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陈国良去年走了，你知道吗？”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不知道，没人告诉我。

“他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那个兵，要是在部队，至少是个高级技师。’”

车子开走了，尾灯在县城的街道上拐了个弯，不见了。

我蹲在店门口，点了一根烟。风很大，打火机打了好几次才点着。烟雾刚升起来就被吹散了，像从来没存在过。我抬头看了看头顶那块招牌，自己设计、自己画的那个机翼标记，被风吹得有点歪了，正好歪向西北方向——那是老部队的方向。

烟抽完了，我把烟头摁灭在地上，站起来，走进店里。

墙上那张照片还在，玻璃框上落了灰，我拿抹布擦了擦。照片里的年轻人笑着，露出两排白牙。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手机响了，是我老婆打来的，问晚上吃什么。我说随便，她说不随便就给我做红烧肉。我说好，挂了电话。

从抽屉里翻出那张名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塞进了钱包里。钱包里有张银行卡，余额不多，够过日子。

晚上老婆做了红烧肉。我吃了两碗米饭，喝了一碗汤。女儿在客厅画画，画了一架飞机。我老婆问她画的啥，她说画的是爸爸修的飞机。我老婆笑她，说爸爸修的是电动车，哪会修飞机。女儿说爸爸就会，爸爸什么都会。

我放下筷子，走到客厅，蹲下来看那幅画。画得不像，翅膀是歪的，轮子一个圆一个方，但她给飞机画了一双眼睛，笑眯眯的，还有长长的睫毛。

“囡囡，这飞机怎么有眼睛啊？”

“因为它看见爸爸了，高兴。”

我把女儿抱起来，她搂着我的脖子，小手在我后脑勺上摸来摸去。客厅的灯是暖黄色的，照在她脸上，白白嫩嫩的，像刚出锅的豆腐。我忽然想起，我当兵那几年，每次休假回家，她也这样搂着我的脖子，不肯松手。那时候她还不会说话，只会咿咿呀呀地叫。

“爸爸，你以前真的修过飞机吗？”她趴在我耳朵边上问。

“真的。”

“那你怎么不修了？”

“爸爸退伍了。”

“退伍是啥？”

“就是……不干了。”

她把脸埋在我肩膀上，闷闷地说了一句：“那你再干呗。”

我笑了笑，没回答。

那天晚上，女儿睡着以后，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把那本退伍证翻了出来。红皮，烫金，压了塑料膜，边角有些磨损了。翻开看，里面的照片就是我，二十四岁，穿着军装，戴着大檐帽，笑得很用力，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那时候真年轻，年轻到以为一辈子都能穿那身衣服。

我对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合上退伍证，把它放进抽屉最里面，和那张名片压在一起。

夜深了，县城安静下来。远处偶尔有车经过，车灯扫过天花板，一明一灭的，像灯塔的光扫过一片沉默的海面。我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没有睡着。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像一颗运转了几十年的发动机，还在转。

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不会回去。但我知道，从明天开始，我修电动车的时候，会想起那个问题——那不是参谋长问的，是我自己一直在问自己，只是假装听不见。

你要不要回去？

现在，这个问题又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