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林大柱，今年五十二岁，住在山东沂蒙山区一个叫柳树沟的村子里。现在日子好了，家里起了二层小楼，院子里种着葡萄架，每到夏天葡萄熟了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三十七年前那个秋天。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事情。那时候我十五岁，刚上初二，在镇上的中学念书。家里穷，全村都穷，土坯墙、茅草顶的房子里住着一家五口人——爹、娘、大哥林大壮，还有我和小妹林小翠。大哥比我大六岁，当时二十一岁，是家里的顶梁柱。爹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天一冷就喘得厉害，干不了重活；娘身子骨倒是硬朗，可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操持家务，也累得够呛。家里的希望全寄托在大哥身上。

那年秋天，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说起来，这件事还得从村里的鱼塘说起。柳树沟村东头有一个三四亩大的鱼塘，早些年是个野塘子，村里孩子在里头摸过鱼，大人在里头洗过衣裳。后来搞承包责任制，鱼塘被张满仓张大叔承包了，养了三年草鱼和鲢鱼，长得不算好也不算差，勉强度日。可到了八五年，张大叔的老伴得了一场大病，看病花了不少钱，鱼塘的鱼也没心思经管了，打算转包出去。消息传到我们村，大哥就动了心思。

大哥这人打小就喜欢水，喜欢鱼。别的孩子放学回家被娘逼着写作业、割猪草，他一放下书包就往河边跑，不是钓鱼就是摸虾，跟水里头的事结下了不解之缘。爹说他“五行属水”，娘骂他是个“鱼痴子”。可大哥这人脑子活、手脚勤快，在村里名声不坏，就是穷，穷得连像样的一身衣裳都置办不起。

张大叔的鱼塘要是能承包下来，对大哥来说，那可是一桩天大的事。可是包鱼塘要钱，还要谈条件。大哥脸皮薄，不敢一个人去邻村找张大叔谈。爹身子不行，娘是个女流之辈不好出面。家里几个男人里，就我脸皮最厚——当然，这是后来别人对我下的评语，当时我可不这么认为。

于是，那个改变我一生的秋天下午，我替大哥去了邻村……

而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去，真是这辈子最值当的一次替工。

一

一九八五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刚过中秋，地里的庄稼还没收完，村东头杨树叶子就已经开始泛黄了，落在地上踩上去沙沙作响，像极了我那时焦躁又不安的心情。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放学回家，搁下书包正准备去院子里喝水，大哥就把我叫到了里屋。他脸色不太好看，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嘴唇有点发干，像发烧刚退的样子。

“柱子，有个事……我琢磨了好几天，还是得跟你说。”大哥坐在炕沿上，两只手撑着膝盖，耷拉着脑袋，声音闷闷的。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大哥这人平时干活利索、说话痛快，从来不这么吞吞吐吐的。他这副模样，让我以为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哥，啥事啊？你直说。”我蹲在他面前，仰着脸问他。

大哥抬头看了我一眼，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皱巴巴的烟卷——那是家里来了客人剩下来的“大前门”，被他偷偷攒了两三根——点上狠狠抽了一口，呛得咳了两声，这才开了口。

“隔壁村张满仓的鱼塘你知道吧？就是张家坡村那个，有四五亩大的那个塘子。”大哥说。

我点了点头，说知道。

大哥继续说：“张满仓的老伴病得不轻，他顾不上鱼塘了，最近放出话来，想转包出去。隔壁村老王跟我说的，说张满仓那边承包费不高，就是……就是条件得当面谈。”

“那你去谈啊，哥，你咋不自己去找他谈？”我说。

大哥搓了搓手，说：“不是我不想去……我这人你也知道，从小嘴笨，见了生人就说不囫囵话。再说了，张满仓那姑娘在家，我……我不好意思。”

我差点没忍住笑。大哥二十一岁的人了，正是说亲的年纪，见了姑娘就脸红脖子粗的样子我在家见多了。有一回媒人领了一个姑娘到家里来相看，大哥躲在牛棚里头愣是不出来，把媒人气得脸都绿了。

“所以呢？”我心里隐约猜到了大哥的意思，但还是装傻问他。

“所以……我想让你替我去一趟。”大哥终于说了出来，好像说出来之后身上卸了一块石头似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蹭”地站起来，下巴差点没掉了。

“哥，你说啥？让我替你去谈承包鱼塘？”我瞪大眼睛看着他，“我才十五啊，还在上学！这种事我怎么谈？”

“你比我会说。”大哥难得夸我一句，“柱子，你这两年在外面上学，见了世面，嘴皮子也利索。张满仓那人我知道，他不为难小孩子。你就去跟他聊聊，了解了解情况，把条件问清楚了回来告诉我，我去拍板就是。”

“那你去了解不是更好？”我不甘心地嘀咕了一句。

大哥又抽了一口烟，叹了一口气说：“我跟张满仓不太熟，以前没打过交道，贸然上门怪尴尬的。你就说你是替我来看鱼塘的，你是学生娃，办事大方，人家不挑理。”

我看大哥难得认真一回，再推辞下去倒显得我不懂事。况且大哥平时对我确实好，每年过年都咬咬牙给我买一身新衣裳，他自己却几年舍不得换一件。这份手足情，我记在心里。

“行吧。”我点了点头，“可我咋去啊？我也不知道他家的门朝哪开。”

大哥一听我答应了，脸上立刻有了笑模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烟卷纸来，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张家坡村，张满仓，进村头一个大槐树往东走，第三家就是。”

我看了那张破纸条，心里暗暗叫苦。张家坡村我倒是知道，在柳树沟西南方向，隔了三个山头，五里多路，走路去得四十分钟。

“明天去？”我问大哥。

大哥想了想说：“明天星期天吧？明天去，人家都在家。宜早不宜迟，趁张满仓还没跟别人谈拢之前，咱们得抓紧。”

我“嗯”了一声，跳出里屋，去院子里帮娘剥玉米。娘正坐在小板凳上剥玉米呢，看见我出来，抬眼问了一句：“你哥跟你说啥了？他这两天心事重重的。”

我说：“没啥大事，就是让我明天去隔壁村办点事。”

娘点了点头，没再多问。她这人就是这样，孩子们的事不多过问，但心里都清楚着。她剥玉米的速度很快，两只手不停地动着，玉米皮在耳边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我看着她的手——那双布满老茧和裂纹的手，心里突然有些酸。

那天的晚饭吃的是玉米粥就咸菜，稀稀拉拉的粥盛在搪瓷碗里，能照见人影。家里条件就这水平，顿顿喝粥吃咸菜，偶尔蒸一顿窝窝头都算改善生活了。爹坐在饭桌边上慢悠悠地喝着粥，时不时咳上一两声，嘴唇泛着不正常的白。娘把仅存的两块白面馒头塞到了我和小妹手里，自己端起了搪瓷缸子，就着缸里的白开水啃玉米饼子。

“娘，你吃一块。”我把馒头掰成两半，递了一半给娘。

娘伸手拍了我一下：“你正长身体，多吃点。娘吃啥都行。”

这话我打小听到大，每一回听，心里都不是滋味。小妹小翠那时候九岁，吃起饭来跟小雀儿似的，一点一点地啄，看着她那瘦弱的身子骨，我的心更揪得慌。

那时候我就暗暗发誓，不管怎么样，将来一定要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这个念头，在十五岁那年秋天，像一根钉子一样扎进了我的心窝里，一辈子没拔出来过。

二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醒得比平时早。

太阳还没露头，窗外灰蒙蒙的，鸡圈里那只芦花公鸡还在打盹，没开始第一遍打鸣。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里忐忑不安。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去办“正事”。以前出门，不是跟爹去赶集，就是跟大哥下地干活，从来没有人让我一个人去跟外人谈事情。别看我嘴快，真要跟生人打交道，心里还是犯怵的。

我翻了个身，听见娘已经起来忙活了。她每天都起得最早，摸黑到灶房生火、烧水、熬粥。水缸旁边的风箱“吧嗒、吧嗒”地响着，声音不大，听着让人安心。爹也醒了，窸窸窣窣地在往旱烟袋里填烟叶。大哥那边的炕上传来他迷迷糊糊的声音：“柱子，醒了就去洗脸，娘给你烙了饼。”

我一听有饼吃，精神头一下子窜了上来，手忙脚乱地爬起来，用凉水胡乱抹了把脸，穿上我那件缝了补丁的绿色军便装——那是大哥前年穿小了的，改吧改吧给了我，洗了无数水，已经泛白了，但还凑合着能出门。

娘从灶房里端出一张热腾腾的白面烙饼，切成八块，整整齐齐地码在我碗里。我一看愣住了，问：“娘，这烙饼……”

“快吃，路上别饿着。”娘把碗递到我手里，眼神温柔的。

我不知道这张白面烙饼是娘用什么换来的。那时候家里白面是稀罕物件，平时都攒着，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吃。娘竟然给我烙了一张饼，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鼻子酸酸的。

“娘，我不饿，留一半在家里。”我把烙饼掰了一半搁在灶台上。

娘瞪了我一眼，把那半块塞回我手里：“不许拿下来，全都给我吃了。出门办事，得吃饱。”

我嘴上答应着，最后还是偷偷掰了半块搁在案板上。不是我不懂事，是实在舍不得自己一个人吃光。

吃过早饭，我去找大哥要“正装”。

大哥的衣柜里也没啥好东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算是最体面的了——那是爹结婚时穿的，后来传给了大哥，大哥舍不得穿，平时压在箱子底下，上回相亲时拿出来穿过一次。

大哥把那件中山装找出来，在身上比划了一下又脱下来递给我：“你比我矮半头，凑合着穿吧，袖子挽一截就行了。”

我穿上中山装，大哥在袖口上卷了两道褶，才把手露出来。裤子是大裤裆的，穿在我身上像和尚袍似的，裤腿长了一截踩着脚下跟，弄得我走路都不利索。大哥找了一截布带帮我扎紧裤腿，勉强像个人样了。

“把军便装换上吧。”大哥看了我半头，又把那件发白的军便装从柜子里翻出来递过来，“我看还是穿你自己这件好，那个太长了，走路绊脚。”

我又换上了军便装。大哥又找来一顶藏蓝色的单帽扣在我头上，让我对着屋门口的穿衣镜看了看。镜子里的家伙又瘦又小，腮帮子上还有一颗绿豆大的青春痘，怎么看都不像个正经办事的人。

大哥倒是挺满意，说：“行，比平时精神多了。把帽子压低一点，别让风吹跑了。”

我照他说的做了，揣上那张写有地址的纸条出了门。

从柳树沟到张家坡村，五里多山路。

九月初的沂蒙山区，山上还是绿油油的样子，羊肠小道像一条青蛇蜿蜒在山腰上，两边是密密麻麻的玉米地和高粱地。地里的庄稼还没收割完，远远看去像一双双巨大的手，密密匝匝地把土地攥得紧紧的。山风吹过来，带着庄稼的气息和泥土的腥味，让人忍不住深深地吸了几口。

我顺着山路往前走，路上没有行人，只有偶尔从玉米地里钻出一只野兔，蹦蹦跶跶地蹿到山坳那边去了。我的脚步慢悠悠地，心里七上八下地琢磨着到那里该怎么开口。

我见了张满仓该叫啥？大叔还是大伯？开口第一句话该怎么说？谈鱼塘的承包费该咋谈？这些问题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遍，生怕到时候卡了壳。

这大概就是一个十五岁少年第一次独自面对“大人世界”的紧张吧。虽然大哥说得很轻松，让我去“了解了解情况”，可真要到了那里，代表大哥跟人家谈承包的事，我心里还是一点底气都没有。

走了不知道多久，眼前终于出现了张家坡村的地界。

村口果然有一棵大槐树，树干粗得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是在跟过路的人打招呼似的。我站在大槐树底下喘了口气，按照纸条上的提示，顺着村道往东边走。

张家坡村跟我们柳树沟差不多大，百十来户人家，土墙、瓦顶、篱笆院。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晒着黄澄澄的玉米棒子，编成辫子挂在屋檐下，像一串串金色的鞭炮。狗叫声此起彼伏，几只土狗朝我呲牙咧嘴地“汪汪”叫了几声，见我不怕，又缩回了窝里。

我数了三家，停在一扇刷了黑漆的木门前。

门上贴着一副褪了颜色的对联，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依稀能认出来是“年年有余”之类的吉祥话。院墙是用砖石砌的，比一般人家要结实一些，墙头上种了一排仙人掌，大概是防贼用的。

我站在门口，伸手想敲门，手伸出去三次又缩回来三次。好不容易咬了咬牙，朝门板上“咚咚咚”砸了三下。

片刻后，门“吱呀”一声开了。

开门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黑黑的皮肤，瘦长的身材，穿着一件蓝色的布褂子，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用一根素银簪子别住。她打量了我一眼，带些拘谨和客气：“您是……？”

“婶子，您好，请问这是张满仓大叔家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稳当一些。

“是啊是啊，你是……”门后面的女人似乎认定了我是谁家的亲戚，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我赶紧自报家门：“我是柳树沟村的，林大柱，我有个大哥叫林大壮。听说张大叔家的鱼塘要承包，我大哥托我来问问情况。”

女人一听“柳树沟”三个字，眼睛亮了一下——张家坡村和柳树沟村隔得近，村与村之间多有联姻，关系盘根错节。

“哦！柳树沟的？进来进来。”女人侧身让我进门，嗓门突然大了起来，朝里屋喊了一嗓子，“他爹，来人了！”

我跨过门槛，走进了院子。

院子不算大，但拾掇得干干净净。南边种了一棵石榴树，树上还挂着几个裂了口的石榴，红红白白的籽粒看得我咽了咽口水——那时候一年到头吃不了两次水果，看见能吃的眼睛都发直。北边的土墙上挂了一排渔网和罾网，墙角堆了几口缸，缸口盖着木盖，不知道里头腌的是咸菜还是鸡蛋。

张满仓大叔从北屋里走了出来。

他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肩膀宽宽的，脸膛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双眼睛却格外明亮黑亮。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对襟褂子，腰间勒了一根布绳子，脚上蹬着一双布鞋，整个人看着很精神。

“柳树沟的？林家的娃？”张大叔朝我笑了一下，露出一口发黄的牙齿，“你爹叫林大海？”

“对。”我赶紧回答。

“林大海我认得，以前在一块儿搭伙干活来着。”张大叔点点头，领着我去堂屋坐，“进屋说话。”

三

堂屋不大，正面墙上挂着中堂画，画上是一只猛虎卧在山石上，两边是一副对联，上面的字老早就褪了颜色，只能看出个模糊的轮廓。靠墙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搁着一个搪瓷茶盘，茶盘里摆着几个白瓷茶碗。

张大叔让我在八仙桌边坐下，他也在对面坐下了。屋里有些暗，光线透过糊了纸的木窗洒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空气里有股淡淡的烟草味和樟脑丸的味道，混杂在一起，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

“抽不抽烟？”张大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递了一根给我。

我连忙摆手说不抽。张大叔笑了一声，自己点上，吧嗒吧嗒地抽了两口，眯着眼睛上下打量我。

“今年多大了？”张大叔问，语气不紧不慢。

“十五了。”我说，“在镇上上初中，初二。”

“读书娃啊，不错。”张大叔点了点头，吐出一口烟雾，“你大哥大壮我听说过，干活是把好手，前年去周家滩修水渠的时候我跟他在一个组干过几天，小伙子实在，不偷奸耍滑。”

我一听忍不住在心里暗暗感叹：人跟人之间这关系，真像个大蜘蛛网，拐几个弯总能扯上。大哥前年去隔壁县周家滩修水沟的事，他自己都快忘了，没想到张大叔还记得。

“大叔，我大哥今儿个家里有事走不开，就让我替他过来看看鱼塘的情况。”我看气氛挺好，赶紧把话头切到正题上，“您那个鱼塘，大概有多少亩？”

张大叔掐灭了烟头，开始在桌面上比比划划地给我讲。他说鱼塘有三亩半大，最深处有两米，浅处也得有一米二三。塘里的草鱼是前年放的苗子，大的已经有四五斤了，鲢鱼和鲤鱼长势也不错，不到过年估计就能出塘一批。

“这塘子的水质好，上游有山泉水渗进来，冬暖夏凉的，鱼长得快，也不爱闹毛病。”张大叔说这话的时候，满眼的舍不得，“要不是你婶子身子不好，我实在忙不开，我也舍不得转包出去。养了一条好塘子，跟养孩子似的，养出感情来了。”

他说到婶子的病，声音就低了下去，低下头看着桌面，脸上的皱纹在这时候显得格外深。我这才想起来，刚才开门的那位女人应该是婶子，穿蓝褂子的那位。她看上去确实有些憔悴，刚才往屋里走的时候步子也不快，像是在忍着什么。

“婶子的病……”我小心翼翼地提了一句。

“老毛病了，胃上不好，每年秋天都得犯。”张大叔摆了摆手，显然不愿意多说这事，又掏出烟来点上一根，“不提这个。鱼塘的事，你大壮哥想包的话，条件好商量。承包费一年一百二十块，比我原先跟生产队交的数便宜了十块钱了。这个价格我是压到底了，再低我就亏了。”

一百二十块，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我家一年到头也就赚个几百块钱，大哥农闲时出去打短工，一天才挣两块多钱，整年下来不吃不喝也攒不下一百二十块。但我不能上来就说嫌贵，得先把情况摸清楚了。

“大叔，承包费每年一百二十块的话，鱼苗、饲料、还有七七八八的零碎开支得花多少？”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句。

张大叔看我的眼神又不同了。他可能觉得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能问出这个来，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靠在椅背上，掰着手指头跟我说了半天，从选鱼苗的渠道说到鱼的投喂量，从鱼病的防治方法说到收益的分成比例，一套一套的，听得我头昏脑涨。

幸亏我在学校听课还算认真，脑子转得快，他说的那些关键数字我都默默记了下来。不知不觉，张大叔的茶水都换了两遍了。

正说着呢，门帘子掀开了，一个姑娘端着一个搪瓷盘子走了进来。

“叔……我来给客人倒茶。”

那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东西似的，轻轻柔柔的，跟我平时在村里听惯了的粗犷嗓门完全不同。

我下意识地抬眼一看，手里的铅笔差点没掉下来。

那姑娘大概十八九岁的年纪，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的确良短袖衬衫，袖子挽到了胳膊肘的位置，下面是一条灰色的确良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白色塑料凉鞋。她的皮肤不白，带着庄稼人日头晒出来的小麦色，可五官长得格外端正，弯弯的眉毛，一双晶亮的杏眼，鼻梁高高的，嘴唇不薄不厚刚刚好，抿起来的时候嘴角微微向上翘着。

最要命的是她笑起来的样子。她大概是听见了我刚才跟张大叔说话的声音，知道我二十岁都不到，是个半大孩子，脸上带着一种看弟弟似的和善笑意，把搪瓷盘里的茶碗放在我面前，轻声说：“喝点茶，解解渴，走了挺远的山路了吧？”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谢谢”之类客套话，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

张大叔看我这副模样，忍不住乐了。他朝那姑娘说：“春桃啊，这是柳树沟林家的小子，替大哥来帮我谈鱼塘的事呢。”

姑娘——原来她叫春桃——听见这话，抿着嘴又笑了笑，眼神在我脸上扫了一下，就低下头去清理茶盘里的残渣。她的头发扎成一条粗辫子垂在胸前，辫稍系了一根红头绳，那红头绳在昏暗的堂屋里显得格外耀眼，像一团小火苗，在十月的秋风中抖抖索索地晃着。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乱成了一锅粥。

老实跟您说，我活了十五年，跟女孩子说话的次数一把手就数得过来。学校里的女同学基本都是本村本镇的人，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可也仅限于问作业、借东西这种事儿，从来没想过要往深里牵扯。何况，眼前这个叫春桃的姑娘，长得比学校里那几个女生……怎么说呢，不是一个等级的。

春桃倒完了茶，转身出了堂屋，站在屋檐下跟婶子低声说着什么。婶子在院子里晒被子，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声音不大，可隐隐约约能听见她们在说我的事——什么“林家的小子”“看着挺老实的”“打听鱼塘的事”之类的。

我的耳朵“哗”一下就红了，从耳朵一直烧到脖根。

张大叔倒是没注意到我的窘态，继续在那里说鱼塘的事。可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脑子里像跑马灯似的，全是春桃刚才进屋斟茶倒水的模样。

她那两个浅浅的酒窝，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她那轻轻松松地一笑，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拴在了我的心窝上。

我在心里狠狠地骂自己：林大柱啊林大柱，你才十五岁，今天来这里是为了你大哥，帮大哥谈鱼塘的，你怎么能胡思乱想别的呢？

可心里这么想着，脑海里却怎么也赶不走那个影子。

就这样，三心二意地跟张大叔又聊了小半个钟头，把承包的细节基本上问清楚了。张大叔这人说话利索，办事也不拖泥带水，有问必答，这让我这个“冒牌代表”着实松了好大一口气。

我正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张大叔突然说了一句让我猝不及防的话。

“娃，你替大哥跑了这么大老远的路，不容易。今儿个在我家吃个晌午饭再走。”他站起来拍了拍胳膊，“他婶子，多炒两个菜！”

“不不不，大叔，不用麻烦。”我连连摆手，“我这就回去了，家里还等着回话呢。”

“还早着呢，急什么。”张大叔压根不给我拒绝的机会，直接朝厨房那边喊了一声，“春桃，去菜园里摘几个茄子，再拔几棵葱！”

春桃应了一声，从厨房里出来，拎了一个竹篮子往后院去了。经过堂屋门口的时候，她朝我瞥了一眼，说了一句：“就在这儿吃吧，别客气。”

这一句话说得平平淡淡的，可我听着比蜂蜜还甜。

后来回想起来，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走上“邪路”的——帮大哥办事办成了自己娶媳妇，这放在全中国，也算是一件稀罕事了。

四

我留在张大叔家吃中午饭了。

心里是又愧疚又期待，愧疚的是我最终没能把持住自己，在人家客气的邀请下推辞了几下就没再坚持，最终“厚着脸皮”坐了下来；期待的是，还能再看春桃几眼。

张大叔家的午饭虽然不是大鱼大肉，但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来说，已经是相当丰盛了。婶子主厨，春桃打下手，娘儿俩在厨房里忙活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端上来的菜端端正正摆了一桌子。

一大盘子茄子豆角炖粉条，油汪汪的，冒着热气；一盘韭菜炒鸡蛋，金灿灿的鸡蛋和翠绿的韭菜配在一起，好看得让人舍不得下筷子；一大碗水豆腐，白嫩白嫩的，上面浇了一层红亮的辣椒油和蒜泥，光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还有一碟炸花生米，一盘切好的咸鸭蛋，一碟腌辣椒炒小鱼干，最里面还搁了一盘炒青菜，嫩绿嫩绿的，透着油光。

张大叔还从柜子里翻出半瓶“沂州大曲”，拿起子撬开，给我倒了小半杯，又给自己倒满了。我看着他给我倒的酒，心里犯着嘀咕：十五岁就喝酒，要是被我爹知道了，得揣我好几脚。

“叔，我不会喝酒。”我推辞着。

“男人哪有不喝酒的？”张大叔把酒杯从桌上推到我面前，不容我再拒绝，“倒上就是让你意思意思，不是让你干了的。来，尝尝。”

婶子和春桃端好菜之后也坐到桌上来了，一家三口加上我，四个人围着八仙桌吃起饭来。婶子话不多，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劝我多吃菜，时不时往我碗里夹两筷子菜。春桃坐在婶子对面，安安静静地吃饭，时不时抬头看一眼桌上的动静，遇上我的目光就赶紧低下头去，像做贼似的。

张大叔喝了两杯酒，话匣子彻底打开了。他从自己年轻时在水利工地上干活的光景说起，一直说到他承包鱼塘这些年的酸甜苦辣。他说养鱼也是一门学问，不光是往水里放几尾鱼苗那么简单，得懂水质、懂鱼病、懂饲料配比，一套一套的，听着像个专家似的。

“大林啊，”张大叔喝得脸红脖子粗，舌头都有点打结了，“你回去跟你大哥说，我这鱼塘，三亩半，一年一百二十块承包费，不多一分，不少一分，能行的话，咱们就把契约立了。这两年我年纪渐长，身子骨也不如从前，婶子的病花钱的地方多，实在吃不消了。鱼塘交给外人我不放心，给同村的我又觉得没意思，要是你们柳树沟有人愿意接，我倒省心。”

说着，他朝家里四处看了看，继续说：“要说养鱼养得好的人家，十里八乡我都打听过，就是你们林家兄弟合适。你大哥在水利工地上干过，懂这一套。”

我竖着耳朵听着，心里的小算盘噼里啪啦地拨拉着。一百二十块的承包费，说贵不贵，可说不贵也够呛。但听张大叔的意思，鱼塘是块好资产，一年养出来的鱼卖出去，刨掉成本和承包费，怎么着也能赚上两三百块。在农村，一年能多赚两三百块，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大叔，这个价格我记下了，回去跟我大哥好好说说。”我端起酒杯，跟张大叔碰了一下。

可就在这时候，春桃突然开了口。

“爹，你别喝多了。”她轻声说了一句，站起来走到张大叔身边，把他手里的酒杯子轻轻放回到桌上。

张大叔瞪了她一眼，说：“难得的客人，喝杯酒怎么了？你少管。”

春桃没再说话，抿着嘴笑了笑，走到灶房里端了一壶热茶出来，给我和张大叔各倒上一碗。倒茶的时候，她微微弯着腰，辫子垂下来几乎要扫到桌面，那根红头绳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光，在我心尖子上挠了一下。

我当时只觉得浑身上下哪里都不安生，掌心直冒汗。

就着那壶茶，我得寸进尺般又跟张大叔东拉西扯了半个多钟头，一直喝到茶水都淡得没有味了。

这顿午饭，从上午十一点多吃到下午两点多。张大叔的兴致太高，我不好意思拂了他的意，只能耐着性子陪他聊。婶子中途到厨房烧了一壶水，又给我续了两回茶，而春桃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收拾完了碗筷，端着一盆衣服到后院洗衣服去了，留下我陪着张大叔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太阳慢慢地偏西了，我这才终于站起来告辞。

张大叔和婶子把我送到大门口，春桃没出来。我踏出院门的那一刻，回头望了一眼——春桃站在后院的晾衣绳旁边，正将一件湿漉漉的蓝布衫抖开搭在绳上。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目光，抬起手捋了捋额前的碎发，朝我点了点头。

那点头的动作很轻很淡，稍不留意就会错过，却像一瓢清水，泼在了我这根快要烧断的电线上。

好在她并不知道，此刻她不经意的这一点头，能让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山路上走出怎样一种失魂落魄的步子来。

回来的路上，我走得比来时快得多，但心思全不在脚下的路上了。我的手插在军便装的口袋里，把张大叔说的那些承包数字翻来覆去地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可是每想一会儿，脑海里那穿月白衬衫、扎红头绳的姑娘就会跳出来，把我脑子里那些数字搅得七零八落。

山风从峡谷里灌进来，把路边的玉米叶子吹得哗哗作响，像无数只手在鼓掌。

我的脚底下突然感觉到一股力不从心，于是找了一块光滑的石头坐下来，把脑袋埋进了膝盖里。

我在心里问自己：林大柱，你在做什么？

答不上来。

我只能对自己说，你是替你大哥来看鱼塘的，春桃的事不归你管，也不该你管。

可另一个声音却在脑子里嗡嗡地响着：既然你大哥见了姑娘就脸红，那他跟春桃……会不会也不合适？

我连忙在心里把自己臭骂了一顿：那是你未来的嫂子，瞎想什么呢！

可是我拦不住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终于回到了柳树沟村。大哥蹲在院子里的大石头上，手里夹着一根烟屁股，看见我回来了赶紧站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迎了上来。

“怎么样？张满仓怎么说？”

“挺顺利的。”我把张大叔的话一五一十地跟大哥重复了一遍，说了一会儿价格、鱼塘的情况、还有一些零碎的条件。大哥听得仔细，微微眯着眼睛算账，最后点了点头，说这个价格还算公道，可以考虑。

“还有，张大叔还说了……”我突然停住了话头，因为我知道接下来要说的话不太对劲。

“说了啥？”大哥追问。

我在心里斗争了三秒钟，决定还是把话咽回去：“没啥，就说是让你改天亲自去看看塘子，到时候再敲定。”

大哥点点头，嘴角微微上扬了一点，推着我进院子吃饭。

晚饭我吃得心不在焉，娘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嗯嗯啊啊”地应了，根本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小妹小翠揪着我的裤腿让我给她讲故事，我摸了摸她脑袋让她去找娘。

躺在那张土炕上，被褥的粗织感在皮肤上摩擦生热，我的脑海里又开始播放餐桌上春桃斟茶的那一幕。我努力让自己想点别的——想学校里的功课，想明年该上初三了，想中考的事，可每一个念头转了几个弯，最后又绕回到那张瓜子脸、那双杏眼上去了。

我大约是那时开始“堕落”的。一个少年的心，在十月里的某一天，被一根红头绳悄悄地勾走了。

第二天是星期一，我照常去学校上学。可脑子里全是春桃的模样，连老师讲的数学公式都听不进去。上课走神被数学老师逮住了一回，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连题目都答不上来，被罚站了一整节课。

同桌王小军下课后凑过来问：“林大柱你咋回事？魂丢了？”

我苦笑了一下，没吭声。

五

过了两天，大哥真的亲自去了张家坡村一趟，跟张大叔见了面，看了鱼塘，谈了承包的细节。这次他倒没让我跟着，自己去就行。回来说，鱼塘确实不赖，水质清亮，鱼苗也是好品种，承包下来有得赚。

“那我就去跟张大叔签合同了。”大哥在饭桌上跟我爹娘说了这事，征求他老人家的意见。

爹沉默了片刻，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点了点头：“你想干就干，爹支持你。就是手头紧，承包费咱家先垫着，要跟你大伯借点钱。”

娘没说话，因为她正在盘算着从哪里挤出这一年一百二十块的承包费来。一百二十块对于我家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用得起急，可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大哥承包鱼塘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日子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我上学、放学、帮家里干活，事情一天天地过着，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可我的心里，像埋下了一颗种子，它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生根发芽，一天天地生长着，只是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很早，还没进腊月就飘了一场大雪。沂蒙山区冬天冷得很，土坯墙的房子里没有什么取暖设备，一家老小靠着炕头上那点热气挨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娘在炕头边上纳鞋底子，我们兄妹几个趴在炕桌上写作业，爹在旁边搓草绳，一家五口人挤在土炕上，倒也有几分暖意。

日子不算好过，可一家人在一起，倒也踏实。

转眼又到了开春，冰雪消融，柳树的枝条露出了鹅黄。大哥的鱼塘也开始忙碌起来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赶去张家坡村，傍晚才回来，有时候午饭就在塘边凑合着吃几口凉馒头。鱼苗要投喂，水质要检测，塘边的堤坝要加固，杂七杂八的事情多得是。大哥虽然忙，却忙得很充实，脸上的笑容比以前多了，嘴角老是翘着，走路都带风。

而我——这个替大哥去谈鱼塘的“功臣”——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遭遇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波折，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结尾

那年的鱼塘，大哥最终还是承包了下来。合同签了三年，一年一百二十块，头一年的承包费是从大伯家借了五十块，又跟信用社贷了七十块才凑齐的。大哥签完合同那天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抽了半宿的烟，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知道那是压力——三亩半的鱼塘，全家人的希望，全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肩上。

而我，从那天起，也扛起了另一份心事。

春桃的影子像一株野草，在我心里疯长，怎么拔也拔不掉。我每次周末回家，都会找各种借口往张家坡村跑。有时候说是帮大哥看看鱼塘的情况，有时候说是张大叔托我带个话，有时候什么理由都没有，就在村口大槐树下站一会儿，远远地望一望她家的院门。

娘心细，没几个月就发现了端倪。那天我在灶房里喝粥，娘突然问了一句：“柱子，你最近老往张家坡跑，是不是看上人家闺女了？”

我嘴里那口粥差点没喷出来。

“娘，你瞎说啥呢！”我把脸埋进碗里，耳朵根子烫得像火烧。

娘没再追问，只是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倒是大哥，对他的鱼塘全心投入，根本无暇顾及弟弟那些小心思。春天投了三百尾草鱼苗、两百尾鲢鱼苗，又买了些鲤鱼和鲫鱼，一天到晚忙着割草喂鱼、清理塘里的杂物、撒石灰给塘水消毒。他的手比以前更粗糙了，整个人黑了一圈，瘦了一大圈，可精神头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可好景不长。那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差点把大哥的梦想冲垮。

我记得那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乌云从西北方向压过来，像一堵黑色的墙。我正在镇上学校上晚自习，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紧接着就是一阵狂风，把教室的窗户吹得啪啪作响。

班主任李老师走到窗边看了看天，脸色变了：“坏了，要下大雨了。”

话还没说完，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噼里啪啦地打在瓦片上，像有人在屋顶上撒豆子。雨越下越大，很快变成了瓢泼大雨，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我坐在教室里，心里却飞到了鱼塘那边。

大哥的鱼塘在低洼处，上游是一条季节河，要是河水暴涨，鱼塘的堤坝根本扛不住。那些鱼苗是大半年的心血，要是被水冲走了，别说还贷款了，一家人的日子都过不下去。

晚自习还没下课，我就翻墙跑了出去。雨太大了，伞根本撑不住，我索性把伞收了，顶着雨往张家坡村的方向跑。五里山路在雨夜里格外难走，泥路被雨水泡成了稀泥浆，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踝。我摔了好几个跟头，浑身湿透了，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钻心，可我顾不上这些，咬着牙往前跑。

等我赶到鱼塘边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像个泥猴了。

鱼塘边上站着几个人，我借着闪电的光看见了大哥的身影。他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和几个人一起用沙袋堵堤坝上的缺口。雨水顺着他的脸上往下淌，他咬着牙，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在拼命。

“大哥！”我喊了一声，也跳进了水里。

水冰凉冰凉的，激得我打了个哆嗦。可那一刻顾不了那么多，我学着大哥的样子，扛起一袋沙袋就往缺口处顶。

堤坝上的裂缝越来越大，水从裂缝里钻出来，像一条条小蛇。大哥嘶哑着嗓子指挥我们堵缺口。张大叔也来了，穿着蓑衣站在岸边递沙袋。春桃竟然也在，她撑着一把破油纸伞，手里提着一盏马灯，在那风雨飘摇中给我们照亮。昏暗的马灯光在暴雨里就像萤火虫一样微弱，可在那一刻，那点光是我们所有人的方向。

雨下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渐渐小下来。

在堤坝终于稳住了的那一刻，大哥一屁股坐在泥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这才发现，他的右手虎口裂了一道口子，血混着雨水往下流。

“哥，你手破了！”

大哥低头看了一眼，把伤口在泥水里涮了涮，咧着嘴笑了笑：“不碍事。”

我看着他那副样子，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春桃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岸边，朝我喊了一声：“柱子哥，你上来吧，水里凉。”

就这一句话，我浑身所有的冷都忘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如果没有张大叔一家帮忙，大哥的鱼塘可能就保不住了。张大叔是养了几年鱼的老把式，知道暴雨天该怎么应急。他带着大哥和村里几个后生，用最快的速度堵住了缺口，又把上游引水的渠道改了个方向，才让鱼塘逃过了一劫。

从那以后，大哥和张家的关系更近了。他隔三差五地往张家跑，有时候是送两条鱼过去，有时候是帮张大叔干点力气活。娘看在眼里，私下跟我说：“你大哥怕是对春桃有意思。”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大哥和春桃，如果真能成，那倒也是一桩好事。肥水不流外人田，春桃嫁到我们家来，成了我嫂子……那我以后就能天天看见她了。

可这个念头只在脑海里闪了一下，就被我掐灭了。

因为我心里清楚，大哥对春桃再怎么好，那也是因为鱼塘的事、因为张大叔帮过忙。大哥这个人，见了姑娘连句囫囵话都说不利索，怎么可能主动去追春桃？再说了，春桃比他小好几岁，人家姑娘看不看得上他还两说呢。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

时间一晃就到了年底。大哥的鱼塘赶在过年前出了一批鱼，草鱼长得大的已经有五斤多了，鲢鱼也有两三斤。他雇了人帮忙打鱼，在张家坡村和柳树沟村连着赶了两个集，把鱼卖了个七七八八。算下来，除去成本和承包费，净赚了两百多块。

那天晚上，大哥数完钱从里屋出来，把一张十块钱的票子递给我。

“柱子，给你的。这一年你没少帮我忙，这是哥的一点心意。”

我推了半天没收。大哥硬塞到我口袋里，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念书，明年考高中，哥供你。”

那十块钱我后来一直没舍得花，压在枕头底下，直到考上高中才拿出来交了学费。

可就在那年冬天，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张大叔来我家了。

他提了两条大草鱼，一瓶白酒，还带了两包点心，笑呵呵地进了门。爹赶紧把他迎进堂屋，娘忙着张罗饭菜。大哥从鱼塘那边赶回来，一进门看见张大叔在，明显愣了一下，然后有些不自然地打了招呼。

张大叔那天喝了不少酒，拉着爹的手说了很多话。说的无非是鱼塘的事、儿女的事，还有两家以后要多走动之类的话。

我蹲在院子里劈柴，耳朵却竖着听堂屋里的动静。

酒过三巡，张大叔突然说出了一句让我手里的斧头差点劈空的话。

“大海哥，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啥事？你说。”

张大叔喝了一口酒，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地传到了院子里：“我家春桃，今年也二十了，到了说人家的年纪了。我寻思着……要是不嫌弃的话，让你家老大跟春桃处处？”

屋子里安静了片刻。

我的心也跟着安静了——是那种瞬间死寂一样的安静。

柴火从手里滑落，磕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可我已经听不见了。

大哥跟春桃？张大叔要把春桃许给大哥？

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嗡嗡地响个不停。世界在眼前旋转着，所有的颜色都褪了，只剩下院子角落里那堆白花花的柴火。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站起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院子外面的。只觉得天上飘着雪花，落在脸上冰凉冰凉的。我靠在那棵老槐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脏像被人攥住了似的，一阵阵地发紧。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心痛。

十五岁的冬天，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姑娘，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成了别人眼里的“嫂子”。

我蹲在雪地里，雪花落了一身，把自己冻成了一根冰棍。我想哭，可眼泪到了眼眶边又缩了回去，干涩涩的，怎么也流不出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膀。

是大哥。

“柱子，你咋在这儿蹲着？不冷啊？”大哥的声音有些沙哑，大概是喝了酒的缘故。

我没抬头，把脸埋在膝盖里，闷闷地说了句：“没事，哥，透透气。”

大哥在我身边蹲下来，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话，让我猛地抬起了头。

“柱子，我刚才在屋里跟张大叔说了……春桃的事，我不同意。”

我愣住了，抬头看着他。

大哥的脸被酒气熏得泛红，可眼神却是清醒的，清醒得像冬夜里的星星。

“哥，你……你说啥？”

“我说我不同意。”大哥重复了一遍，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寻常的事情，“春桃那姑娘是不错，可我心里清楚，她跟我不合适。”

“咋……咋不合适？”我的声音在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别的。

大哥没直接回答，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深吸了一口，烟雾在雪花里升腾起来，混成了一团朦胧的白色。

“柱子，你别瞒我了。”大哥弹了弹烟灰，声音低沉，“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每次你去张家坡村，眼睛都往哪儿瞅，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感觉自己的脸“唰”地一下红了，红到了耳根子。

“哥，我没有……”

“别嘴硬。”大哥打断了我，“我是你亲哥，你心里想啥我能不知道？你替我去张家坡村那天回来，整个人魂都丢了似的，晚上翻来覆去烙烧饼，我睡你旁边，被你吵醒了好几回。”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大哥又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我这个人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一没长相二没文化，一个大老粗，人家春桃姑娘长得俊，又有文化——我听说她在镇上读过初中。我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庄稼汉，人家凭啥嫁给我？再说了……”

他顿了顿，转过头看着我说：“春桃比我小了七八岁，我这把年纪了，不能耽误人家姑娘。倒是你，柱子，你今年十六了，再过两年念完高中，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了。你跟春桃……”

“哥，你别说了。”我打断了他，声音有些哽咽，“我才多大？我还上学呢，这些事还早着呢。”

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笑了。那张被风吹日晒得粗糙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有余生兄长的担当，也有对弟弟沉默而深厚的成全。

“不早了。”大哥说，“有些事，该考虑就得考虑。你要是真喜欢人家姑娘，哥帮你。”

我摇了摇头，没说好，也没说不好。雪花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落在大哥的肩上，落在我的头发上，有两小无猜似的亲密。我看着大哥那双粗糙的大手，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他是一个好哥哥，真的。

为了弟弟，他连自己的亲事都可以推掉。

后来的事情，是爹和娘帮着操持的。张大叔提亲被大哥婉拒了之后，爹和娘出面打了圆场，说是“大壮年纪还小，先忙事业，过两年再说”。张大叔倒也没生气，笑着说“等得起”。

可没过多久，娘就把春桃的事跟我挑明了。

那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围在炕头上吃年夜饭。娘包了饺子，白菜猪肉馅的，肉虽然不多，可那香味馋得小妹小翠在灶台边转了好几圈。吃过年夜饭，爹领着大哥去院子里放鞭炮，娘把我留在里屋，单独跟我说话。

“柱子，你跟娘说实话，你是不是对春桃那姑娘有意思？”

我知道瞒不过去了，红着脸点了点头。

娘抚摸着我的头发，轻轻叹了口气：“柱子啊，不是娘不让你想，可你才十六岁，还在上学。春桃比你大三岁，等你能成家的时候，她都二十好几了，人家等不等得起？再说了，你现在啥都没有，拿什么去提亲？你爹身子不好，你大哥还没成家，咱们家这个条件……”

娘的话没说完，可我都听明白了。

十六岁的少年，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拿什么去喜欢一个人？

那晚我一夜没睡着。

年初一的早上，大哥把我从炕上拽起来，啥也没说，拉着我去院子里劈柴。劈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柱子，你想好了没有？”

“想好啥？”

“春桃的事。”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哥，你说得对，我现在啥都没有，不配想这些。”

大哥放下斧头，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柱子，你不能这么想。咱们家是穷，可穷不是错。人穷志不能短，你好好念书，将来考出去，有出息了，啥都有了。春桃的事，你不用急，哥给你顶着。”

那是1986年的大年初一，我大哥林大壮在我十六岁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最坚实的种子。

从那以后，我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上课总是走神打瞌睡，从那以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课本翻得起了毛边，练习册做了一本又一本。同桌王小军说我疯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只知道我必须往前跑，快一点、再快一点，跑到自己有资格站在春桃面前的那一天。

1987年夏天，我以全镇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沂水一中。

录取通知书送来的那天，娘哭了，爹抽了半天的烟，大哥从鱼塘里捞了两条最大的草鱼，让娘炖了一大锅，全家人好好地吃了一顿。

大哥端着酒杯，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柱子，哥就说你行！往后好好念，考大学，哥供你！”

我看着大哥那双粗糙的手——那双在鱼塘里泡了两年、被水泡得发白蜕皮的手，心里暗暗发誓：大哥，这辈子你为我付出的，我林大柱记一辈子。

高中在县城，离家四十多里路，得住校。临走那天早上，娘给我收拾了一个大包袱，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一罐咸菜、两斤炒面，还有三十块钱——那是大哥卖鱼攒下的，崭新的票子，一沓子一块两块五块的，摞在一起。

“够了够了，娘，不用这么多。”我推辞着。

“拿着，穷家富路。”娘把包袱塞到我手里，声音有些哽咽，“出门在外，别委屈了自己。”

我没有告诉她，那些年，我从来没有觉得委屈过。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身后，有爹、有娘、有大壮哥、有小翠，还有一个藏在心底的人，在等着我一步步地走向他们。

高中三年，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书，晚上熄灯了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做题。县城的生活比农村好不了多少，食堂里的饭菜清汤寡水，可我已经习惯了。每个月回家一趟，带些咸菜和干粮回学校，凑合着过日子。

每次回去，我都会绕道去张家坡村，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站一会儿。有时候能远远地看见春桃在院子里晾衣服的身影，有时候只能看见她家紧闭的院门，和墙头上那排郁郁葱葱的仙人掌。

我没有进去找过她，也没有给她写过信。不是不想，是不敢。一个穷学生，拿什么去打扰人家姑娘的生活？

可我知道，每当我背书背得头昏脑涨想放弃的时候，每当我看着别人吃白面馒头自己只能啃窝窝头的时候，只要想起春桃那张笑脸、那道红头绳，所有的心酸和苦累就都不算什么了。

1990年夏天，我参加了高考。

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我以全县第二十八名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虽然不是清华北大，但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师范大学不收学费，每月还有伙食补贴，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那天，整个柳树沟村都轰动了。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隔壁张家坡村的人也赶来道贺，院子里挤满了人。爹那天难得穿上了那件压在箱底多年的中山装，挺直了腰板坐在堂屋里，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骄傲。娘忙前忙后地张罗着给大家倒水，眼眶红红的，偷偷抹了好几次泪。

大哥从鱼塘里捞了满满一筐鱼，挨家挨户地给左邻右舍送。他逢人就说：“我弟弟考上大学了！省城的大学！”

消息传到了张家坡村，张大叔也来了，身后跟着春桃。

那是三年来我第一次离她这么近。

春桃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碎花衬衫，头发还是扎着辫子，辫梢的红头绳换成了一根粉色的丝带。她比三年前长高了一些，皮肤白了一些，眉宇间多了几分成熟的韵味，可那双杏眼依然亮晶晶的，笑起来嘴角微微上翘的样子，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

“柱子哥，恭喜你。”她走到我面前，递过来一个红色的布包。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双布鞋，纳得密密实实的鞋底，针脚匀称得像机器缝的。鞋面上绣着两朵兰花，栩栩如生，清新的韵味扑面而来。

“这是……”

“我做的，不知道合不合脚。”春桃低下头，脸颊上飞起两朵红云。

我心里的那根弦瞬间绷紧了，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大哥从旁边走过来，推了我一把：“愣着干啥？还不快谢谢人家！”

我这才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句：“谢……谢谢。”

那天晚上，客人散尽之后，大哥把我拉到了院子里。月光很亮，照在他脸上，我看见他的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

“柱子，哥有件事要跟你说。”大哥坐在石墩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他的手指比以前更粗糙了，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

“啥事？”

“春桃的事。”

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了。

大哥看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慢慢地说：“前年张大叔带着春桃来找过咱爹娘，说的是春桃的婚事。那姑娘等了你三年了……”

“等……等我？”我的声音发抖了。

“你以为呢？”大哥弹了弹烟灰，“你考上高中的时候，张大叔来家里吃饭，就跟咱爹透了话，说春桃那姑娘心里有人。爹问他谁，他没明说，可咱们心里都有数。”

我愣住了。

三年来，我拼命地读书、考试，以为自己在单相思，以为春桃根本不知道我的心思。可原来……她一直在等我？

“柱子，”大哥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哦不，还没毕业，但你是大学生了，村里最有出息的后生。你要是还喜欢春桃，哥明天就去张家提亲。”

月光下，大哥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郑重地点了点头。

三天后，大哥带着爹和我，提了两条大鲤鱼、一对鸡、两瓶酒，去了张家坡村。

张大叔和婶子在堂屋里等着我们，春桃躲在里屋没出来，可我知道她一定在听。

提亲的事谈得很顺利，张大叔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大柱考上大学那一天，我就知道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春桃能跟他，是她前世修来的福分。”

我连忙说：“大叔，是我高攀了春桃。”

张大叔摆摆手，笑着说：“什么高攀不高攀的，两家结亲，是缘分。这门亲事，我同意了。”

那年秋天，我去了省城上大学，春桃在家里等我。

大学四年，我每个月给春桃写一封信，她也给我回信。她的字写得不算漂亮，可一笔一划都很认真，信纸上偶尔会夹一片树叶或者一朵压干的花。那些信，我每一封都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压在枕头底下，睡觉前看一遍，醒来后再看一遍。

1994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回县城的二中当老师。工作稳定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跟春桃结婚。

婚礼那天，在柳树沟村摆了二十桌流水席，全村的人都来了。大哥杀了一头猪，鱼塘里的鱼捞了好几十斤，娘和婶子们从三天前就开始忙活，蒸馒头、炸麻花、包饺子，灶房里热气腾腾，香味传出去好几里地。

春桃穿着大红的嫁衣，头上戴着红花，被她的几个姐妹搀着走进院子的时候，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她等了我九年。

从十五岁到二十四岁，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她全都用来等我了。

拜天地的时候，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她的眼里噙着泪花，嘴角却是笑着的。那笑容和我第一次见她时一模一样——弯弯的眉毛，亮晶晶的眼睛，浅浅的酒窝，只是红头绳换成了大红的盖头。

娘在厨房里抹眼泪，爹坐在堂屋里笑得合不拢嘴。大哥站在门口招呼客人，忙得脚不沾地，可脸上的笑容比谁都灿烂。

小妹小翠已经十八岁了，出落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她拉着春桃的手，甜甜地喊了一声“嫂子”，春桃应了一声，脸红了。

那一刻，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太好了。

尾声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如今我五十二岁，春桃四十九岁。我们的儿子林青已经大学毕业，在省城工作，去年刚结了婚。女儿林苗今年上大二，考上了她妈妈当年的梦想——省城医学院。

大哥今年五十八岁了，鱼塘养了三十多年，从当初三亩半扩大到二十多亩，成了方圆几十里最大的养鱼户。他在县城买了楼，可还是喜欢住在村里，每天天不亮就去鱼塘边转转，看看水，看看鱼，跟他的鱼说说话。

他的老伴是隔壁村的一个寡妇，姓王，比他小三岁，带着一个女儿嫁过来的。大哥对那个女儿视如己出，供她读完了中专，如今在县城医院当护士。大哥自己的女儿——他后来跟王婶生了一个闺女，名叫林甜，今年二十三岁，在镇上开了个超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娘今年七十八了，身子骨还硬朗，牙口也好，一顿饭能吃一碗红烧肉。她跟爹搬到县城跟我们一起住了，可每隔几天就闹着要回村里看看，说要看看她的老房子、老邻居。

爹前年走了，享年七十六岁。走的那天很安详，吃着饭呢，突然说困了，躺下就没再醒来。村里的老人都说这是喜丧，说明老人家这辈子没受啥苦，走得舒坦。可娘还是哭了好几天，眼睛都哭肿了。

张大叔和婶子也老了很多，住在张家坡村的老宅子里，每年过年我们都会去看他们。张大叔的耳朵背了，说话得凑到他耳边大声喊才听得见，可精神头还好，一顿饭能喝三两白酒。每次见到我，他都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说：“你这个女婿，我没挑错。”

春桃常说，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那年秋天，替哥哥来谈鱼塘的那个少年，没有半路跑掉。

我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那年秋天，替哥哥去谈鱼塘，遇见了那个端茶倒水的姑娘。

其实故事的开头没那么复杂，不过是一个替哥出马的少年，一间老屋，一碗热茶，和一根红头绳。

只是后来，那根红头绳，系住了我一辈子。

（全文完）